法官也看不下去了，美国要审判马杜罗，却不让委内瑞拉为其请律师

2026年1月3日，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加拉加斯一处住所，把63岁的尼古拉斯·马杜罗以及69岁的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带走，并且空运至纽约。

3月，两人在布鲁克林被羁押等待审判，并到曼哈顿出席听证会。检方针对他们提出四项重罪指控，核心包括“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等，两人当庭明确表示不认罪。

辩方提出，委内瑞拉公共资金原本可以拿来支付辩护费用，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让相关资金无法动用，结果就是被告无法选择并聘请自己想要的律师团队。

辩方借助的依据是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刑事被告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且这项权利在美国并不以国籍或身份为前提，即便是外国人，甚至是美国政治上极不认可的人，也应当得到同等的程序保障。

检方的说法同样直接，制裁本来就是合法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手段，尤其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拧紧”，理由涉及腐败以及破坏民主制度，并且美国还认定其2018年连任存在舞弊。

检方进一步强调，美国自2019年以来就不承认马杜罗是合法总统，那么现在要求美国放行“委内瑞拉国家资金”用于其个人刑事辩护，本身就存在逻辑冲突。检方给出的替代方案是没钱就选用公设辩护人，法院可以进行指定。

听证会现场对比强烈，被告穿着统一囚服坐在席位上；检方不断把论述落到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辩方则把重点放在宪法权利是否能落地。

他还提出几乎带有定调意味的观点：在这里所涉及的权利当中，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的，是获得宪法律师帮助的权利。

但这类“权利优先”的表述落到现实层面，会立刻撞上三道难题。第一道是行政权边界，法官追问检方：法院能不能要求财政部调整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可以支付诉讼费用？

检方的回应很强硬，外交政策属于行政部门权限，法院无权指挥财政部如何执行制裁。

第二道是政治现实，较早时候，特朗普还对媒体表示将对马杜罗提出更多诉讼，但未披露细节，这使案件明显不只在法庭运行，也会被政治风向牵动。

第三道是可操作性，即便法官同意第六修正案权利应被优先保障，钱如何解冻、通过何种路径支付、付到谁手里才不触发制裁违规，这些都需要具体机制，而不是一句“权利更重要”就能自动解决。

辩方也把压力反向推到法庭，曾代理阿桑奇的律师波拉克公开表示：如果法官不撤案、委内瑞拉又无法支付律师费，他可能选择退出。

这更像在说明职业逻辑，这种高度政治化、周期长、成本高的联邦刑事案件，如果缺乏稳定资金来源，顶级辩护团队很难长期维持运转。权利层面强调“应当有辩护”，而现实层面要面对“费用怎么持续覆盖”，两者往往不会自然一致。

这起案件把美国法治中一种“结构性冲突”摆在台面，一方面，美国希望向外界展示“即便审理敌对人物也依靠程序与宪法”，以体现制度正当性；另一方面，美国又把制裁当作外交工具，而制裁的目的往往就是让对手承受压力、增加谈判筹码。

当这种压力延伸到刑事诉讼中的辩护资源时，法庭还能否持续确保对抗式诉讼的平衡与公平，就会受到质疑。

若被告只能依靠公设辩护人，而对面是资源充足的联邦检察体系，即便流程合规，也容易引发公众对“结果是否早被结构决定”的怀疑。

公开记录显示，这类案件进入实质审判并成功定罪的案例有限，甚至曾出现因证人可信度问题而被推翻的定罪。于是，辩护资源的多少不再只是“体验差异”，而可能成为左右案件走向的重要变量。

马杜罗被捕后，委内瑞拉由前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担任临时总统，加拉加斯与华盛顿的关系据称有所缓和。

但纽约仍在推进对前总统的审前程序；制裁虽有松动，却依然卡住律师费渠道；法官强调宪法权利，检方强调行政权边界。

多组矛盾叠在一起，反而提示外界美国内部也在摸索“如何处理一个被其长期定义为非法的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新脚本，而司法系统被推到台前承受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