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北平。国共美三方在军调部谈判,表面平静,暗流汹涌。中共代表耿飚作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每天接触大量机密,身后总有两个国民党特务跟着。
这天下午,他照常步行去办公地点。习惯性回头一看,发现只有一人——那个高个子、眼神飘忽的年轻特务。另一个矮胖的搭档不见了。
耿飚立刻警觉。这两个特务他太熟了。最早只有高个子一人盯梢,结果在天桥跟丢了他,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才加派了帮手。两人从此轮班,从不松懈。耿飚甚至能从他们的走路姿势判断状态。有时碰面,他还会点头打招呼,对方反而慌得低头装看招牌。
几天前,他还请这两人看过电影。买票时见他们在路边站着,干脆多买两张,走过去说:“进去看吧,站外面多累。”两人愣住,最后红着脸接了票。整场电影坐立不安,眼睛老往他身上瞟。散场时,高个子还小声说了句“谢谢”。
现在只剩一个,肯定有原因。耿飚拐进一条窄胡同,突然转身。特务吓了一跳,手本能摸向腰间,又赶紧放下,结巴问:“你……你要干啥?”
“不干啥,”耿飚语气平静,“就问一句,你搭档呢?”
“他病了,打摆子,起不来。”
“住哪儿?”
对方含糊指了北京饭店后面的一条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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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耿飚买了奎宁和点心,按方向找过去。敲开门,矮胖特务看见他,惊得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耿飚把药递上,“奎宁治打摆子,快吃。点心垫肚子。”
特务手直抖,眼泪一下掉下来:“三天了,队里没人管我……反倒你来……”他哽咽着说,自己是被抓壮丁进特务机关的,工资少,天天挨骂,生病没人问,早就不想干了。
耿飚没打断,等他说完,才像聊天一样问:“你们除了盯我,还盯谁?李克农、罗瑞卿他们呢?”
特务放松了警惕,随口答:“李部长归老陈盯,罗部长是小王组……每人盯一个,天天交报告。”
耿飚点点头,又轻描淡写问:“叶剑英将军呢?也派人盯?”
对方脸色一变,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叶将军……不止盯人。我们在他住处装了窃听器,美国货,技术科的人装的,我们都不懂。”
耿飚心头一紧,但脸上毫无波澜。叮嘱他好好养病后,立刻离开,直奔李克农住处。
李克农听完,起初不信——这种核心情报,一个基层特务怎会轻易透露?但他了解耿飚,马上带人去查叶剑英住所。
果然,在吊灯底座和沙发靠背后,发现两个微型窃听器,连着细线,隐蔽极深。
事后,黄镇拍着耿飚肩膀笑:“老耿,你真行!连特务都被你感化了。”
耿飚只说:“换谁都会这么做。”
这次行动及时拆除了窃听装置,保住了中共代表团最高层的通信安全。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一点:在隐蔽战线,人心也是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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