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美学史》：“审美主义”在当代还有活力吗？

《现代美学史》（三卷本）是一部美学领域的当代经典，作者保罗·盖耶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这本书以18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为写作对象，作者尝试对复杂多变的现代美学理论进行多元论式的解读，将现代美学发展史归纳为“真理”“情感”与“自由游戏”三大核心概念与学说流派的竞争与合作、分离与汇流的过程。同时，作者也以艺术作品为例，呈现美学理论发展与艺术创作潮流同频共振的发展轨迹。

围绕着现代审美精神，以及这部《现代美学史》翻译缘起、理论框架与当代意义，近日，“重走现代审美精神的演进之路：《现代美学史》图书分享会”举办。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旭光作为本书主译进行了分享。

《现代美学史》书封

“审美”的理念似乎正在走向结束

刘旭光首先谈到，自己翻译第一卷历时六年，而原作者写作则用了七八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代把这本著作翻译出来，引进到中国的学界？

他从“审美主义”这个概念谈起，“相信人类有一种审美行为，这个行为有一种超越性，它是非功利的，是寻求精神愉悦的，体现着情感、表现自由、创造和追寻人生本真状态的价值——这个信念叫做审美主义。”刘旭光谈到，这一信念自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确立以来，经由黑格尔等人的建构，形成了一套现代美学的大厦，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文化进程。

然而，过去一百年的文化发展并未按照“审美主义”的脚本展开。“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欧洲文化经历了多次先锋运动与后现代转向，‘审美’这个18世纪产生的核心概念似乎正在走向终结。”

“现代文明的演进对‘审美’这一信念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包括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内的学者们认为，一切愉悦都来自于某种欲望或目的的实现，非功利性难以被接受。”更令人困惑的案例是希特勒，他是一位受过良好艺术教育的人，这一事实也让“审美能提升人”的信念变得复杂起来。

正是在这样一个“审美概念似乎要结束”的时代，人们反而产生了追本溯源的冲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区分各式各样的快感、刺激、独特体验和我们想用‘审美’来命名的那种精神生活的时候，大家是不满意的。”刘旭光说，“不满意的结果，就是要去追问：那种精神生活到底指什么？”

活动现场

盖耶的三元论：真理、情感与自由游戏

《现代美学史》的核心贡献在于盖耶提出了一套解读现代美学的“三元论”框架。

“盖耶发现，在康德美学中有几个观念值得探究。康德说审美是一种愉悦，并且是一种“自由愉悦”，刘旭光解释道，“当我看到一件器物，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概念不介入；我不知道对我有什么用，目的性判断不介入；我不知道好不好，价值判断不起作用；我又不把它据为己有，欲望不起作用。在这个时候我还觉得挺好看的，我喜欢——那说明什么？说明有一种超越于所有目的判断和欲望满足之外的人类的精神需求在起作用，这就是自由愉悦。”

这种自由愉悦从何而来？盖耶追溯至康德提出的“自由游戏”概念——人类在进行自由游戏时，才会获得自由愉悦。“我们的美感是建立在自由感之上的，而这个自由感来自于游戏。”

但盖耶并未止步于此。刘旭光说：“他立即追问：还有别的感受吗？他于是发现了‘真理感’。”这一脉源自18世纪的“完善”观念——比例、秩序、和谐构成事物的完美状态。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乃至中国今天的主流审美观，都与这一追求真实的传统密切相关。

第三个维度则是情感感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派运动，像卢梭这样的人站在阿尔卑斯山上眺望山野，内心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体验。”刘旭光说，这种体验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卡塔西斯”——净化。当我们受到强烈的情感刺激，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心灵恢复平静的过程本身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愉悦。

“盖耶认为，人类的审美是多元的，但这个多元不是无限的。他找到了三个观念——自由游戏、情感感动、真理认知——构成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基础，也构成了人类的审美理想。”刘旭光总结道，“他称这个框架为‘有限多元主义’。”

刘旭光

如何撰写一部“有立场”的美学史

撰写美学史是一件棘手的事。刘旭光教授在分享中详细分析了这一学术难题的复杂之处。

“如果你一个美学家有自己的美学史观，你认为审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然后拿着自己的观念把整个历史梳理一遍——那意味着你完成了一篇基于你立场的论文。”刘旭光说，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有主线、有发展脉络，但问题在于，“人类的审美经验是很复杂的，一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很复杂，你只用你自己的那一点点东西来串讲，会不会漏掉很多？”

另一种极端是“流水账”式的百科全书写法，“把所有关于美和艺术的言论汇集起来，编年史归拢”，但这种做法缺乏逻辑主线，读者难以看到思想发展的脉络。

盖耶的三元论框架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刘旭光评价道：“盖耶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的脑子足够聪明——他是研究康德哲学的顶级权威，突然间出于爱好写了一套美学史，他就会把康德的那种还原主义思维应用到对人类审美经验的提炼当中去。”这一框架为盖耶选择写谁、不写谁提供了尺度。“他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历史编纂学：谁对这个三元框架贡献大，我选谁；谁最符合这个框架，我就把重要章节给谁。”刘旭光说，这样一来，作者既保持了自己的立场，又不至于陷入门户之见。

保罗·盖耶，现为布朗大学教授，美国美学协会主席。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康德哲学、现代哲学和美学史。

盖耶的美学史从1700年左右开始写起。刘旭光详细阐述了这一节点的重要意义：“1710年，夏夫兹博里在一篇名为《论特征》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个场景：我在海湾中看着远方驶来一艘帆船，在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上显得很美。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帆船，也不知道它拉什么货——只是觉得好看。这居然是西方人描述非功利性精神愉悦的起点。”

从1710年到1790年，经过八十年的发展，康德将“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确立为审美的标志。“这个概念在过去两百年饱受攻击，被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所鄙视、所否定。但它今天还在——为什么呢？因为它标示着人类精神的一种超越性：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超越欲望的满足、超越名望的满足、超越现实利益的满足。”

本书的当代价值：他山之石与自我建构

在分享会的后半段，刘旭光教授重点讨论了这部美国学者撰写的西方美学史，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有何意义。

“今天的文化主流在忙着搞博物馆学、历史学，把中国古代的风物做串讲，弘扬民族精神，继承文化遗产——他们卖了很多钱。”刘旭光说，“那么当我们把这种书摆在这里的时候，意义何在？”

他认为，这套理论模型首先可以用来重新审视和书写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精神发展史。刘旭光以自身研究为例：“在研究盖耶关于‘自由游戏’的观念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自由愉悦’——有没有一个词可以替代？我痛苦地琢磨了五六年，有一天在咖啡馆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清乐。”

他解释道，清乐（或“清欢”）这个概念在1050年至1100年的宋朝出现，宋人用它来标识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它的非功利性内涵、精神渊源，跟老子的关系，在宋人的‘山林之乐’‘清欢’‘清玩’‘清赏’‘清歌’等一系列概念中体现出来——用一个‘清’字，意思就是非功利性。这就是中国人美感的基础。”

刘旭光也认为，这部书代表着启迪、启蒙和精神解放的对话可能。“现代中国人的美感体验，靠那些讲风物的人解决不了。但这类书可以——它们对于我们理解审美、理解艺术、理解人类的精神追求，有莫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