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过去几年，AI（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潮被反复渲染，像是“狼来了”一样，让公众麻木。但最近网易等互联网大厂对外包员工的“汰换”，开始将这个问题摆在台面上，让人不得不正视。
这不仅仅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动向。据媒体报道，虽然不同互联网企业的进度不一，但如何推进“AI换人”，已成为各家互联网企业的重要战略。海外的互联网企业，诸如Meta，也在酝酿高达20%比例的裁员。
随着智能体的普及和成本的走低，人工智能正在越过某个临界点，以比预想快得多的速度改变就业市场。
IT巨头Cognizant（高知特）3月发布的报告认为，AI已以某种方式影响了93%的工作岗位，而此前的预测是2032年才到这个比例。
有人认为AI会冲击就业市场，但也会像之前的技术革命一样，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然而，一方面，对个人而言，这种创造和消灭之间无法“约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AI与此前人类发明的所有技术都不一样。
过去人类发明的都是工具，而AI是智能本身，这意味着其有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可能，即使有新的就业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也有可能迅速地被不断进化的智能体所替代。
所以，这一次可能真的不一样。
一些仍算乐观的研究报告，已经给出了未来五年世界1.7亿劳动人口将受到AI冲击的预测，在更激进的报告中，世界受冲击的人群能达到8亿。
上世纪不少科幻小说幻想过这样的场景：当人类不再需要工作时会怎么样？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曾畅想过，由于机器的繁荣，100年后的人类一天只用工作3、4小时，生活是什么样？
现在AI把这种“科幻级”的现实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
我们该怎么办？什么都不做肯定不是个好选择。
从短期看，有些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敏锐的、更针对AI冲击的就业监测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由更多部门参与其中，在更高层面建立联席工作制度。我们需要更密切地关注企业大规模裁员行为中潜藏的对劳动者权益的损害，比如对“假外包、真派遣”员工的裁撤。
我们还需要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就业帮扶。目前普遍认为AI对就业的冲击有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对“白领”岗位的冲击比对“蓝领”岗位的冲击大，另一方面，对初级岗位的冲击比对资深岗位的大。这意味着，大学生群体可能恰恰是受冲击最大的一群人。考虑到这一群体过去数年本来就面临承受着较大的结构性就业压力，社会需要格外关注其就业困境。
他们有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是数字时代的原生居民，我们相信他们在AI时代会有更强的适应性。高校、企业和社会要帮助他们在巨大的变化中找到人生的落脚点。
还有些措施，虽无需立刻着手，但应进入公共话题的讨论之中。应对这样规模的冲击，注定需要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制度调整。
这其中，可能需要很多“超常规”的制度建设。是否应该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公司征收高额税收，以储备充足的公共资金，为大面积的就业转型兜底？是否应该建立全民基本收入（UBI）制度，让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教育制度是否应该迎来全方位的改革，在智能快速贬值的今天，让孩子学些什么，才能让他们保持“人之为人”的价值？
这些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颇显“离经叛道”的观点，或许在未来的AI时代，都有其可以参考的部分，值得讨论。
所有这些措施采取的前提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应该充分评估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要理解这种影响“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其中，政府部门的责任尤其重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很难采取保守的方式推进AI建设，政府部门就应该采取更谨慎的态度，至少应该更全面地评估AI的影响，而不是只扮演技术加速器的角色。
从目前的情况看，建立这种共识，可能是最紧迫的。
（作者 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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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笛
大科创新闻部主任兼高级记者 主要关注于科技类、创业类产业政策、创投领域以及交通物流领域。擅长深度报道和人物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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