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裁员5万人求生，CEO急呼向中国学习执行力

感慨中国人做事严谨有条理，大众CEO劝德国人多学着点。

布鲁姆的这番言论迅速在西方引发了争议。在长期标榜“自由市场”和“去风险化”的欧洲，一家顶级车企的掌门人竟然呼吁学习竞争对手的体制，这被不少人视为一种是“战略投降”。

长期以来，德国工业引以为傲的是“工匠精神”，即对单点技术的极致钻研、对机械结构的复杂追求。但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中，这种优势正在被中国式的“系统工程”降维打击。布鲁姆提到的中国五年计划，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级的产业顶层设计。

在中国，从电池原材料的矿产布局，到充电桩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对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补贴和技术路径规划，是一个高度协同的闭环。德国车企还在为一款电机的扭矩参数反复打磨时，中国的整车企业就已经依托完善的供应链，以每18个月甚至更短的周期更新一代车型了。这就导致德国车企在面临中国同行的竞争时，天然就因为效率代差而落入下风。

布鲁姆所谓的“中国人做事严谨有条理”，其实是指中国在确定了电动化战略后，就能够举全国之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产业链的垂直整合。相比之下，眼下的德国工业正受困于昂贵的能源成本、繁琐的欧盟监管，以及四分五裂的产业政策。因此，布鲁姆的感慨与其说是对中国的羡慕，倒不如说是对德国乃至欧盟的官僚主义风气盛行、决策迟缓、缺乏长期战略规划的一种无声抗议。

作为一家商业巨头的掌门人，布鲁姆在这个时间节点通过舆论向中国隔空示好，其背后显然是有着极强的利益驱动的。对大众来说，2026年可谓是至关重要的“生死之年”。大众正在推进一项涉及5万人的裁员计划，旨在削减成本以支撑其整体发展架构向所谓的“软件定义汽车”转型。而在大众最大的市场中国，它现在正面临着中国本土品牌的强力冲击。

对于大众而言，现在仅仅在中国卖车已经远远不够了，它必须深度嵌入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从入股小鹏，到与地平线成立合资公司，大众正试图通过“在中国，为中国”的策略，借助中国供应链的高效率，来挽救自己的全球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布鲁姆公开赞美中国的发展模式，这在舆论上算得上是一笔性价比颇高的情绪投资。

通过表达对中国人的尊重，布鲁姆其实也是在向中国的消费者和决策层传递一个信号：大众是中国的“自己人”，是愿意主动学习并深度参与中国产业循环的长期伙伴。这种姿态能为大众在华争取到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合作资源。在现实的商业博弈中，为了遏制市场份额的流失，在诸多的生存策略之中，“放下身段”堪称成本最低的一种，所以布鲁姆愿意看人下菜碟也并不奇怪。

尽管布鲁姆的设想很合理，建议也很中肯，但他的这套“向中国学习”的发展理念，在德国国内注定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德国的经济底色是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企业的自主性和对劳工权利的高度甚至过度保护。大众作为德国制造业的图腾，其麾下工会势力之强大，甚至就连德国政府为畏惧三分。在工会势力面前，任何企业家提出的任何试图模仿中国的尝试，最终都必然会在德国国内撞上法律和工会这两堵南墙。

因此，布鲁姆建议德国汽车工业学习中国，这更像是一种说给德国政界听的激将法。他很清楚德国不可能真的学中国搞五年计划，但他希望德国政府能至少在能源定价、基础设施投入和监管松绑上，展现出哪怕是三分之一的“中国条理”。而现在的局面是，德国车企在前面冲锋陷阵，德国政府却在后头大拖后腿。这种脱节感才是让布鲁姆感到最无力的地方。

对于德国汽车工业来说，学习中国并不是为了变成中国，而是在被对手超越后，为了不被彻底甩开而不得已发起的最后一次奋力追赶。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汽车时代，只有那些能够实现跨部门、跨产业高效协同的经济体，才能最终留在牌桌上。大众选择了低头学习，这不是因为德国人想问题、做事情不再严谨了，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旧时代的严谨，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丛林法则了。

曾经，德国人带着图纸和技术来到中国，教中国人如何造车；如今，德国车企的掌门人坐在办公室里，认真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要求部下学习中国人的执行力。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之下，这样的身份的对调并不丢人，因为相比承认落后，拒绝清醒才是真正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