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对公大跃进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新金融联盟NFA）

纵观全球银行业发展历程，对单一赛道的过度依赖，往往是危险的。

一些上市银行对公业务开启狂飙模式。

刚刚发布的重庆银行2025年报显示，截至去年末，其公司贷款总额4098.67亿元，同比增长30.95%，较2022年末完成了翻番。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零售业务的“躺平”：同期重庆银行零售贷款总额同比下降0.94%。

这并非孤例，而是近年来零售调整之下对公大跃进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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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此前季报、中报披露之时，对公贷款的高增就已经成为鲜明的主线。

尤其是城商行，去年多家银行对公业务增速超20%，显著高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区域红利与本地化服务优势凸显。

宁波银行，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公司贷款余额1.08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0.83%，同期个人贷款余额5351.96亿元，较上年末下降4.04%。

江苏银行，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公司贷款余额1.6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6.26%，同期个人贷款余额686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73%。

这两家头部城商行身处经济基础扎实的长三角区域，在当前环境下它们大举加力对公业务，并不令人意外。

来自西北的西安银行，成了那匹最耀眼的“黑马”。截至去年9月末，该行公司贷款余额2166.77亿元，较上年末大幅增长37.04%，个人贷款余额837.4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24%。

厦门银行亦势头凶猛，前三季度公司贷款余额157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8.75%，同期个人贷款余额656亿元，较上年末减少6.85%。

此情此景，甚至让人遥想起当年“四万亿”时代的信贷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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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售为王到对公狂飙，是当前宏观环境下，政策与实体需求共同驱动的结果。

稳增长仍是宏观经济的主线，基建投资持续加码，区域重大战略项目集中落地，叠加地方政府化债进入攻坚期，催生了大规模的对公信贷需求。

诸如重庆银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持续推进，带来了海量的基建、公共服务领域融资需求，而本地法人银行的身份，使其在对接属地政府项目、国企平台时具备天然优势。

这一增长逻辑，同样适用于西安银行、成都银行、齐鲁银行等一众区域银行，它们的对公高增，均离不开属地政府资源与区域重大战略的支撑。

与此同时，监管层对制造业、绿色金融、普惠小微、科技金融的刚性考核，也进一步强化了银行的对公投放意愿。

除了相对充分的对公扩张空间，零售业务所遭遇的持续考验，则是银行加码对公的直接推手。

在息差普遍收窄的背景下，“以量补价”成为银行的核心经营策略——哪怕单笔贷款的利差变薄，只要规模足够大，依然能够稳住营收与利润，对冲零售业务的下滑。

对重庆银行这类区域城商行来说，面对国有大行与头部股份行的冲击，依托本地政府资源深耕对公业务，是实现差异化竞争的理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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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银行业发展历程，对单一赛道的过度依赖，往往是危险的。

在资本约束下，“以量补价”并非长久之计。当前对公贷款的主要投放领域，无论是国企、央企，还是城投平台的化债贷款，普遍采用LPR基准甚至下浮定价，使得息差提振越发艰难。

而且，大量银行扎堆争抢优质对公项目，导致价格战白热化，贷款利率越压越低，可能形成“规模越扩、息差越窄、越需要靠规模扩张稳营收”的恶性循环，从而侵蚀银行的盈利能力。

更值得注意的风险，在于客户与行业集中度高企，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依赖度持续上升。

本轮对公狂飙的主力银行，大多存在“对公贷款高度依赖政信类项目”的特征，一些上市银行的前十大贷款客户均为地方国企、城投平台。一旦区域经济出现波动，地方财政收入下滑，银行的资产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

而更为深层次的隐患，则来自零售业务的空心化，以及银行长期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弱化。

对公与零售不是非此即彼。零售业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更高的收益，更在于其能够为银行带来稳定的客户基础、多元化的中间业务收入，是构建抗周期能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旦未来宏观经济复苏，零售需求回暖，一些偏科严重的商业银行，可能陷入“对公周期下行、零售无力支撑”的双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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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银行对公的「美好时代」》一文中，新金融琅琊榜写道：

与零售金融相比，体量更庞大、风险更集中的对公业务，一旦开启“狂飙”模式，更有可能带来沉重代价。

但，无论如何，先活下来，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对银行业而言，如何在周期波动中找寻规模与收益、短期增长与长期价值的平衡，仍然是永恒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