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是谁？寻亲者：曾藏匿于乡间和闹市，“有小孩她都要”｜封面头条

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 河源报道

2026年3月21日，广州市公安局宣布“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取得重大进展，犯罪嫌疑人谢某某（女）落网，其即为该案关键人物“梅姨”。经审讯，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警方依法逮捕。广州警方表示，这一案件仍在侦办中，现阶段暂不披露嫌疑人的形象和具体信息。

得知“梅姨”落网的消息后，3月23日至25日，该案受害人申军良和多位寻亲家长赶赴广州了解案情，并走访了目前已知的“梅姨”出没过的地点，希望寻获其他被拐孩子的线索。封面新闻记者跟随寻亲家长一路走访，从他们的讲述和目击者口述中拼凑出“梅姨”的模糊形象。

2026年3月23日，申军良带媒体重走现场。摄影 杨峰

拐卖9名儿童案件的关键中间人

“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的案卷材料显示，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期间，9名1岁至3岁的男童在广州增城、惠州博罗等地被张维平等人拐卖。此后，该案受害人的家属，在十余年间持续寻找自己的孩子。

2016年，张维平等5名犯罪分子被警方抓获。据申军良回忆，张维平最开始的供述里，“梅姨”没有称呼，只是通过中间人，认识了增城区一个本地阿婆，帮他卖掉被拐的孩子，年龄五六十岁。

彼时，9名被拐儿童均未寻回，找到这个阿婆，成为该案受害家长寻子的重要希望。申军良找这个阿婆花了一年零三个月，见到特征相似年纪差不多大的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案组。

直到在2017年11月的庭审中，申军良才从张维平口中第一次听到“梅姨”这个名字。张维平供述，物色好儿童后，他通常提前和“梅姨”通电话，由“梅姨”帮忙联系买家，当他和被拐儿童一家混熟后，就找机会带走孩子，“她说有小孩她都要”。

张维平在拐卖儿童案中的供述。判决书截图

张维平通常告诉买家，“孩子是我和女友生的，不想养了，想送给别人收养，但是要一点抚养费。”收取买家1万多元后，他会给“梅姨”1000元介绍费。

张维平还供述，他曾将4个被拐的孩子，带到广州增城的十车队（站点）与“梅姨”汇合，拐的孩子多数被带到河源紫金县的偏僻地点卖出。另外，“梅姨”曾在紫金县有一位男友。

2017年，增城警方发布的通缉信息称“梅姨”真实姓名不详，现约65岁，身高1.5米，会讲粤语，也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不排除就是该地区人。

为了寻找“梅姨”，申军良和寻亲家长拿着警方披露的“梅姨”画像和被拐孩子的照片，走遍了广州增城、河源市紫金县等涉案地点，“大街小巷，甚至下边的乡镇、村庄，我们都曾一点一点去挖。”

在走访中，申军良获悉，“梅姨”或曾于2003年前后，在增城鸡公山东路租房居住，并可能在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生活过。

落网后，再访梅姨“踪迹”

2019年11月初，该案被拐的两名儿童被增城警方寻回，案件再引关注。当年，封面新闻记者在广州增城区城丰村鸡公山同多位村民了解到，警方画像中的“梅姨”疑似曾在鸡公山的山顶居住，但不知其真实姓名。

2026年3月25日，记者再次走访鸡公山东路，当地多位居民和商户表示，看到了“梅姨”落网的新闻，但近年均未见到和画像相似的人。

2026年3月25日，鸡公山东路。摄影杨峰

居民表示，20多年前，鸡公山附近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各地口音混杂，近年工厂外迁，外地人陆续离开，不少房屋空置。记者注意到，鸡公山东路西侧曾是开通跨城巴士的增城客运站，交通较为便利，十车队这个涉案地点也在附近。

2019年11月20日，封面新闻记者曾在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见到了梅姨疑似的男友彭某。彭某表示，他妻子去世得早，要一个人带五个孩子。2004年左右，一位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友，“她自称叫潘冬梅（音），当时四五十岁，长得不高，有点胖，脸宽，皮肤黑”。

“潘冬梅”每次来都只是住几天，行踪神秘。“来时不通知，走时也不打招呼”，彭某称。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彭某希望“潘冬梅”留下过日子，“潘冬梅”没有同意，甚至连身份证都不给他看，更没有留下照片，她有时说自己是韶关人，有时说是新丰人。

彭某说，断断续续交往两三年，他提过结婚，但“潘冬梅”谎称要回老家拿户口本后就此离开。两人不再有来往，他既联系不上“潘冬梅”，也无法确定对方真实身份。

2026年3月23日，申军良同广州增城警方了解到，此次被抓获的“梅姨”谢某某确实曾在紫金县黄砂村居住，“和我们之前找的潘冬梅，是一个人。”

2026年3月24日，封面新闻记者再次走访黄砂村时，彭某不在家。记者一路见到，黄砂村地处山区，距离县城约一个小时车程，平常没有直达的客运车辆，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

2026年3月24日，梅姨落网后，多位寻亲家长到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寻找线索。

多位居住在附近的村民向记者表示，彭某现在已经70岁了，村民曾在20多年前见过彭某的女友，“当时她看着50来岁，大家叫她潘妈，不知道全名叫啥”。

村民表示，潘妈在这里住了近2年，会说粤语和客家话，穿着较为鲜艳，经常要出门一段时间，不怎么与人打招呼。多位村民表示，曾多次见过她带孩子到家中。

“2017年后，有多批找孩子的家长来村里打听，我们才知道潘妈可能是人贩子，我同情这些家长的遭遇，但确实没再见过潘妈，也没听过她往谁家卖过孩子。”一位男性村民称。

从寻子到追凶

2019年至2024年间9名遭张维平等人拐卖的儿童被悉数找回，并组织认亲。2023年4月，“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主犯张维平、周容平被执行死刑。

然而，对于申军良等受害家属而言，认亲，并未完全拔去他们心头的疙瘩。9个被拐孩子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跳火车自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支离破碎”，申军良以此形容被拐孩子的家庭。“梅姨没找到，我怎么能甘心。”

而对于孩子被拐地点与张维平案有相似性的其他寻亲家长而言，找到“梅姨”也被视为找到孩子突破口，他们认为，梅姨也许不止有张维平一个“上线”。

所以，在梅姨落网前，申军良等已经团圆家长仍在各种可以获得关注的场合，持续呼吁要找的“梅姨”，即使当时她已被外界怀疑是否真实存在。

2020年申聪回家后，申军良仍多次前往广东寻找，“每一年我都来来回回跑几趟，2024年跑了五六趟，2025年跑了4趟。”

2025年，申聪大学毕业，加入了父亲寻找“梅姨”的行列，父子俩在河源紫金县沿着“梅姨”可能出没的轨迹走了十天，拿着“梅姨”的画像走访询问，并且把收集到的线索提供给了警方。

2026年3月23日，申军良和申聪在广州增城接受采访。摄影 杨峰

2026年3月21日，接到警方通知“梅姨”落网的电话后，申军良忙完手头的事后即刻就赶往广州。

3月23日，申军良父子在增城分局刑侦大队面见了专案组民警，“梅姨”就被关押在相邻的增城区看守所内。由于案件正在侦办中，申军良能获知和对外公布的有限，但这可能已是他20余年来最接近“梅姨”的时刻。申军良从警方获知，申聪拿到的线索成为找到“梅姨”的关键证据。

2026年3月25日，“梅姨”被关押的广州增城看守所。摄影 杨峰

从刑侦大队出来后，申军良带着申聪和媒体重走了申聪被拐的现场，重走了他近20年间寻子、寻找人贩子的足迹。他说，现在所有的疑问都将解答，终于可以解开心结和寻子路做一个彻底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