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起底: 以色列、日本、俄罗斯争抢印度移民，背后心思截然不同

✪ 张忞煜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

【导读】联合国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长期以来，印度还是世界最大劳务输出国。近期，日本、俄罗斯、以色列、新西兰、欧盟等均与印度政府就促进人员交流、引入印度专业技术人才与劳工达成协议并逐步推动落实。如2025年8月，日本首相石破茂与印度总理莫迪发表《面向未来十年的日印共同愿景》，提出在未来五年内实现50万人次的双向交流，并计划引进五万名印度专业技术人才；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俄印劳动力流动协议。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还表示，俄已准备好接收“无限量的”印度技术工人。但与此同时，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历史上吸纳大量印度劳工并已形成规模可观的印度裔社区的西方国家，印度人与非印度人社区的矛盾也不时见诸报端。在全球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一批又一批来自不同邦、社会文化背景各异的印度年轻人背井离乡赴外谋生，对印度、人力输入国乃至全球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本文原载《世界知识》2026年第5期，本研究获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资助，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印度人力，涌向全球

印度人力输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环

印度次大陆自古以来便以广袤的耕地、湿热的气候供养了数量可观的人口。但古代印度各邦国未发展出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国家制度和行政能力，长期存在的跨国人口流动以及人口买卖是日后印度军警、体力劳动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三类现代人力输出现象的早期雏形。

在古代印度，具备祭祀、法律、文教等领域专业知识的人员流动是印度文明向外扩散的重要载体。白马驮经来到汉地的竺法兰、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密宗祖师善无畏等印度佛教僧人是古代印度知识分子出海发展的经典案例。人口规模大且流动限制较少的印度次大陆，在13世纪由德里苏丹国主导后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雇佣兵市场之一。除少数不事生产的军事将领外，大多数在战场搏杀的骑兵及其步兵扈从都是闲时务农、战时从军的农民兵。至近代早期，以异地用兵、俸地薪酬、定期转封等制度维系军事强权的莫卧儿王朝（16～19世纪）事实上是当时次大陆最大的佣兵雇主。与人口流动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贸易，彼时印度还同时输出和输入奴隶。

2025年7月11日，印度孟买当地通勤者在火车站候车。

17～18世纪，蓬勃发展的种植园经济对奴工的需求旺盛，不断提升的航运能力和货运量也让大规模人口贸易成为可能。除从西非获取黑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外，奴隶商人们从桑给巴尔、蒙巴萨、开普敦等东非和南非港口城市收购黑奴，并用一次可容纳多至700人的贩奴船将他们卖往各国种植园。彼时印度商人，尤其是西印度古吉拉特商人凭借航运和金融实力，与阿拉伯和欧洲商人一同跻身印度洋奴隶贸易重要的投资人与获益者之列。19世纪30年代起，奴隶贸易逐步废止，但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种植园经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强劲。于是，各国转而从印度、中国、爪哇岛等人口稠密的农耕国家和地区招募契约劳工前往海外从事重体力工作。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超过100万印度人以契约劳工的身份赴外务工，主要在毛里求斯、马来西亚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从事重体力劳动。早年许多种植园劳工的境遇与黑奴相差无几。迫于国内外压力，英印殖民当局逐步建立起规范的契约劳工招募、卫生保健、长途运输、海外权益保护等相关制度，跨国邮政服务也承担起了海外劳工侨汇的职能。尽管许多契约劳工在完成合同后返回故乡，但也有部分印度劳工选择留在种植园所在殖民地发展。如今毛里求斯、斐济、苏里南等国的海外印度人社区便由当年的契约劳工社区发展而来。例如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其祖上便是从印度来到蔗糖种植园工作的契约劳工。在这一过程中，海外劳工权益保护也成为英印殖民当局外交实践的重要领域。1923年，英印殖民当局组建以印度人文官为骨干力量的教育、卫生与土地部，该部职责之一便是帮助在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人争取政治权利与公平的工资待遇。

与此同时，印度还向外输送了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和军警。18～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成为印度统治者，许多不满殖民统治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遁走中东。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人霍梅尼的祖父、印度什叶派学者艾哈迈德·欣迪便于1830年前后离开印度迁居伊朗。与此同时，英国自1835年起在印度推行西化教育政策后，部分熟稔英语和西方文化的现代中产阶级也得以在英帝国框架下获得更多发展选择。在军警输出方面，英国殖民者以印度的税赋为殖民帝国养兵，并用其拓展和巩固英国在亚太、中东、非洲甚至欧洲的霸权。仅两次世界大战便有数百万印度士兵赴外为英国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军警及其亲族循着殖民网络在各前英殖民地和租界飞地之间流动，在英国伦敦、美国加利福尼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以及伊拉克巴士拉、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新加坡等地都形成了以军警为移民主体的印度人社区。2015～2021年任加拿大国防部长的哈尔吉特·辛格便出生于由旁遮普移民至加拿大的锡克人军警家庭。

至20世纪上半叶，印度已形成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环的人力资源输出业。在这个以人力资源为产品的产业中，输出国的产品生产（人口生育和抚养及基础教育）、收购（人员招募）、加工（专业技能培训）、运输（卫生检疫与人员转运）、分销（抵达人力输入国后的再次派遣）环环相扣，并以众多海外印度劳工的血泪为代价形成了基本的劳工权益和领事保护等制度安排。这一产业将印度的农业经济盈余转化为现代产业亟需的廉价劳动力，印度则通过海外劳务侨汇获得一定资金与劳动技能提升作为补偿，而这些补偿中的相当一部分又重新汇入不断产出劳动力、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以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至1947年印度独立前为英印军队输送了超过半数军人的旁遮普省为例，父辈的工资、退休金和抚恤金用于投资农田开垦和水利工程，而在这些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不少年轻人仍会通过亲友网络进入军中服役。在殖民帝国不断向外扩张的一个多世纪中，印度的农业—人力资源输出业循环也得以不断扩大和再生产。

2025年8月9日，印度阿萨姆邦戈拉加特，茶园工人在采摘茶叶。阿萨姆邦850个茶园雇用了近百万工人，这一产业已有170多年历史。

印度独立后人力资源输出业两次升级

通过和平移交权力实现独立的印度也从英印时期继承了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输出业及其配套制度。此时，契约劳工制度已被流动更加自由的移民劳工取代，在人力输入国逐步站稳脚跟的印度人社区也凭借亲族、乡党身份与劳力行，成为印度人前往各国发展的重要落脚点。英帝国解体后，印度本土军警及文职人员不再承担殖民扩张的任务，但开始参与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并成为派遣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薪资费用制度化，赴海外参与维和行动的印度军警也以一种得到国际社会授权的方式为国家和家庭赚取一份数倍甚至十余倍于国内收入水平的薪资。但另一方面，由于印度军警、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殖民时期在殖民地国家机器和统治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印度劳工与本地劳工竞争就业机会等原因，缅甸、斯里兰卡、南非、乌干达等前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均发生了有组织的驱逐印度人事件。

凭借石油出口在20世纪60～70年代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很快成为印度人力资源的新买家。海湾阿拉伯国家自身人口难以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开采、社会服务等领域所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自古以来便存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印度之间的商贸网络，很快融入从印度引进劳工的市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印度劳工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初迎来快速增长，劳工侨汇成为当时印度最重要的外币来源。据世界银行数据，至1990年，总计约22亿美元的印度侨汇中有约12亿美元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1990年8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侨汇受阻，飙升的石油价格让印度本就糟糕的经济雪上加霜。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央行）数据显示，1990～1991财年，印度国家外汇储备跌至12亿美元，外储仅为侨汇的一半多。同年，印度启动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外储增至约92亿美元，侨汇占比仍然可观。侨汇之于印度经济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而对缺乏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而言，赴海湾阿拉伯国家务工则为个人和家族摆脱贫困提供了宝贵机会。通过各种渠道汇回印度的收入被转化为印度普通家庭稳步提升的生活消费和教育投入，这既拉动了印度国内工商业发展，也为印度在人力资源输出市场上的“产业升级”注入了资本。随着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得以完成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培训，印度向海外输出的劳工也从以低技能的建筑工人、家政帮佣等劳动力为主，向建筑和制造业工人等半技能劳动力，以及软件工程师、医生等高技能劳动力升级。英国殖民时期的农业—人力资源输出业循环也进一步加入了职业技能教育、教培金融信贷服务等新产业，形成了规模更大的产业集群。1990年美国通过的《移民法》建立面向专业技术人员的H-1B签证之后，印度软件公司、劳力行、培训机构及拥有一定家庭经济和教育基础的年轻人纷纷把握新兴产业机会，将美国以及仿效美国建立类似制度的发达经济体作为出海发展的目的地。然而，尽管美国取代海湾阿拉伯国家成为印度第一侨汇来源国，但据印度外交部数据，目前总计约3500万海外印度人中，仍有约888万人生活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据印度央行的侨汇调查数据，2023～2024年，印度近四成侨汇仍来自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其中，阿联酋既是海湾地区海外印度人最多的国家（约357万），也是印度人占所在国居民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约36%），还是印度侨汇第二大来源国（占比19.2%，约230亿美元/年）。

侨汇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人力资源输出事务在印度外交中的地位。相较1947年以后才由印度政府独立处置的大国外交，印度政府处置侨务和海外领保工作的历史更加悠久。三位在冷战时期对印度外交影响深远的外交文官，即独立后印度首任外交秘书长吉尔贾·尚卡尔·巴杰帕伊、首任外交秘书库马尔·帕德马纳帕·西瓦尚卡尔·梅农和第三任外交秘书苏比马尔·杜特，早年都曾在负责海外劳工权益事务的教育、卫生与土地部工作。然而，与历史上的美洲和非洲殖民地不同，海湾阿拉伯国易友口较少，并不欢迎劳工转为移民入籍。故在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也运用赋予雇主控制劳工出入境、就业变更之权的“卡法拉”制度管理外来劳工，并在外来劳工服务年限、生活空间等方面施加严格限制，印度劳工人身和财产安全被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为协调大规模劳工输出引发的问题、保护海外印度劳工权益，印度于1983年通过《移民法》，规范向外输出劳力的管理制度，并从1985年开始陆续与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等主要劳工输入国签署双边劳务协议，建立处理涉劳工事务的双边机制。在此背景下，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印度政府协调各方力量在63天内从海湾地区撤回了约17万名印度劳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2014年，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还赴伊拉克组织撤回46名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围困在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的印度护士。

2025年3月11日，身为印度裔的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共同植树。

正在开启新一轮人力输出扩张

殖民时期在英帝国框架下的人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后向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劳务输出、1990年代后向美国的高技术劳务输出是印度人力资源输出业的三轮扩张。但是，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出现了印度人与非印度人社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尤其是2025年9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提高印度技术人才倚重的H-1B签证申请门槛，将更多高薪工作留给美国人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施政主张。尽管如此，印度官方仍与日本、俄罗斯、以色列等国高调启动第四轮面向新市场的印度人力资源输出。

从印度各级政府的角度来说，印度年轻人寻求出海发展的民意难以阻挡，持续推动劳力输出对国家经济和政治更是意义重大。自1991年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实现稳步增长，但国内就业市场仍难以吸纳庞大的青年人口，国内外薪资水平差距也让许多年轻人更愿意赴海外发展。尽管随着喀拉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等沿海人力输出大邦本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相较农业部门薪资水平更高的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工作岗位增加，当地年轻人赴外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意愿已经开始下降，但印度仍然存在多个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滞后的内陆农业邦，如约有2.38亿人口的北方邦、约有1.29亿人口的比哈尔邦、约有8800万人口的中央邦、约有4000万人口的贾坎德邦。据印度央行发布的《2024～2025财年印度各邦数据手册》，这几个邦的人均邦内生产总值（GSDP）分别约合667美元、432美元、838美元和813美元。相较之下，喀拉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的人均GSDP分别约合2069美元、2103美元、2354美元。由于邦内就业机会有限，这些内陆农业邦的年轻人除前往相对富裕的沿海各邦务工外，也逐渐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等人力输入国从印度沿海各邦劳工手中接过低技能和半技能岗位。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四个内陆农业邦都属于北方印地语区，是印度总理莫迪及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重要票仓。推动劳务输出既可以带动印地语区各邦经济发展，并通过以侨汇持续扩大的印度国内消费市场对外讲好“印度发展故事”，更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印人党在北方选民中的支持度。

2023年9月25日，加拿大渥太华锡克教徒聚集在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外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一直存在，青年人口就业率不足也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人力流动和商品生产及贸易一样并非仅有供需两端便可“水到渠成”。以人力输出的历史基础、持续输出人力的规模和质量、人力输出的产业覆盖面、人力资源输出业的市场化程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程度而言，印度都可以说是各人力输入国的最佳选择之一。在侨汇大国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中国向外输出人力的规模已远小于印度，且主要集中于由大型企业主导的建筑业。墨西哥和菲律宾的人力规模、技能水平和人力输出产业的国际化程度皆不如印度。近期高调宣布将大规模引入印度劳动力的经济体都有长期输入外籍劳工的传统，但各国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以俄罗斯、日本、以色列三国为例：

俄罗斯本就面临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长期延宕的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劳动力短缺问题。除战场伤亡外，具备一定技能水平的部分年轻人为逃避兵役出走海外。2025年7月，俄罗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科佳科夫公开表示，到2030年，俄罗斯的劳动力缺口可能扩大至约1100万人。此前，俄罗斯长期引入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劳工从事低收入的高强度工作，许多独联体国家劳工也逐渐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在俄常居甚至入籍的机会。但俄民间已对中亚劳工涌入感到不满，2024年3月，来自中亚的恐怖分子袭击了莫斯科近郊的“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后，这一情绪被放大。2025年底，俄政府对2026年俄罗斯联邦境内从事部分经济活动的经营主体允许使用的外国雇员比例设置上限，这也可被用于限制中亚劳工在俄务工的数量。相较之下，未追随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印度，不仅可为俄罗斯雇主提供期望薪资水平更低且具备从低到高各层次技能水平的人力资源，由印度向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出劳工过程中形成的“固定合同+最长服务年限”的约束性制度还有助于缓解俄罗斯国内对外来移民的担忧。此外，进口印度人力资源也有助于印俄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印俄贸易发展迅速，但印度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廉价原油导致双边贸易存在巨额逆差。2025年，印度对俄贸易逆差约600亿美元，占双边贸易总额八成以上。由于俄罗斯受美西方金融制裁，俄印贸易当前主要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这就导致俄罗斯手上持有大量在国际市场上流动度较低的印度卢比。若赴俄务工的印度劳工薪资能以侨汇的形式部分汇回印度，将有助于俄罗斯盘活至少部分印度卢比。

日本长期受到人口规模减少、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困扰。为此，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起通过官方双边协定和市场化运行相结合的方式，从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引入青年劳动力。但随着日本最大的外籍劳工来源国中国自身经济飞速发展与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对比显著变化，中国年轻人赴日工作意愿持续下降。为此，日本将人力资源来源国延展至印度。日本一直是印度重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国，且自2017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以来，日印在防务、经贸、外交合作方面稳步发展。日印官员都曾表示，希望通过输入或输出印度人力资源进一步带动两国的产业和科技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铃木隆表示，相较其他印度人，日企更希望招募来自印度东北地区体貌特征更接近东亚人、也更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少数族群人士赴日工作。但是，考虑到印度东北地区的人口基数较小、文教水平和人力资源输出业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日企的愿望未必能充分实现。

2026年1月1日，美国民主党人祖赫兰·马姆达尼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纽约市新任市长。

印度犹太人社区历史悠久，而以色列也需要引进印度劳工来填补劳动力空缺。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印度孟买、科钦等主要城市的犹太人不乏移居以色列者，喀拉拉邦的科钦犹太人社区一直是印度和以色列之间重要的侨民纽带。尽管受多方质疑，印度东北部米佐拉姆邦的社会活动家拉尔昌希玛·赛罗仍推动以色列在2005年承认自认为是《圣经》提到的“玛拿西支派”后裔的印度人的犹太人身份，并推动该群体向以色列移民。但是，当前以色列计划大举引入印度劳工主要是为了改变长期引入巴勒斯坦劳工的局面。以色列一直是印度重要的防务供应商，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以来两国关系持续升温。印人党政府也调整了印度在国大党执政时期同情、支持巴勒斯坦的政策方针。加之印度人力资源输出业已有在中东开展业务的丰富经验，印度劳工成为以色列替换本国境内巴勒斯坦劳工的重要选项并不令人意外。2023年5月，两国正式签署劳务合作协议，允许建筑业和护理业从印度引入4.2万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出于安全原因吊销了数十万巴勒斯坦工人的工作许可，相应地，印度劳工赴以工作的人数稳步提升，但这远不足以完全填补以色列的劳动力缺口，两国在引进印度劳工方面的发展空间依然可观。

印度持续输出人力对全球有何影响

如今，印度人力资源输出业已经是一个覆盖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深度嵌入印度国内和全球经济体系、横跨三大产业的产业集群。印度广袤的耕地、印度洋季风降水与该国对农业生产和公办教育机构的财政补贴，都通过农村家庭源源不断地向这一产业的金字塔底端输送青年人口。明码标价且水涨船高的嫁妆将年轻女性父辈积累的财富转移至培养年轻男性劳动力的家庭，各金融机构竞相向希望获得教育、技能培训和出国服务的年轻人发放贷款，而这些资本集中的过程帮助印度青年，尤其是男青年获得了在国际人力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的知识技能和渠道资源。在高度市场化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劳力行和遍布世界各国的印度人社区及在地化运营的企业，成为输入国承接印度人力的落脚点。过去30多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提升，但到2024～2025财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约810亿美元）仍明显低于海外侨汇（约1400亿美元）。同期印度外汇储备在7000亿美元上下波动，对外商品贸易赤字约为2800亿美元。因此，海外侨汇带来的国民储蓄以及消费拉动效应对印度是否能维持经济形势稳定并持续吸引外资、推进产业升级来说至关重要。

但是，人力输出对印度来说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永动机，更难说是印度发展的最优解。一方面，印度虽然已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拥有规模可观的青年人口，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等养育成本抬高，印度的青年人口红利也将逐步消退。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23年，印度总和生育率已从1964年的最高值6降至2023年的2，预计2025年还将降至1.9。这不仅低于全球总和生育率2.2，也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2.1。其中，旁遮普邦（1.63）、喀拉拉邦（1.80）、泰米尔纳德邦（1.80）、马哈拉施特拉邦（1.68）等人力资源输出业起步较早的邦，出生率均已低于印度全国平均水平，当前青年人力输出潜力最大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3.00和2.35，但也显著低于印度开始大规模向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出劳工的20世纪70年代（5.6～4.8）和向美国开始大量输出科技劳工的20世纪90年代（4～3.4）。另一方面，侨汇固然贡献巨大，但相当一部分劳务收入仍会以劳工日常生活消费的形式留在人力输入国，侨汇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低于能同时带动本国产业和消费升级的本土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人力输出的上下游产业集群远比印度本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因此，如果无法打破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逻辑，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其他产业更有可能被吸纳进人力资源输出业的产业集群并长期处于依附地位，无法成长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印度人在海外发展后大部分选择衣锦还乡，但由于其人力输出的巨大体量，即便仅有少部分印度人选择扎根海外，也足以改变部分输入国的人口格局。在原住民较少的国家，尤其是历史上高度依赖种植园经济的毛里求斯、斐济、苏里南等国，印度裔已经成为主体或主要民族。在非印度裔人口较多且接纳印度移民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海外印度人社区同样规模可观。海外印度人社区既促进了印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融，印度人社区内部的地区、教派、政见隔阂也会随着人口流动被引入输入国。例如，美西方国家长期存在自由派印度裔与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科技产业印度移民之间的矛盾；2023年以来，加拿大还多次发生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公开集会对峙乃至爆发冲突的事件。

美国新泽西州罗宾斯维尔镇区斯瓦米纳拉扬神庙日落时分景象。

随着海外印度人社区的不断发展，尽管印度仍是印度人力尤其是中低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核心来源国，但印度人的流动并不再以印度为唯一中心国家。历史上的印度人力输入国也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成为印度裔，尤其是高技能水平印度裔劳务人口的输出国。除前文提到的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移居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外，英国前首相苏纳克是东非旁遮普卡特利种姓印度教徒移民的后代，美国新任纽约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也是旅居东非的古吉拉特什叶派穆斯林移民的后代。随着美西方国家文化保守主义，尤其是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回潮，在西方国家接受良好教育的自由派印度裔学者和专业技术人才转向部分仍积极对接英语学术界和业界规范的欧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寻找发展机会。

在上述情况下，印度政府与印度（裔）人力资源输出业形成的全球网络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化。印度发展经济，政府推进政纲，都需要侨汇和海外印度人的支持，海外印度人的权利保护也离不开印度政府。但是，在海外生活甚至定居的印度人亦有自己的行为逻辑。一旦印度政府的国内外举措触及人力资源输出业的现实利益，也会遇到反弹。2020～2021年，以旁遮普邦农民为首的大规模抗议迫使莫迪政府撤回亲市场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并保留巨额农业补贴。这次农民抗议就得到了加拿大等国锡克人社区的支持和响应。此后，印度情报机构参与跨境暗杀加拿大等国非印度籍的锡克教分离主义者，行动曝光后引发的外交风波让印度付出了巨大的外交成本。从这场始于印度乡村、波及大国外交的风波可以看出，历史更悠久的农业—人力资源输出业为了自身利益，甚至可以有效对抗印度国内的强势政府与亲市场财团力量间的政治同盟。此外，劳力行和出海求学务工人员为自身利益伪造材料、钻输入国政策漏洞，从事走私、贩毒、洗钱等非法活动的个案所引发的跨国舆情，最终也会由其他印度人、负责海外领保的印度外交官以及印度国家整体形象买单。

同时，印度各宗教和政党自然不会放弃获取这一比国内民众收入水平更高群体的支持。除上文提到的锡克教全球网络外，印度教社团雅利安社早在19世纪便通过契约劳工网络在加勒比地区建立印度教传教网络。在富裕的古吉拉特商人群体中影响甚大的斯瓦米纳拉扬教团亦在肯尼亚、英国、美国、阿联酋、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大兴土木、发展组织。其中，2023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罗宾斯维尔镇区落成的斯瓦米纳拉扬神庙占地超过65万平方米，是仍在使用的、全球最大的印度教神庙。除印度教外，印度的伊斯兰教海外传教同样受益于遍布全球的人员网络。以印度北方邦德欧班德伊斯兰大学为核心的德欧班德运动在中东、东南亚、非洲、欧美均建立了伊斯兰经学院，而由德欧班德伊斯兰大学毕业生发起的达瓦宣教团更是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宣教组织。

印度各政党也积极团结海外印度人，并充分利用他们的资金和海外关系服务党派利益。国大党早期领导人中的达达拜·瑙罗吉和“圣雄”甘地便分别是旅居英国和南非的西印度人。2013年，国大党政府任命旅居美国的泰米尔裔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为印度央行行长。2014～2019年，出生于孟加拉国世家大族的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苏嘉塔·鲍斯以草根国大党人身份出任印度人民院（联邦议会下院）议员。印人党及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更是成功在海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印度人社区中建立了群团组织网络。早年移民美国的印度裔知识分子在政治观点上更趋近西方自由派，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持质疑态度；但20世纪90年代后大规模前往美国务工的科技劳工的文化观念则更趋近保守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更乐于支持印人党和RSS的海外组织。2019年莫迪访美期间，他与特朗普一同出席了超过五万名在美印度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印人党在美国印度人社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来自喀拉拉邦的印度共产党人也帮助在海外工作的喀拉拉劳工维权。

综上所述，在过去两百年中，印度人力的输出与跨国流动已发展为一个行为体众多且涉及产业经济、外交内政、防务安全、民族宗教、思想舆论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全球现象。参与其中的劳动者个体、跨国企业、海外侨社、政府官员、政党、宗教团体各有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将人扁平化为商品化的劳动力，但人类自身的复杂性使其天然不同于其他商品，故仅从可量化的人口、年龄、受教育年限、技能水平等几项参数入手，无法有效评估印度人力输出对印度、输入国和世界的影响。印度人力涌向全球是全球性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结果，并同时影响排斥和欢迎印度人力的国家：前者需要克服人口规模减少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焦虑；对后者来说，如何评估引入外国人力的得失，如何面对国内民意对异族文化背景青年劳动力输入的不满情绪，如何应对跨国传教和政党活动，如何避免国家外交受制于印度人社区内部矛盾等一系列综合性国家治理挑战，更是一场漫长的考试。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果当前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必然导致人口不断下降，进而只能以跨国多民族人口流动来补偿，那么随着全球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经济现代化与民族国家体系的矛盾又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迈过临界点？

《世界知识》编辑 | 杜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