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戏言吞并加拿大，保守党民调领先25点后，一夜之间优势尽失

从“特朗普盟友”到公开翻脸

莫滕·梅瑟施密特很懂表演。在脸书上，这位极右翼政治人物持续发布一段段对着镜头自拍视频，金色短发、常年挑起的眉毛，像是在强调他对自己观点的“浓厚兴趣”。

他喜欢用“伊斯兰教法”等流行词，还会用全大写来加强语气，尤其是在宣传他要把穆斯林移民逐出丹麦的计划时更是如此。最近，他写道：“再见，感谢！”还配了一个飞机表情。

梅瑟施密特是丹麦人民党主席。该党是丹麦明天大选中几股主要极右翼力量之一。

对一个小党来说（议会席位占比4%），在一个小国里（人口600万），在大国结交“重量级朋友”往往有现实价值。梅瑟施密特曾把唐纳德·特朗普视为这样的朋友。

去年，他前往海湖庄园，庆祝特朗普重返权力中心。他把这视为文化战争中的一记重拳。“觉醒文化死了。”梅瑟施密特当时写道。

但爱情未必长久。今年早些时候，梅瑟施密特开始与特朗普“分手”。

原因是特朗普连续数周坚持称，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岛。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半自治领土。

今年1月，这位丹麦政治人物在脸书上写道：“特朗普应该被坚决拒绝。”他又补了一句：“这是他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他的一位党内同僚说得更狠，在欧洲议会的一场辩论中表示：“我用你可能听得懂的话来说：特朗普先生，滚开。”

梅瑟施密特的态度转向，直接发生在格陵兰主权争议被特朗普推向台前之后。

十年前，特朗普当选似乎让民主政治的地板突然开了个“暗门”，让世界各地的民粹运动看到一条现实的上台路径。全球化的阴暗面越来越明显，选民也看在眼里。

国际机构在大规模移民的压力下摇摇欲坠；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似乎准备回潮。梅瑟施密特如此，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德国的爱丽丝·魏德尔也是如此：他们看着美国，心里想着，“我们这里也能发生。”

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他们甚至借用了特朗普的语言：觉醒、政治迫害、假新闻。

如今，这些政治人物正在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就连在民调上领跑的英国改革党领袖、长期亲特朗普的奈杰尔·法拉奇，最近也主张英国不该卷入特朗普在伊朗的战争。

欧洲极右翼认同特朗普那种“美国优先”的“血与土”想象，却不想与2.0版本扯上关系。后者为中东流血提供理由，扣押拉丁美洲的一名领导人，并试图强夺格陵兰这片寒冷的土地。

这道裂缝说明，要把一群民族主义政党缝合成跨国运动有多困难，尤其当旗手的姿态更像一个全球霸凌者。一位美国外交官对我说：“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那批精英，严重误读了欧洲极右翼。”

“反向颜色革命”的挫败

这并不是因为特朗普不想做。看看他公开表达过的雄心就知道了。

他几乎掏空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并以“美国资助项目在外国施加不当意识形态影响”为由，停止向自由欧洲电台拨款。他还声称，这些项目甚至煽动所谓“颜色革命”——即在后苏联国家推动建立西方式民主的民众起义。

随后，他和盟友做了相反的事：支持那些意在削弱欧洲自由民主的极右翼运动和政党，并对俄罗斯释放善意。詹姆斯·戴维·万斯去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首次向各国领导人发表重要演讲时，就要求欧洲各国政府不要再边缘化极右翼。

本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一项优先任务写得很直白：要在欧洲各国“培育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抗”。

到目前为止，这场“反向颜色革命”的尝试失败了。我去了丹麦，想看看原因。

我抵达哥本哈根时看到的第一幕，是市政厅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我走近时，以为会遇到竞选集会，或者像伦敦、阿姆斯特丹最近那样反对伊朗战争的示威。

但结果，示威针对的是工业化养猪。一位拿着气球猪的退休人士告诉我，她支持一个名为“另类党”的环保政党。当我提起格陵兰，她露出尴尬神色。

丹麦选战：特朗普意外制造共识

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出身的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把明天的投票提前举行。她希望借助在抵制特朗普吞并格陵兰企图后出现的支持潮，趁势出牌。

逻辑大致是：一位避免了美国地面入侵、挡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首相，难道不该再干一届吗？但结果仍未可知。因为在参选各党派之间，对特朗普的反感几乎一致，反而让其他议题成了更清晰的“楔子”：养猪业、饮用水、养老院食品，以及一名候选人过去吸食可卡因的经历。

特朗普没有激起对抗，反而催生了共识。丹麦历史学家、前外交官博·利德高对我说，他在2011年离开政府后曾出任《政治报》主编。“十几个参选政党中，从任何一个光谱位置看，确实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质疑现政府采取的立场。”他说，“没有人质疑我们必须对特朗普采取强硬态度。”

弗雷泽里克森政府也许会因复杂的国内原因而下台。但即便她不再担任首相，继任者也会同样坚定地抵制特朗普夺取格陵兰的企图。

即便出现极不可能的情况——继任者是一位极右翼煽动者——也不会例外。曾任驻华盛顿记者、现任丹麦政治新闻网站《奥尔廷格》主编的雅各布·尼尔森对我说，梅瑟施密特的政治品牌“受到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启发”。

一位前美国官员告诉我，去年年初，梅瑟施密特曾向特朗普白宫团队提供建议，希望他们在格陵兰问题上采用更“微妙”的表述，以便“把议题铺垫成一次胜利”。但特朗普转而选择了更强硬、带有战争意味的说法，推动丹麦军方为可能的格陵兰入侵做准备，包括运送爆炸物和血液储备。

因此梅瑟施密特不得不调整立场。尼尔森说：“因为靠近特朗普开始等同于叛国，他才做了这个转弯。”

丹麦人民党似乎并不愿意重新讨论这一议题。那位曾用粗口对特朗普喊话的议员原本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但在丹麦媒体披露一项信息后，他就沉默了：披露称，一个与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关系密切的基金会，为他去年前往布达佩斯参加保守政治行动会议支付了费用。（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我请丹麦新闻界的重量级人士帮忙联系，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同样遭到拒绝。

最后，我联系上了丹麦人民党在首都选区的领军候选人阿兰·费尔特。他在机场附近与选民见面，我折返回去，看到他在一张摆在人行道边的小桌旁发传单和薯片，桌子设在一个露天购物中心的路沿。

“人们现在来这儿购物，是因为他们知道价格会涨。”费尔特说着，指向身后的折扣五金家装店，并解释选民担心中东战争带来的通胀。他提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时说：“我个人觉得，如果他们能尽快收尾，那会很好。”

62岁的费尔特留着修剪整齐的白胡子，头顶秃亮，那天戴着一顶蓝色丹麦人民党帽子。他是一家瓶装水公司的创办人，也是第一次参选。“我是个富人。”他对我说。

但在他看来，驱动他参与政治的核心是“匮乏”。“我们浪费在罪犯身上的钱是几十亿。”他说，“然后我们又问，‘为什么要在那些不想待在这里的人身上浪费几十亿？’他们不想融入，不想要我们的文化。他们有点恨我们。”

在费尔特的叙述里，移民本该是这场选战的定义性议题，但特朗普总是在“碍事”。“特朗普其实是在帮她当选。”这位极右翼候选人谈到弗雷泽里克森时说。

他说，当人们听到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对丹麦王国的敌意言辞时，就会站到她身后。“所以他每做一次那样的事，实际上都在确保她再次当选。”

我提醒他，他们的政党过去曾崇拜特朗普。如今，美国总统的名字几乎说不出口。“你不能正面谈特朗普，因为那会让你丢掉很多选票。”费尔特说。

丹麦原本被认为是极右翼的“练兵场”，却在格陵兰危机中把特朗普变成了各党共同的负资产。

丹麦模式：主流与极右的共处

丹麦为观察特朗普对自由国际秩序（或其残余）的冲击提供了理想视角，但原因出乎意料。

由于制度稳定、政治文化成熟，丹麦常被用来比喻这样一种发展难题：如何建立自由民主，让经济繁荣、腐败受控。这个问题有时被称为“如何到达丹麦”。

这一说法由两位发展研究学者在2003年提出，后被以“历史终结论”著称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推广。

然而近几十年，丹麦又展示了一种更具体的民主“创新”：容纳并与极右合作。丹麦人民党成立于1995年，从一个既有右翼民粹政党中分裂出来。那个旧党更多聚焦税收议题。

新党把移民问题置于中心，成绩不俗，但起初影响有限，因为它不被认为“可登堂入室”，也就是不被社会接受（直译是“适合坐进客厅”）。

这一状况在2001年发生变化。那一年，丹麦加入欧洲免护照的申根区，撤除了边境检查点。极右翼政党买下一个废弃的边境岗亭，并承诺终有一天会让它恢复旧功能。

同一年，丹麦人民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以支持中右翼联合政府为交换，换取在移民、福利等议题上的让步。该中右翼联盟一直执政到2011年。

2011年，丹麦人民党一个持续十年的诉求得到满足：政府同意恢复边境检查点，以换取该党对一项预算措施的支持。

随着时间推移，丹麦主流政党试图削弱该党吸引力，尤其是其对工人阶级选民的吸引力，方式是接纳其部分移民立场。2015年和2016年欧洲迎来中东与非洲新一波难民潮后，这种紧迫感进一步上升。

现任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2019年成功组阁，其中一个关键是让中左翼政党在移民议题上右转：一方面维护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收紧接纳规则，并加大遣返力度。

这种本土主义反弹，曾被特朗普盟友视为把反移民议程全球化的机会。特朗普2016年竞选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试图把欧洲极右翼政党整合成一个名为“运动”的联盟，并在布鲁塞尔设立基金会，宣称要做右翼版的自由派慈善网络——后者由亿万富翁金融家、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乔治·索罗斯资助。

如今回看这次努力，班农告诉我，打造民族主义者的国际运动比他预想更难。“欧洲人之所以是欧洲人，自有原因。”他说，“他们的祖先当初决定不来美国，有时美国式的莽撞会让他们反感。”

但他也说，极右翼领袖仍然珍视这种声援。他回忆自己问勒庞，为什么2018年邀请他出席国民阵线（现更名为国民联盟）的大会。班农转述勒庞的话是：“你得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孤单。”

从加拿大到丹麦：外部干预的反效果

如今，反倒是美国右翼在向欧洲寻求声援。今年1月，班农出现在达拉斯以北的一场晚宴上，与荷兰极右翼自由党领袖海尔特·威尔德斯同台。

这场晚宴打出的口号是“拯救德克萨斯，免受激进伊斯兰影响”。威尔德斯谈到伊斯兰教法的危险，敦促共和党基层采取行动。班农把那段讲话形容为“上城墙”的动员演说。

但当威尔德斯和其他极右翼领导人当天在布达佩斯参加欧洲议会“欧洲爱国者”阵营的首次“大集会”时，却没有美国高层代表出席。

万斯也许会在下个月访问匈牙利，试图在4月12日一场艰难的连任选战前为欧尔班助阵。但计划尚未敲定。我采访的匈牙利前官员与专家预测，即便特朗普政府最后时刻介入，影响也很有限，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从共和国早期起，美国人就明白，外国干预选举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1796年，一位驻美法国外交官公开为亲法派的托马斯·杰斐逊站台，手法极其露骨。

他甚至公布外交机密，暗示美法战争迫在眉睫。学者认为，这反而促成了杰斐逊对手约翰·亚当斯的胜利。当时有记者写道，在美国一些地区，你找不到一个选举人愿意投给法国支持的候选人，他们“宁可被枪毙”。

特朗普在海外的干预几乎同样自我挫败。只要看看加拿大的例子就够了。去年年初，在皮埃尔·波利耶夫尔领导下，加拿大保守党势头正盛。

他们借由公众对自由党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不满，在民调上领先25个百分点。随后，特鲁多辞职，白宫易主，特朗普把“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的戏谑说法变成一场国际恐吓行动，还把关税威胁与“美国应吞并北方邻国”的主张捆绑在一起。

新任自由党领袖马克·卡尼在4月宣布举行选举。这次选举变成一场针对特朗普的抗议性投票，自由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竞选中最具杀伤力的一则广告，只是指出特朗普的言辞与波利耶夫尔的语言有相似之处。前保守党领袖埃林·奥图尔对我说：“特朗普改变了加拿大政治。”

丹麦可能会出现类似故事。去年，弗雷泽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一度陷入低谷，民调曾创下2013年以来最差纪录。

他们还在哥本哈根失去市长职位，这是100多年来的第一次。特朗普的冲击未必足以保住弗雷泽里克森的首相之位，但确实给了她一线生机。

上周末的竞选收官演讲中，她承认前景不确定，呼吁支持者投票，并称她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绝非板上钉钉”。

把外部危机压进国内议题

那场演讲发生在哥本哈根的一场民俗节上，面对的是本党支持者。他们鼓掌、跟着音乐表演一起歌唱。

弗雷泽里克森只提到一次特朗普的名字。她说，丹麦人“因我们对格陵兰危机以及特朗普对王国的威胁的应对而感到安心”。

演讲结束后，她握了几个人的手，然后坐到前排听儿童合唱团演出。舞台两侧摆着两束小花，和特朗普大型集会上讲台前常见的烟火效果形成鲜明对照。

我起初不理解，为何弗雷泽里克森不把与特朗普的对峙，以及迄今为止带领丹麦度过数十年来最严峻安全危机的表现，说得更重一些。

与我交谈的丹麦记者认为，各党之间可能形成了一种非正式默契：正因为这些议题关乎生死存亡，所以刻意不把它们放进竞选。部分媒体似乎也愿意配合。

周日，候选人抵达由丹麦广播公司主持的电视辩论。记者高声追问的多是潜在的组阁排列，却刻意回避最实质的问题。

几天前，丹麦广播公司披露：丹麦武装部队已将血液储备空运至格陵兰，并为一旦美国入侵而准备炸毁岛上的跑道。但辩论现场，记者对弗雷泽里克森提出的唯一问题是：她是否曾经放弃过投票机会。（她回答没有。）

在辩论厅外，我见到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负责人卡尔·埃米尔·林德。他承认，这次选举很不寻常：外国威胁正在逼近丹麦，但政治人物却把注意力放在最私密、最日常的需求上，比如食物和饮用水。

但这也许正是特朗普影响力的另一种体现：人们把目光收回国内，从混乱的世界抽身，转向那些丹麦人觉得自己还能掌控的事务。

关于作者

艾萨克·斯坦利-贝克尔是《大西洋月刊》撰稿人，报道政治与国家安全。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Europe’s Far Right Is Turning on 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