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健吾：书伴随着他，可是他没有书房

他不曾有过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书桌就是他的世界。如今这张书桌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观众可以来看，可以来读。而读他的人会发现：纸页之间，爽朗的笑声犹在。今年是李健吾先生120周年诞辰，谨以此三篇文章，从亲情、友情、学术角度，纪念这位一生伏案的大写的人。

我的父亲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他对生活没有特殊的要求，他一生伏案写作，在订婚之后，用着讨来的钱（“蒋阎大战”期间，山西的阎锡山暂时逃到晋北，李健吾被国民党军阀暗杀的父亲终于可以落葬，并于1930年被授予“辛亥革命” 烈士称号，借着这个机会，他从山西省主席商震和陕西杨虎城那里得到了一些钱，说明他想去法国留学），当然还有从他七叔那里要到的一些钱，于1931年去了法国。在巴黎，他住在郊区一个法国工人的家里，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福楼拜，在那里买书，参观福楼拜居所，旁听巴黎大学文学系里的一些课程，在塞纳河的河边旧书摊来回逗留，在巴黎的两年，开阔了他的眼界，他了解了司汤达、巴尔扎克、莫里哀……他不断地买书，钱用光了，只能在1933年回国。他带回了成箱的书。这是他的全部财产。

可是，他从来没有像一般作家那样，在成名之后，有一个自己的书房，他的书堆积在一个阁楼的小房间里，或者在社科院请求弄到的后院的一间小平房里，还和同事分用，找书，得用梯子爬上去找，“文革”时，存书的平房被收了，自己的住房还被人分占了。于是，我的小妹妹的卧室就成了他放书的地方。而他真正的写作空间就是他的一张书桌，是他1933年10月和我妈成婚时，我的外公送给他的唯一一件礼物。曾经留学美国并协助詹天佑管理过北京铁路系统的外公，对他的女儿选择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是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并不满意，但是他也没有阻拦。知道这个女婿以写作为生，送了这张书桌作嫁妆。之后，他终生伏案写作用的就是这张书桌，它陪伴了我父亲一辈子，从年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书桌上还总有父亲和母亲的合影。

在上海，在多福村的居所，他的书架有的在厨房的后墙处，也有的就贴着他的书桌；在东宝兴路的住所，他的书桌就在进大门的边上，贴着窗子，饭桌占了后面的空间；到了北京，住在干面胡同，又是这个情况，书桌不是靠着朝东的窗子，就是侧贴着朝东的窗子。他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完成他的写作，且并不受任何影响。除此之外的整个空间就是我妈和孩子们的活动空间。

文学馆中的李健吾书房（张梦拍摄）

他有的是会写会画的朋友，可是他居住的屋子里的墙上没有一张字画。也许，这就体现了他的“俗”，没有文学家特有的“雅致”，他的书就堆放在他的四周。他正在用的就堆积在他的书桌上。他不会受周围杂乱生活的影响，而会专心致志干他的写作。从北京到上海，在上海来回搬家，1954年又从上海调回北京，从社科院的住所来回搬迁，他的书桌从来没有变过，他在这张书桌上写出了多少优秀的作品，譬如他的传世的文学评论文集：《咀华集》《咀华二集》《福楼拜评传》；他的戏剧评论：《戏剧新天》；他的优秀翻译作品：《包法利夫人》《莫里哀喜剧全集》《司汤达小说集》等等；他的优秀的话剧作品：《这不过是春天》等；他著名的改编剧《爱与死的搏斗》《金小玉》；他发自肺腑的散文：《雨中登泰山》《朱自清先生纪念》《重读〈围城〉》等等；还有他终生喜爱的诗歌作品，包括记载我这个大女儿的降生的作品《诞生》，他在60岁时还在写激励自己的作品《一个人的一生》等等。多么艰涩的《莫里哀喜剧全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的，更不要说《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文学理论》这样大部头的理论作品。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在这张书桌上表述的，他和朋友之间的深情和怀念，成堆的信件，有给学生的，有给向他求教的人的，又有大量给被他视作家人一样亲密的朋友们的。在这张我们看到的陈旧到几乎已经破旧不堪的书桌上，他完成了多少他一生的杰作，又有多少他心里积蓄的要对朋友、对国家陈述的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用他全方位的文学才华，想办法活下去，想办法完成他心里设定的任务。譬如，在日寇进入上海以后，他用戏剧养活我们一家，但是他真实的工作却是抓紧时间，不断修改，最后完成《包法利夫人》的翻译工作，那是1944年。

我父亲工作生活上的这些特色，说明了他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平和的人，他不在乎名和利，不看重生活条件。就在这样的房间里，他不断地接待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心中，朋友几乎就是他的家人，或者可以说，胜似家人，对家人，他没有太多的话题，但是和朋友，总有说不完的话，说话期间会发出他特有的朗朗的笑声。我们读到1971年以后，那么多他写给各方朋友的信（见《李健吾书信集》），还有朋友们给他的信（大部分都给了文学馆收藏），他曾经对他的学生多有提携、帮助，学生们的信里充满了对他们这位恩师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代文学家、戏剧家的朋友们在信里谈他们各自的生活、工作，充满了真情。

作为一名孤儿，李健吾在穷困的生活中长大。他选定了“文学”作为他的事业，他用文学来为这个国家服务，无论是在上海教书育人，编辑杂志《文艺复兴》，还是在北京社科院外文所编辑法国古典文艺理论过程中，他都在发现新人，提携新人。他热情、爽朗，爱说爱笑，爱读书，爱朋友，朋友需要时，他永远出手相助。他对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什么苦日子都可以过。“文革”中，工资被扣发了，一个月只有20元收入，他没有积蓄，他就过苦日子，他没有牢骚，毫不在乎自己的名誉地位。但是真实的他又是外圆内方，他能忍受对他各种不公正的评价，一件事干不成，就干另一件事，文学的方方面面，他都会根据条件许可，全力以赴地投入，这样，他晚年完成的既有戏剧评论集《戏剧新天》，又有厚厚的《法国十七世纪古典文学研究》。

他一生选择了他的事业：文学，文学的方方面面，他认为：“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为自由。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他属于社会，然而独立。”所以，他的作品经得住时代的考验，是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

没有过书房的李健吾，202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给他设立了一间书房，再次看见我父亲这张书桌，我情难自抑，就仿佛又看到了他。文学馆还存放着他曾经珍藏过的各种书籍，英文的、法文的、中文的，他收到的朋友给他的信和书，也可以供学者研究使用。观众也可以来文学馆参观李健吾书房，了解这位在他们中学教科书中学到的《雨中登泰山》的作者的生活，他的为人和品格。曾经有一位广西壮族的中年男子，就是在中学时期学了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之后，从此痴迷喜欢上了他，自己也开始了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开始文学写作。但愿将来有更多的后来者，读了李健吾的某些作品，走上文学道路。

（作者系李健吾先生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