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22万！明军56天拼凑杂牌军，死守北京击退瓦剌大军！

瓦剌的首领也先没想到居然能够抓住明朝的皇帝，这下有皇帝在手，奇货可居。

明朝的核心军队又被击垮了，他正押着被俘虏的皇帝，带着士气高涨的瓦剌军来进犯北京城。

在这种瓦剌军处于极大的优势、明军处于极度的劣势的情况下，明军居然守住了北京，打了一场漂亮的北京保卫战。

这场北京保卫战被称为是明朝的续命之战，要是没有这场胜利，要是没能守住北京，明朝很可能就此灭亡了，或者变成第二个南宋。

在这场战争中，于谦被封神，后世都毫不吝啬地赞美他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场北京保卫战明朝是怎么打的？于谦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功绩？

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北京保卫战。

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回北京，朝堂上的大臣们痛哭流涕，哀声一片。

哭完之后，悲哀转为愤怒，大家开始追究战败的责任。

再加上王振平时颐指气使，陷害忠良，所有大臣都跪在地上，请求郕王朱祁钰追加王振的罪名，并且把王振抄家。

英宗朱祁镇在御驾亲征之前，任命他的弟弟朱祁钰暂时代理朝政。

现在英宗被俘虏，皇太后孙氏任命朱祁钰代总国政，也就是说让朱祁钰监国。

朱祁钰当年21岁，非常年轻，他监国的第一天就碰上这么大的事需要他做主，他有点犹豫不决。朱祁钰犹豫不决还没说话，马顺先说话了。

马顺是锦衣卫指挥使，他是王振的死党。马顺依仗着王振的余威，对在场的百官呵斥，想要把他们压下去。

马顺不说话还好，他一说话立刻就把群臣的愤怒都引到自己身上。

给事中王竑第一个发难，王竑有一个好友叫刘球，刘球之前因为给皇帝上奏建议限制宦官的权力得罪了王振，被王振给陷害。

被王振陷害之后，马顺作为锦衣卫的指挥使，在王振的授意下对刘球严刑拷打，最后把刘球杀害。

所以王竑特别痛恨马顺，在愤怒之下，王竑直接冲到马顺面前，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破口大骂他做的坏事，甚至开始撕咬马顺的肉。

把马顺打死之后，群臣还不解气，他们继续向郕王朱祁钰施压，要求处死王振的党羽，宦官毛贵和王长随。

朱祁钰在压力之下，吩咐把毛贵和王长随推出来，他俩出来之后也被群臣殴打致死。

群殴结束之后，事情还没完。

有的书里面说当时朝堂上乱作一团，郕王朱祁钰看着三个人就这么在自己面前被打死了，有点恐惧，想趁乱先走。

大臣们都没发现朱祁钰要走，只有于谦特别冷静，他立刻就冲过去一把了抓住朱祁钰。

马顺是锦衣卫指挥，毛贵和王长随是负责东厂的太监，他们虽然是引起了公愤，但是既没有审判，又没有定罪，大臣们只凭一时的激愤就把他们给打死了，这是要负责任的。

而且锦衣卫和东厂都不是好惹的，郕王在朝堂上他们不敢动，郕王走了他们要是报复起来，这些官员恐怕要遭殃。

所以于谦一把抓住郕王，不让他走，让他当场宣布三个被打死的人有罪，参与群殴打人的大臣无罪。

这段的叙述主要是体现了于谦的冷静和魄力，但是我们去找这段史料的出处，发现最原始的出处是于谦的儿子于冕写的《先肃敏公行状》。

于谦的儿子写自己的父亲，难免会夸大和赞美自己父亲的功绩，而后续所有的书籍都是根据《先肃敏公行状》演绎的。

但是我们去看当时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明英宗实录》、《否泰录》，包括于谦和王直的传记里面都没有提到过这段。

所以这段演绎的成分比较大，包括后续北京保卫战的一些内容，很多人采用的都是于谦的儿子写的《先肃敏公行状》的叙述，对于谦的功绩都有夸大和美化的成分在。

我们不否认于谦在北京保卫战里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也不能说这场保卫战的成功是他一个人的功绩，应该说这场保卫战的成功是在朱祁钰的带领下，朝堂上的一众大臣群策群力的结果。

《明英宗实录》里面虽然没记录于谦当时拉住了郕王不让他走，但是明确写了事情过去之后，于谦率领一众官员呈上奏章，指出了马顺、毛贵和王长随是王振的同党，请求郕王处分。

最终郕王朱祁钰接受了于谦等官员的说法，给这个事件就这么定性了。

马顺代表的是锦衣卫，毛贵和王长随代表的是东厂，他们都被定性为是奸臣。

土木堡战败之后，北京面临巨大的危险，朝堂上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要不要南迁。

当时的情况跟北宋的靖康元年就非常相像，靖康元年，金兵包围北宋的都城，俘虏了徽钦二宗，宋朝的政权南迁。

南迁之后虽然只剩了半壁江山，但是南宋政权又延续了一百多年。

明朝现在皇帝被俘虏了，军队的主力损失殆尽，比北宋当年的情况还要惨。

土木堡大败的消息传回来之后，北京城里面风声鹤唳，有的官员已经准备好逃跑了

。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右都御史俞士悦，他正利用自己的职权把自己的妻子送回老家。

俞士悦这么干之后，北京消息灵通的人士纷纷效仿，很多人都准备逃跑。

所以要不要南迁，这是所有大臣心里面都在想的问题。

南京是明朝原来的都城，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一直都是副都城，所有的行政班子在南京都有一套，所以南迁之后，政府可以很快的直接开始运转。

但是在朝堂上，大臣们不能随便建议南迁，因为南迁属于是投降派，臣子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是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是士大夫的精神。

所以在这种时候，主战派永远都是被人称颂的，因为主战派显得不怕死，更有士的精神，投降派就显得贪生怕死，会被人鄙视。

所以虽然很多大臣心里面都在想，但是谁都没说出来。

第一个提出南迁建议的是翰林院编修徐珵，这个人平时对天象很有研究，他说他观察天象，天命已去，无能为力，唯有南迁，迁都南京。

他说完之后，朝堂上就有很多大臣附和同意。

但是于谦大喝一声说：“言南迁者可斩！”这是很多书里面写的情节。

但是实际在《明英宗实录》里面，于谦不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南迁的人。

徐珵说完之后，第一个提出反对的人是礼部尚书胡濙，他是朱棣时期的老臣，是四朝元老，地位非常高。

于谦当时只是一个侍郎，还没升到尚书，所以胡濙无论是在官职上还是在威望上都比于谦要更高。

胡濙说话非常有分量，他说完之后，于谦紧随其后第二个发言。

于谦说的是：“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

于谦表达的态度更为强硬，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想要南迁的人可以斩。

第二句话指出战略方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召集天下的军队来勤王，死守北京。

胡濙和于谦发言之后，群臣响应，南迁的提议就彻底被否决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做北京保卫战的战前准备。

战前准备要解决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北京没兵；第二个难题是粮草问题；第三个难题是英宗被俘虏，也先肯定会有英宗来要挟。

先说北京没兵的问题。英宗御驾亲征把明朝在北京和北京周围的精锐部队都给带走了，所以保卫北京必须得从全国各地调兵，让全国各地的军队都来北京勤王。

当时被征调来的主要有三类兵员：

第一类是河南和南北直隶的备操军。明朝时期，北直隶是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天津、河北和河南、山东的一小部分地区。南直隶是以南京为中心，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分地区。南北直隶和河南地区的备操军就是这些地方的预备兵，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说的预备役。只能从这些地方调预备兵也能看出来土木堡之变，明军的损失有多大，正规军都打光了，只能调预备兵。

第二类兵员是山东和南直隶沿海的备倭军。明朝沿海一直都有倭乱，所以沿海有备倭军。但是在明朝前期的时候倭乱还不严重，所以备倭军并不多，备倭军只调来了4500人。

第三类兵员是北直隶和江北的运粮军。运粮军就是平时在京杭大运河上负责漕运的兵，这些兵其实也算不上是正规军，他们也就算个后勤部队。除了征调来的这三类兵员，之后还有京营残部和逃回来的散兵。京营残部就是当时北京最精锐的部队都跟英宗出征了，还剩下一些京营的兵留在北京守备。

所有的这些兵员七拼八凑，在北京保卫战开始之前，居然也凑出来了一支22万人的军队。

当然还有其他来勤王的兵还在路上，比如说辽东的兵，山西的兵，还有在福建、浙江正在平定叛乱的兵。

第二个是粮草问题。北京作为京城，平时有囤积一些粮草，但是一下子多出22万兵力，北京城内的粮草肯定是不够吃的，所以解决粮草问题也是重中之重。

这个问题倒是不难解决，因为离北京不远的北京城外的通州有大粮仓，当时通过京杭大运河从南方调运过来的粮食，通州是运河的终点站。

现在要解决的不是粮食不够的问题，而是通州粮仓里面的粮食太多，很难在短时间内运进北京。

要是不能及时的运进北京，放在通州粮仓的余粮就会资助敌军。

当时就有人建议说，为了防止余粮落入到瓦剌军的手中，应该把余粮都给放火烧了。

于谦坚决反对。于谦说，通州的粮食是官兵活命的本钱，一定要运进北京城。

朝廷最终用了两种方法激励全民运粮：第一个是预发北京城所有官员和士兵半年的俸粮，但要求就是官员和士兵必须自己去通州仓库自行把粮食运进北京城。

第二个是动员百姓，在北京和北京周边的所有百姓，凡是有大车能从通州运送二十担粮食到北京城内的，每辆车都赏给一两银子。

这样就全民抢运，终于在敌军到来之前，把通州粮仓的粮食都成功的运进北京城。

第三个问题是皇帝被俘虏的问题。英宗被瓦剌俘虏，瓦剌兵临城下的时候，万一把英宗绑在阵前，明军这仗还怎么打？要是瓦剌以皇帝的名义逼迫你开城门，你开还是不开？

现在既然没有办法把英宗给救回来，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换皇帝。

皇太后孙氏同意百官的请求，下令择日举行登基仪式。

皇太后同意之后，没想到郕王朱祁钰居然反对。

朱祁钰再三推辞，坚决不肯当皇帝。

朱祁钰不想当皇帝，也很好理解，他要是当了这个皇帝，可以说是临危上阵，很可能重蹈北宋徽钦二宗的覆辙。

当时宋徽宗就是在城破之前紧急传位给钦宗，结果两个皇帝都被金军给抓走了。

现在北京城要是被打下来，他也很可能变成明朝第二个被抓的皇帝。

明朝要是就此灭亡了，他就是亡国之君，这不就是替死鬼吗？

所以朱祁钰再三推辞，说什么都不肯当皇帝。

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他说：“臣等忧心国家，没有任何私心，希望殿下也可以跟我们共济艰难，共同保卫大明的社稷。”

于谦这么说，朱祁钰就很难再推辞了。

这些大臣都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国家大义，他作为皇室的后代，肯定也不能退缩。

朱祁钰登基之后，年号改为景泰，朱祁钰就是景帝，英宗被奉为太上皇，这样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

比如说于谦本来是兵部侍郎，原来的兵部尚书是邝埜，邝埜死了，于谦就升到了兵部尚书。

再比如说陈循本来是翰林院侍读，土木堡事变之后，他被任命为户部尚书。

这样朝廷就快速的重新组建了一套新的中枢系统，新中枢系统的核心官员有几个人：有礼部的尚书胡濙、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于谦、户部尚书陈循等人。

胡濙和王直的资历虽然比于谦要老，但是这场北京保卫战，于谦临危受命担任了最高的总统帅。

实际上，在新皇帝朱祁钰的领导下，朝廷上最高的总统帅是两个人，一个是于谦，一个是石亨。

在战前准备的时候，确实是于谦发挥了统帅全局的作用。

于谦作为最高统帅，他率领群臣一起征集军队、征调粮草、修补城墙、讨论战术等等。

在瓦剌大军到来之前，明军争分夺秒，已经做好了坚守的准备。

从土木堡之战结束到瓦剌大军攻到北京城下，期间一共间隔了56天时间。

就是这56天给了明朝喘息的机会，让明朝做了一系列的防御部署。

在土木堡之战结束之后，瓦剌军也先产生了轻敌的心理，而且他认为俘虏的英宗是奇货可居，他浪费了大量时间在大同、宣府等边关城下敲诈勒索，最好能够兵不血刃，就能撬开明朝的边关大门。

土木堡之战是8月15号结束，8月17号瓦剌军押着英宗来到宣府城，对城上的守军说，他们有英宗的圣旨，命令杨洪等人开城门迎接皇帝进城。

当时宣府的主将是杨洪、罗亨信等人，他们看到瓦剌大军压境，而且还带着英宗，如果打开城门，瓦剌军肯定就会一拥而入，这肯定不行。

但是如果不打开城门，又是违背圣旨，这实在是不好应对。

最后杨洪想了个办法，他让城墙上的守军回复说：“今天天色已晚，我不敢擅自开城门，我们守的是皇帝的城池，杨洪不在城里。”

这句话回答的其实很有讲究：首先，按照城禁制度，当天天色已晚，不应该开城门。第二，天色已晚，看不清，无法确认英宗有没有在城下，既然无法确认，圣旨的真假就无法分辨。第三，说杨洪不在城内，杨洪是主将，主将不在，我们就没有权限给你开城门。

这个回答一出来，也先也没办法，他看宣府的守军不好对付，他就向西去大同试试。

8月21日，瓦剌大军带着英宗出现在大同城下，还是同样的套路，他们传圣旨让大同的守军开城门。

第一次大同的守军直接拒绝。

第二次，英宗让袁彬骑马到城下交涉。袁彬是英宗的贴身侍卫，英宗被俘虏之后，他一直跟在英宗身边。

他还写了一本《北征事迹》，《北征事迹》记录的就是英宗在被俘虏期间的亲历记录。

袁彬来交涉，明军不能置之不理。大同的主将是郭登和刘安。

郭登也没像宣府的杨洪那样，装作不在城里面，他放袁彬进城。

袁彬进城之后，跟城内的郭登等人说，也先索要的主要是钱财。

也先承诺过，只要给钱，你们就可以打开城门，把英宗给你们还回去。

郭登当然不信，他拒绝开城门，也拒绝给钱。

袁彬无功而返之后，英宗很着急。英宗应该是相信了也先的话，认为只要给钱就可以把自己放回去。

他让袁彬再去，让他问郭登，说：“我跟你是姻亲关系，怎么这么亲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郭登的回答是：“我奉命守城，不知其他。”

英宗说他和郭登是姻亲关系，是想通过私交来打动郭登。

郭登的回答却说他是奉命守城，是国家大义。

他用国家大义来回复英宗的私交，可以说回答的完全挑不出毛病来。

但是守城的其他将领却说应该试一试，万一给了钱财，瓦剌军就能把皇帝给放回来呢。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给了袁彬一批财物，用来赎回英宗，结果是也先收了财物仍然不放英宗。

郭登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先勒索钱财成功之后，他就率领瓦剌大军暂时退到了八宝山驻扎。

他没有立刻攻城，毕竟他手里面还有英宗，他是想靠着英宗这个筹码再次勒索甚至骗开城门。

9月21号，也先率领瓦剌大军再次来到大同城下，再次声称要放回英宗，让城内开门。

这次郭登紧闭城门，积极备战，再也不相信也先的鬼话了。

也先看到大同守备严密，也不想硬攻。

这时候投降过去的喜宁给也先出主意，喜宁是英宗身边的太监，英宗被俘虏的时候，他也一起被俘虏，被俘虏之后他就叛变了。

喜宁对明朝内部的结构非常了解，有他给也先带路，给也先带来了很大好处。

也先带着英宗到处勒索，就是喜宁给他出的主意。喜宁看大同和宣府都不肯开城门，他就跟也先说：“北京兵力空虚，你不要管大同和宣府了，这两个城池不好打，你从紫荆关走，紫荆关防守空虚，过了紫荆关之后，可以直接到北京。”

也先听了喜宁的建议，果然紫荆关的防守没有大同那么严。

但是他也打了四天，打过紫荆关之后，直奔北京。

10月11号，瓦剌大军到达北京近郊，开始跟京城的守军对峙。

瓦剌军本来是占尽优势，但是由于也先的战略失误，导致错失了进攻北京的最佳良机。

而且北京朝廷另立新君，他再拿手里的英宗跟明军谈判，明军就也不理他了。

也先率领大军来到北京城下之后，他发现明军居然不是在城内凭城固守，而是在城外主动迎战，这是于谦制定的战术。

按照石亨的建议，应该是凭城固守，就是关闭所有的城门，依靠北京城坚固的城墙来消耗瓦剌的军队。

但是于谦反对，于谦认为瓦剌军是挟着土木堡大胜的余威而来，本来气势就很盛，要是再躲在城里面龟缩不出，瓦剌的气势就更盛了，这样他们会放开手脚，肆无忌惮的攻城。

所以于谦主张主动出击，在城外布阵，把22万大军分派到北京城的九个城门外列阵迎敌。

而且于谦采取了非常激进的、非常残酷的、断绝后路的政策，他下令所有官兵出城列阵之后，城门锁死，谁都不准入城。

这样一来，明军的士兵就没有退路，只能拼死一战。

于谦的这个战术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让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跟北京城共存亡。

于谦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把自己也锁在北京城外，坐镇在德胜门外指挥。

当时北京有九个城门，每个城门外都分配了2万到3万的守军，每个城门外都有主将统兵。

比如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孙镗守西直门。

于谦认为瓦剌军最有可能进攻的是德胜门，他自己和石亨亲自领兵镇守在德胜门外。

10月13号，战斗正式打响。

瓦剌军的一万多名骑兵猛攻德胜门，没想到还没走到德胜门，就遭到了明军的埋伏。

德胜门外有大量的民房，当时北京城外有很多的老百姓居住，于谦把这些老百姓都搬迁到了北京城内，然后在民房里面设置了伏兵。

这批埋伏在民房里面的军队并不是普通的军队，而是神机营。

明朝原来的神机营大部分都被英宗给带走了，并且在土木堡阵亡了，但是京城里面还留了一小部分神机营留守兵力。

于谦就以这一小部分留守兵力为基础，紧急补充了大量的兵力重新编组训练。

还好神机营的火器充足，新训练的神机营就被安排埋伏在这些民房里面等待时机。

战斗打响之后，石亨派出少量的骑兵去引诱敌人，瓦剌军果然上当。瓦剌军追到民房区域的时候，明军埋伏的神枪火器齐发，瓦剌军伤亡惨重，也先的弟弟孛罗在战斗中身亡。

也先观察战场的局势，他发现明军是把德胜门布置成了自己的主战场，他就放弃德胜门，让瓦剌的主力军去打得胜门旁边的西直门。

明军西直门的主将是都督孙镗，孙镗率领军队跟瓦剌军对战一开始打的还行，歼灭了瓦剌军少量的部队。

但是随后瓦剌军增兵，孙镗的部队就被瓦剌军重重包围，开始向后退缩。

孙镗支撑不住的时候，想退回到城内。当时守在西直门城墙上的官员是吏科给事中程信，程信坚持遵守于谦的决定。

于谦说过，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准退回城内，所以程信拒绝开城门。

孙镗没办法，只能率领手下部队继续跟敌军硬拼。

不过，这时候他们已经是退到了城墙下，程信让城上的明军使用火器向下射击，这些火器使得瓦剌军阵脚大乱。

坐镇在德胜门的主将石亨也分兵到西直门来支援。

最终在孙镗背水一战、在城墙上的炮火袭击和友军的支援之下，进攻西直门的瓦剌军被打退。第二天14号，瓦剌军继续进攻，这天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彰义门，就是后来的广安门。

北京城当时还没有外城，外围是一圈土城，所以彰义门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城门。

当时明军的防线是分内外两层，第一层是内城的九门，第二层是外围的土城，彰义门就是外围土城的一个旧的门户。

于谦在部署防务的时候，彰义门并不是防御的重点。

在彰义门防守的主将是都督武兴和王敬。

武兴的布阵方式是在最前方放置神机营的神枪部队，中间放置的是弓箭手和手持短兵的官军，最后面放置的是由数百名内官组成的骑兵部队。

内官就是太监，太监都骑马上阵了，从这也能看出来，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的。

瓦剌军冲过来之后，神枪部队火器齐发，用猛烈的火力和射程优势成功地击退了瓦剌军的先头攻击。

就在明军占据上风的时候，突然发生意外，由于太监部队是临时拼凑的，训练不足，他们看到敌军退缩，居然就不顾阵型，骑马冲出来发起冲锋。

这下明军的队列一下就乱了，火器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

瓦剌军发现机会之后，立刻发起猛烈反攻，明军在混乱中被敌军打得溃败，明军的主将武兴在混战中也战死。

瓦剌军在击败武兴的部队之后一路杀到了土城下，就在最危险的时候，王竑和毛福寿率领援军及时赶到，这才化解了瓦剌军的这波进攻。

到10月15号，也先意识到北京的守军非常顽强，而且他探得明军的各路勤王大军都在赶往北京的路上，尤其是杨洪的两万精兵，还有辽东焦礼的3万精兵即将到达北京，也先决定撤退。

10月15号当天，瓦剌军开始撤退，从良乡往西走，最终撤出紫荆关。

北京保卫战到此结束。

这场北京保卫战明军之所以能获胜，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是也先自己战略失误，他认为抓住英宗是奇货可居，在大同和宣府耽误了太长时间，错过了最佳战机。

第二，明朝另立新君，解决了英宗被俘的问题，朝廷的核心班子也进行重组，君臣一心，不留后路，共同御敌。

第三，于谦和石亨设计的战略得当，阻挡住了瓦剌的几波最强的进攻。

第四，大同和宣府的守将也很得力，也先由于没攻下来大同和宣府，他在北京城下作战的时候总担心腹背受敌，所以不敢久战。

第五，在景帝的诏令之下，各地方的部队纷纷来北京勤王，也给也先很大压力，最终使得也先撤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