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在我家干七年总戴墨镜，我打车尾随，见他摘镜瞬间冷汗直流

司机在我家干七年总戴墨镜，我打车尾随，见他摘镜瞬间冷汗直流

我从没见他摘下过那副墨镜。

七年了，两千五百多个日子，他开车接送我上班、送我儿子上学、载我妈去医院做透析、帮我去机场接客户。风雨无阻，随叫随到。他坐在驾驶座上，永远是一副黑色的墨镜，镜片大得能遮住半张脸，镜框是哑光黑的，鼻托的地方磨得有点发白，那是常年佩戴留下的痕迹。我坐在后座，从后视镜里只能看到自己的眼睛，他的眼睛被那两片黑色的镜片挡住了，像两扇关着的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你不知道里面是白天还是黑夜，是有人在还是空的。

他叫周叔。不是我叫的，是我儿子叫的。他来我家的第一天，我儿子三岁，站在门口仰着头看他，叫了一声周叔，他就笑了，弯下腰摸了摸我儿子的头。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嘴角往上翘，脸颊上挤出两道浅浅的纹路，但眼睛还是被墨镜挡着，看不见笑意有没有到达眼底。他说，叫周叔好，周叔以后送你上学。我儿子说，周叔你为什么戴墨镜？他说，因为周叔眼睛怕光。我儿子又问，什么是怕光？他说，就是太亮了会不舒服。我儿子想了想，把自己的小黄帽摘下来递给他，说，那你戴我的帽子，帽子也有檐，可以挡光。他又笑了，这次笑出了声，声音低低的，像远处打雷，闷闷的，但不吓人。

我当时站在旁边，觉得这个司机挺有意思的。对小孩子有耐心，不敷衍，不糊弄。我雇过很多司机，有的沉默寡言像块石头，你问他三句他回你一句；有的话多得像个广播，从上车说到下车，恨不得把祖宗十八代都交代清楚。他不是这两种。他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到点子上。我上车的时候他问一句，林总，去哪？我下车的时候他说一句，林总，到了。路上我不说话他就不说话，车里安静得像一间没人的屋子，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嗡嗡的，像一只蜜蜂在远处飞。偶尔我接电话，他会把音乐关了，把空调的风速调低，让车里安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回声。我挂了电话，他又把音乐打开，音量刚好是能听清旋律但听不清歌词的程度，像背景里的一层薄雾，不打扰你，但你知道它在。

我对他的信任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是一点一点堆出来的，像垒墙，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码，码了七年，码成了一堵很高的墙，高到我以为这堵墙永远不会倒。

第一年的时候我还不太放心他。毕竟车里有我儿子，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命。我让他在车上装了儿童安全座椅，他装得很好，比我自己装的还结实，安全带扣得死死的，我试了三次都掰不开。他说，林总你放心，我开车二十年了，没出过一次事故。我说，我不是不放心你开车，我是怕别人撞你。他沉默了一下，说，那我开慢一点，让别人撞不上。他果然开得很慢，比别人慢一个节拍，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他要等前面的车走出去两米才起步，高速上永远在最右边的车道，八十码，不多不少。我儿子有一次问他，周叔你为什么开这么慢？他说，因为车上有你妈妈最宝贝的东西。我儿子说，是我吗？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儿子一眼，墨镜后面看不出表情，但他的嘴角翘了一下，说，对，就是你。

第二年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习惯。每次我加班到很晚，从写字楼里出来，他的车永远停在门口最亮的那盏路灯下面。不是正对着门口的那盏，是旁边第二盏，他说第一盏太刺眼，上车的时候会晃眼睛。他站在车旁边等我，不像别的司机坐在车里玩手机，他站着，靠在车门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写字楼的大门。看见我出来，他转身打开后车门，等我坐进去，关上门，再绕到驾驶座。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像排练过无数遍。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坐在车里等？他说，坐在车里看不见你出来，怕你等。我说，你可以看后视镜啊。他说，后视镜里看得见人，看不清脸。我要看见你的脸，才知道你今天累不累，要不要把音乐关掉，要不要把空调调暖一点。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太细致了，细致到不像一个司机，像一个管家，像一个……我说不清楚，像一个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但他是我的司机，我付他工资，他提供服务，这是交易，是买卖，是银货两讫的事情。我不应该多想，也不应该多问。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他在他的位置上做好他的事，我在我的位置上做好我的事，这就够了。我唯一觉得奇怪的就是那副墨镜。大晴天的白天戴，下雨天的白天也戴，傍晚天黑了还戴，冬天太阳下山早，五点钟天就黑了，他坐在驾驶座上，脸上还是那副墨镜，黑漆漆的两片，像两个黑洞，把所有的光都吸进去了。

有一次下暴雨，天暗得像晚上，路上的车都开了大灯。我坐在后座，看见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地扫，扫得很快，吱嘎吱嘎的，像一个人的心跳，又快又急。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他还是戴着那副墨镜，雨水打在侧窗上，流过他的脸旁边，一道一道的，像眼泪。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周叔，天这么暗了，你不摘墨镜吗？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紧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很快，快到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后视镜根本不会注意到。他说，习惯了，戴着舒服。我说，你眼睛到底什么毛病？他说，老毛病了，见不了强光。我说，那晚上没有强光啊。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晚上也有光，路灯、车灯、对面来的远光灯，都刺眼。我没再问了。他是我的司机，他的眼睛是什么毛病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他开车安全，只要他能把我从A点送到B点，只要他别把我儿子磕着碰着，他戴什么都可以，他长什么样都行，他的眼睛是圆的还是扁的，是大的还是小的，是黑的还是蓝的，都不关我的事。

但我还是会在后视镜里看他。不是刻意的，是习惯。七年了，你每天坐在一个人的后面，看着他的后脑勺、他的肩膀、他放在方向盘上的手，你会不自觉地想，这个人长什么样？他的眼睛是大是小？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他摘下墨镜的时候，会不会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想象过很多次。我想象他的眼睛是小的，眯成一条缝的那种，因为常年戴墨镜，见不得光，所以总是眯着。我想象他的眼睛是大的，圆圆的，像两颗葡萄，但因为有什么毛病，眼白是黄的，或者眼珠是斜的，所以他才不敢示人。我想象他的眼睛是正常的，跟所有人一样，只是他有一个怪癖，就是喜欢戴墨镜，就像有人喜欢戴帽子、有人喜欢围围巾一样，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喜欢。我想象过所有的可能，但每一种想象都是模糊的，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你看得见里面有个人影，但看不清他的五官，看不清他的表情，看不清他到底是谁。

第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妈要做透析，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我请了一个护工陪她，但护工不会开车，我妈腿脚不好，坐不了公交，打车又不方便。周叔说，我去送阿姨。我说，你每天还要接送我上班，接送孩子上学，忙得过来吗？他说，时间挤一挤就有了。早上六点先送阿姨去医院，八点回来接你上班，九点送完你去接孩子上学，下午两点接阿姨回家，四点接孩子放学，六点接你下班。他把时间算得死死的，每一段路多长时间，每一个红绿灯等多久，每一个路口堵不堵车，他都算进去了。我问他，那你什么时候吃饭？他说，车上吃，买个馒头，边开边啃，不耽误。我说，那怎么行？他说，怎么不行？我以前开长途货车的时候，三天三夜不睡觉，就靠馒头和咸菜，照样开。

他真的这么做了。每天六点准时到我家楼下，接我妈去医院，然后回来接我，然后去接我儿子。他的车永远干干净净的，后备箱里放着一把折叠轮椅，是我妈的，他每次都会提前拿出来展开，扶我妈坐上去，推到医院的电梯口，交给护工，然后再跑回来开车。我妈说，小周这个人，比亲儿子还亲。我说，妈，他是我们雇的。我妈说，雇的也好，亲的也好，人心换人心，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好。我说，我对他哪里好了？我妈说，你给他涨了三次工资，过年给他包的红包比别人厚，他儿子考上大学你给了一万块，这叫不好？我说，那是应该的，他做得好，我奖励他，这是规矩。我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那个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像是看穿了什么，但不说破。

我确实给他涨了三次工资，从最开始的一个月五千涨到现在的一个月八千。过年红包别人发两百他发两千，他儿子考上大学我封了一万。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值得。他把我妈当亲妈伺候，把我儿子当亲儿子疼，把我当什么我不知道，但他做得比任何一个司机都好，好到我有时候觉得他不是我的员工，是我家里的一个人。一个戴着墨镜的、沉默的、永远站在最亮的那盏路灯下面等我的，家里的一个人。

第五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应酬喝了酒，他开车送我回家。我坐在后座，酒劲上来了，头晕得厉害，车窗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太阳穴突突地跳。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把车窗关上了，把空调调到了外循环，温度调到了二十二度。他说，林总，你睡一会儿，到了我叫你。我说，周叔，你为什么来我家当司机？他说，因为您给的工资高。我说，比你以前开长途货车高吗？他说，差不多。我说，那为什么不开货车了？开货车自由，没人管你，想听什么歌听什么歌，想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开货车太孤单了。我说，那你来我家就不孤单了？他说，不孤单。每天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跟你说话，有人不跟你说话但你知道他在后面坐着，这就够了。

我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听着发动机的声音，听着空调的风声，听着他放在方向盘上的手指偶尔动一下的声音。车里很暗，只有仪表盘上的光，蓝幽幽的，照在他的手上，他的手很瘦，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我想说点什么，但酒劲上来了，舌头打结，说不出来。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他在哼歌，声音很小，小到如果不是车里太安静根本听不见。是一首老歌，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旋律很慢，很轻，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跟你说话，听不清词，但能听出调子，是暖的。

那天晚上到了我家楼下，我下车的时候，他叫了我一声。林总。我回过头，他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还放在方向盘上，脸对着挡风玻璃，墨镜在仪表盘的光里反着蓝光，看不见他的眼睛。他说，您少喝点酒，对身体不好。我说，好。他又说，您要是想找人说话，可以跟我说。我喝了酒，我喝了酒的人容易说错话。我说，好，谢谢。他点了点头，把车开走了。

我站在楼下，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拐角处，红灯变成两个小点，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夜风很凉，吹得我清醒了一些。我站在路灯下面，站了很久，久到保安出来问我，林女士，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在想事情。保安说，想什么事情想这么久？我说，在想一个人为什么总戴墨镜。保安笑了，说，这有什么好想的，有些人就是喜欢戴，觉得酷。我说，他不是那种人，他不酷，他……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保安说，那你直接问他啊，你都雇了他这么多年了，问一句怎么了？我说，问过了，他说眼睛怕光。保安说，那不就是了，还有什么好想的。

我上楼了，洗了澡，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但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他的样子，不是他的脸，是他的背影，他的肩膀，他的手，他放在方向盘上的手指头，他从后视镜里看我的样子——不是看我的眼睛，是看我的脸，看我今天累不累，要不要把音乐关掉，要不要把空调调暖一点。一个司机，会看老板的脸吗？会。一个用心做事的司机，会。但一个司机，会在老板喝了酒之后说“您要是想找人说话，可以跟我说”吗？这句话不是司机对老板说的，是……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我只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一个生病的老妈，一个公司，一堆破事。我需要一个司机，一个能帮我开车、帮我接送孩子、帮我送我妈去医院、帮我去机场接客户的司机。他做得很好，比我预期的好一百倍。我不应该多想，不应该多问，不应该在半夜两点钟还躺在床上想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样的。

二

第七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事。我儿子在学校里跟人打架了，把同学的头打破了。老师打电话让我去学校。我那天正好有个重要的会，走不开。我给周叔打电话，让他去一趟。他说，好，林总，你别急，我去处理。我说，你处理得了吗？他说，我处理得了。

他在学校待了三个小时。回来的时候，我儿子坐在后座，低着头，不说话。周叔把车停在楼下，没有熄火，转过身来，对着我儿子说，小宇，今天的事，你觉得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儿子说，他骂我妈，他骂我妈是破鞋。我愣住了。周叔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然后他说，他骂人不对，你打人也不对。但你保护你妈妈，这一点你没有错。我儿子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周叔，那你为什么总戴着墨镜？我妈妈说戴墨镜的人都不是好人。我儿子说，妈妈没说过，妈妈说的是电影里戴墨镜的不是好人。我儿子说，那你是不是好人？他说，我是好人。我儿子说，那你为什么总戴着墨镜？他笑了一下，说，因为周叔的眼睛不好看，怕吓到你。我儿子说，我不怕，你给我看看。他说，不行，等以后吧，等你长大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手机上的定位，他的车停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里，停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是跟我儿子说话，还是一个人坐在车里发呆。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说，周叔，辛苦你了。他回了一个字，不会。又过了一会儿，他发了一条，小宇没事了，你别担心。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儿子已经睡了。我妈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见我回来，把电视关了，说，小周今天在学校待了三个小时，跟那个同学的家长谈了很久，又跟老师谈了很久，最后那个同学的家长道歉了，老师也说不追究了。我说，他谈的？我妈说，他谈的。他说，林总忙，有什么事跟我说。那个同学的家长一开始很凶，说要报警，说要告我们。小周不急不慢的，跟他们讲道理，讲着讲着，那个家长就不凶了。最后还跟小周握了手，说对不起。我说，他怎么讲的？我妈说，我不知道，我又不在场。但小周这个人，你别看他话不多，他心里有数。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放着的一个袋子，袋子里是几个橘子，黄澄澄的，很新鲜。我妈说，小周买的，给你吃的。他说你最近上火，多吃点橘子，去火。我说，他连我上火都知道？我妈说，他什么不知道？你哪天加班到几点，你哪天心情不好，你哪天没吃早饭，他都知道。你以为他为什么每天早上去接你的时候带一杯豆浆？不是顺便买的，是他算好了时间，知道你来不及吃早饭。我愣住了。确实，他每天早上来接我的时候，副驾驶上都会放一杯豆浆，热的，不烫嘴，刚好能喝的溫度。我以为是他在路上顺手买的，从来没问过。

我说，妈，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妈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又出来了，看穿了一切但不说破的那种。她说，没什么。就是想告诉你，有些人，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心看的。你看不见他的眼睛，但你看见了他做的事。这还不够吗？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他。不是他的脸，是他的豆浆，他的温度，他调到二十二度的空调，他放到听不清歌词的音乐，他在后视镜里看我的样子。七年了，两千五百多个日子，他每天早上接我上班，每天晚上送我回家，他帮我妈推轮椅，帮我儿子系安全带，帮我去机场接客户，帮我在应酬之后把车开稳，让我在后座睡一会儿。他做了所有的事情，唯独不让我看见他的眼睛。我不知道他的眼睛长什么样，但我知道他的手，瘦的，骨节分明的，指甲剪得干干净净的。我知道他的背影，瘦的，有点驼，走路的时候右脚有点外八字。我知道他的声音，低低的，闷闷的，像远处打雷。我知道他的笑，嘴角翘起来，脸颊上挤出两道浅浅的纹路。我知道他的沉默，安静的，不压迫的，像一间没人的屋子，但你知道有人在，在等你说话，或者在等你什么都不说。

我不知道他的眼睛。但我知道一件事，一件事我在心里藏了很久，藏了七年，藏到我以为它不存在了，但它一直在，像一颗种子，埋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一直在，在等一场雨，等一缕阳光，等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那就是我想知道他是谁。不是他的眼睛，是他。这个在我身边待了七年的人，这个把我妈当亲妈、把我儿子当亲儿子的人，这个每天早上给我带一杯豆浆的人，这个在我喝了酒之后说“您要是想找人说话，可以跟我说”的人。他是谁？他为什么来我家？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为什么总戴着墨镜？他墨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到底在看什么？

三

那天是周六，我不用上班，儿子不用上学，我妈不用去医院。周叔不用来接我。但他说他要去修车，车子的刹车片该换了。我说好，你去吧。他走了以后，我在家里坐了一个小时，坐立不安的，像屁股底下有针。我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放下。拿起手机看了看，没有消息。又放下。走到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太阳很好，晒得人发晕。又走回来，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看了三分钟，关了。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想做，但我知道我要做。

我下了楼，打了一辆车。我对司机说，跟着前面那辆黑色的车。司机看了我一眼，从后视镜里，那个眼神跟我看周叔的眼神一样，充满了好奇和猜测。他说，跟踪啊？我说，不是，是我家司机，他要去修车，我怕他走错路。司机笑了笑，没再问了。我们跟在周叔的车后面，保持着两辆车的距离。他开得很慢，还是八十码，不多不少。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看着他的车尾巴，黑色的，有点脏，好久没洗了。车屁股上贴着一个车贴，是一只卡通的小狗，是我儿子贴的，他说周叔的车像一只大黑狗，所以要贴一只小狗在上面，这样大黑狗就不孤单了。周叔没撕，就那么贴着，贴了两年了，小狗的颜色都褪了，变成了一只灰白色的狗。

他穿过了半个城，没有去修车店。他把车停在了一个小区的门口，下了车，走进了一家便利店。我让出租车停在路边，付了钱，下了车。我站在一棵树的后面，看着他。他买了一袋东西，从便利店里出来，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看不清，好像是吃的，又好像是药。他拎着袋子，走进了那个小区。我跟在后面，保持着距离。小区很老，楼房的墙皮掉了，露出里面的红砖，像一个人的伤口，结了痂，又被人抠掉了。绿化带里的草枯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黄不拉几的，像一锅煮过头的面条。他走进了一栋楼，上了楼梯。我在楼下等了一会儿，然后也上了楼。

楼梯间很暗，灯是声控的，我走一步亮一截，走一步亮一截，身后的灯一盏一盏地灭掉。他上了三楼，左转，敲了一扇门。门开了，里面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很柔，像棉花落在水面上。她说，你来了？他说，嗯。他进去了，门关上了。

我站在楼梯拐角处，看着那扇关着的门。门是绿色的，漆皮翘起来了，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褪色了，字也模糊了，只能依稀看出“平安”两个字。我站了很久，久到腿麻了。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等那扇门再打开？等他出来？等他摘下墨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能站在这里了，我是他的老板，他是我雇的司机，我不应该跟踪他，不应该站在他去的那个人的家门口，不应该像一个偷窥者一样，躲在楼梯的拐角处，等着看一个人的秘密。

我转身下了楼，走到小区门口，站在路边，不知道该往哪走。阳光很好，晒得我后背发烫。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很短，缩在我的脚下，像一个黑色的、小小的、蜷缩着的人。我掏出手机，想打一辆车回家，但手指头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就是按不下去。

门开了。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很轻，很慢，是下楼的脚步声。我没有回头。脚步声越来越近，走到我身后，停住了。一个声音说，林总。

我转过身。他站在我面前，手里拎着那个袋子，袋子里不是吃的，是药。几盒药，我认得其中一盒，是降压药，我妈也吃那个牌子。他看着我，脸上没有惊讶，没有慌张，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很平静的、像是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的表情。他说，您怎么来了？我说，我跟着你来的。

他没有说话。阳光照在他脸上，照在那副墨镜上，墨镜反着光，看不见他的眼睛。风从小区门口吹过来，吹得他的头发动了一下，他的头发白了很多，比去年多了很多，鬓角全白了，像落了一层霜。他站在那里，瘦瘦的，背有点驼，手里拎着那个药袋子，像一个普通的、苍老的、疲惫的人。我说，周叔，你到底是谁？

他说，我是您的司机。

我说，你骗我。你来我家不是来当司机的，你是来做什么的？你告诉我。

他沉默了很久。风又吹过来了，这次大了一些，把地上的一片落叶吹起来，打着旋儿，落在他的鞋面上。他低头看着那片落叶，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把它捡起来，放在手心里。那片叶子是枯黄的，脆的，他轻轻一捏，碎了，碎成几片，从他的指缝里漏下去，落在地上，又被风吹走了。

他说，林总，您还记得七年前吗？七年前的春天，您在一场车祸里，救了一个人。

我愣住了。七年前的春天，车祸。我记起来了。那年我还没有离婚，我前夫还在这座城市，我们还没有撕破脸皮。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经过城东的那条路，看见路边有一辆车翻在沟里，车头撞在树上，变形了，车灯还亮着，一闪一闪的，像一个人在眨眼睛，在求救。我停下车，跑过去，看见驾驶座上的人被卡住了，脸上全是血，看不清长什么样。我打了120，又打了119，消防队来了，把人救出来，送去了医院。我在医院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到他的家人来了，我才走的。他的家人是谁？我想不起来了，好像是一个女人，年纪不大，哭得很厉害，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说不用谢，人没事就好。然后我就走了，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医院，再也没有问过那个人怎么样了。那是一场车祸，一个陌生人，一件我做过了就忘记了的善事。

我看着周叔，看着他的手，他的手在抖，不是那种细微的抖，是整个人都在抖，从肩膀到手，从手到指尖，抖得像一片风中的叶子。他把手伸到耳边，手指头勾住了墨镜的镜腿。他的动作很慢，慢得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他想了很多年、犹豫了很多年、今天终于要做出的决定。

他摘下了墨镜。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的眼睛上。我看见了那双眼睛，看了七年、想了一千个夜晚、猜了无数种可能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正常的。不大不小，双眼皮，眼珠是深棕色的，很亮，很干净，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但他的左眼眶上面，有一道疤，很长，从眉头一直延伸到太阳穴，疤是凸起来的，粉红色的，像一条蜈蚣趴在脸上。那道疤在阳光下很明显，很明显，明晃晃的，像一道闪电劈在他的脸上，劈开了他的过去和现在。

他说，七年前那场车祸，我在沟里躺了四十分钟，路过很多车，没有人停下来。只有您停了。您跑过来，趴在地上，把手伸进车窗里，握住了我的手。您说，别怕，我叫了救护车，你坚持住。您的手很暖，很软，像我妈的手。我妈在我十岁那年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被人握过手。您握了我四十分钟，从消防队来救我之前到把我送上救护车之后，您一直握着我的手，没有松开过。我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因为我的眼睛被血糊住了，看不清。但我记住了您的声音，记住了您的手。

他的声音在发抖，抖得厉害，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随时会断。他说，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脸上缝了三十多针，左眼眶的骨头碎了，做了手术，装了一块钛板。医生说，我的眼睛保住了，但见不得强光，得戴墨镜。我出院以后，找了大半年，终于找到了您。您在一家公司当副总，每天很忙，早出晚归，有时候在车上接电话，有时候在车上哭。我查了您家的地址，去了您家的小区，看见您一个人带着孩子，还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妈妈。您家需要一个司机，我去应聘了。您问我，为什么戴墨镜。我说眼睛怕光。您没有多问，您录了我。

他把墨镜重新戴上，动作很慢，像把一扇关了很久的窗重新关上。他说，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报答您。您救了我的命，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我只会开车。我就想给您开车，开一辈子。开到您不需要我了，开到您说，周叔，你不用开了。那我就走。

他站在阳光里，瘦瘦的，背有点驼，手里拎着那个药袋子，脸上戴着那副墨镜。他站得很直，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直，像一棵树，一棵被风吹歪了又自己站直的树，根扎在地底下，很深，很牢，拔不出来。

我说，你家里那个人是谁？

他说，是我姐。她有尿毒症，每周要做三次透析。我给她送药。她不知道我在给您开车，她以为我在跑长途。我说，你为什么骗她？他说，因为她知道了会骂我。她说我太傻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就给人家当牛做马一辈子？我说，不是当牛做马，是报恩。她说，报恩可以，但不能把自己搭进去。我说，我没有把自己搭进去，我把自己救出来了。七年前那场车祸，我本来不想活了，我姐的病，我的债，活着没什么意思。那天晚上我故意把车开进沟里的。但您把手伸进来，握住了我。您说，别怕。您不知道，不是我怕，是您怕。您的手在抖，您在发抖，但您没有松开。您握了四十分钟，把我从那条沟里拉了出来。不是消防队拉的，是您拉的。

他转过身，背对着我，看着小区门口那棵歪脖子树。树的叶子很密，绿油油的，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的碎金。他说，林总，您回去吧。您的车还停在修车店，我下午去开回来。

我说，周叔。

他说，嗯。

我说，你姐的医药费，我来出。

他说，不用。

我说，不是因为你给我开车，是因为……因为你是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墨镜后面的眼睛我看不见，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在抖，抖了几下，然后翘起来了。他说，林总，您也是好人。七年前您握了我的手，七年了，您一直在握。

他拎着药袋子，走进了小区的大门。他的背影在阳光里拉得很长，长长的，瘦瘦的，像一个影子走在另一个影子上。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就一眼，然后转身，走进了楼里，消失在黑暗的楼道口。

我站在小区门口，站了很久。阳光很好，照得我后背发烫。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右手，手心有一道浅浅的纹路，横着的，从拇指根一直延伸到小指根，像一条河，流过沙漠，流过平原，流过所有的白天和黑夜，流到了这里，流到了这个人的手心里。七年前我握过一个陌生人的手，握了四十分钟，握到他的手不抖了，握到救护车来了，握到他被抬上担架，握到他的家人来了，握到我不得不松开。我忘了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的，像忘掉了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无数个应酬的酒局，无数个无关紧要的人。但他没有忘。他把这件事记了七年，记了七年零三个月，记了两千五百多个日子，记到了他的墨镜后面，记到了他每天早晨给我带的那杯豆浆里，记到了他调到的二十二度的空调里，记到了他放到听不清歌词的音乐里，记到了他每次从后视镜里看我脸上累不累的那个眼神里。

我站在阳光里，站了很久，久到脸上的泪被风吹干了，又被新的泪打湿了。我没有擦，就那么站着，让风吹着，让太阳晒着，让那些泪自己干。

下午他回来接我了。车停在楼下，他站在车旁边，还是那副墨镜，还是那件深蓝色的外套，还是那个瘦瘦的、背有点驼的、右脚有点外八字的周叔。他打开后车门，等我坐进去，关上门，绕到驾驶座，发动了车子。车里很安静，发动机嗡嗡的，空调吹着二十二度的风，音乐放着听不清歌词的曲子。我坐在后座，从后视镜里看他，他的墨镜还是黑漆漆的，看不见眼睛。

我说，周叔，明天开始，你不用来接我了。

他的手在方向盘上紧了一下。就一下，很快，快到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后视镜根本不会注意到。他说，好。

我说，你明天开始，接阿姨去医院以后，就在家歇着。下午再去接小宇。晚上不用来接我了，我自己打车。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

我说，你姐那边，我跟医院打好招呼了，以后她的透析费用从我的账上走。你别跟我争，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动了动，握紧了，又松开了。他说，林总，我……

我说，别叫我林总了。叫我小林，叫我宋晚，叫我什么都行。别叫林总。

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墨镜后面的眼睛我看不见，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在抖，抖了几下，然后翘起来了。他说，小林。

我笑了。他也笑了。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嗡嗡的，像一只蜜蜂在远处飞。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反射出一片一片的光斑。车子开得很慢，八十码，不多不少，在车流里稳稳地走着，像一艘船，在黑色的河流上慢慢地漂。我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听着发动机的声音，听着空调的风声，听着他放在方向盘上的手指偶尔动一下的声音。车里很暖，二十二度，刚好是能让人放松又不会睡着的温度。

我睁开眼睛，从后视镜里看他。他专注地看着前面的路，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十点钟和两点钟的位置，标准的握法，二十年驾龄的老司机才有的姿势。路灯的光照进车里，一道一道的，从他脸上滑过去，滑过他的额头，滑过他的墨镜，滑过他鬓角的白发。他的侧脸在光影里忽明忽暗的，像一幅画，一幅我看过七年但从来没有真正看懂的画。

我说，周叔。

他说，嗯。

我说，你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在我面前，不用戴。

他的手又在方向盘上紧了一下。这次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只是沉默着，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把一只手从方向盘上拿开，伸到耳边，手指头勾住了墨镜的镜腿。他没有摘下来，就那么勾着，像在犹豫，像在害怕，像在等一个允许。

我说，没关系。我不怕。

他把墨镜摘了下来。放在仪表盘上面，镜片朝下，镜腿朝上，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睡着了的人，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防备，所有的伪装，所有的逞强。他的左眼眶上面那道疤，在路灯的光里粉红色的，凸起来的，像一条蜿蜒的河，从眉头流到太阳穴。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很亮，很干净，在路灯的光里闪着，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

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我看见了那双眼睛，完整的、没有遮挡的、真实的。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七年的时光在我们之间流淌，像一条河，流过车祸的沟渠，流过医院的手术台，流过小区门口的歪脖子树，流过豆浆的温度，流过二十二度的空调，流过听不清歌词的音乐，流过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流到了这里，流到了这辆车里，流到了这个红灯前面。

他笑了。眼睛眯起来，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扇子打开的样子。他说，小林，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