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切中积弊，意图救时利民，然操之过急触犯权贵，功败垂成

庆历三年春，宋夏和议将成而未定，边事稍缓，而朝政积弊已深，兵冗官滥，财用日蹙，民困于徭役，士溺于因循，仁宗皇帝忧勤于上，而中外晏然如处积薪之上。

仁宗皇帝忧勤于上，而中外晏然如处积薪之上

三月，仁宗擢范仲淹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一时名臣，萃于朝列。

一时名臣，萃于朝列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少孤力学，断齑画粥，登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历官兴化县令、秘阁校理、右司谏，出知睦州、苏州，迁开封府，以忤吕夷简罢，后复起为陕西经略副使，与韩琦同捍西夏，号令严明，士卒畏服，边人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边人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仁宗深知其才，及入为参政，问以当世要务，仲淹对曰：“臣观方今之弊，莫大于冗官，冗官之弊，莫大于恩荫，恩荫之弊，莫大于滥赏。当先正其本，本正则末自理矣。”仁宗命其条陈利害，遂与富弼、韩琦日夜谋议，数月中先后上十事，皆蒙采纳，次第施行。

仁宗命其条陈利害，遂与富弼、韩琦日夜谋议

十月，仁宗诏以范仲淹所陈十事颁行天下，其要在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仁宗诏以范仲淹所陈十事颁行天下

明黜陟者，更定磨勘法，文臣三年一迁改为六年，武臣五年一迁改为七年，以磨勘之期稍缓而考核之法加严，功过分明，无得滥进。

明黜陟者，更定磨勘法

抑侥幸者，罢除荫补之滥，诏曰“任子之法，所以优勋旧也，而近岁以来，恩泽过厚，至于庶僚一命之微，皆得任子弟为官，坐至京朝官者，不可胜计，非所以劝贤也”，乃定台阁六品以上方许荫补，且所荫之人须年二十五以上方许出官，又罢群牧司、审官院等冗官子弟荫补之例。

抑侥幸者，罢除荫补之滥

精贡举者，罢帖经墨义，专以策论试进士，以经义取明经，先试策论而后试诗赋，重实用而黜浮华。

精贡举者，罢帖经墨义

择长官者，令中书枢密院各举转运使、提点刑狱，转运使等各举知州，知州各举知县，举主与举人连坐，务得真才，以革请托之弊。

务得真才，以革请托之弊

均公田者，复职田之制，定其顷亩，给与官吏，以养廉节，使无侵渔百姓。厚农桑者，命诸路转运使开田修渠，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均公田者，复职田之制，定其顷亩

修武备者，欲募畿辅强壮五万为卫士，更番教阅，以代禁军之疲老者。减徭役者，并省州县，减罢里正、衙前之数，使民得宽息。覃恩信者，赦令有所不行者，令有司条奏，务使实惠及民。重命令者，申明法令，有司不得辄有更改，以绝吏奸。

修武备者，欲募畿辅强壮五万为卫士

新政既行，范仲淹取诸路监司名册，视其不才者，一笔勾去，富弼在旁谓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吏治为之一清。

遂悉罢之，吏治为之一清

当是时，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杜衍、余靖、王素、蔡襄等并立于朝，同心辅政，天下翕然想望太平，士大夫交口称誉，有“庆历圣德”之谣，好事者绘图传之，谓之“四贤一不肖”，四贤者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不肖者高若讷也。

庆历圣德

然新政所行，首在裁抑侥幸，罢黜庸滥，恩荫既减，磨勘又严，职田均而仕宦之利薄，官吏之失职者多被罢去，以此怨谤纷起，谤书盈箧，朝中旧党与内侍、外戚皆不便新政，共为蜚语，以中伤仲淹等。

共为蜚语，以中伤仲淹等

夏竦素与仲淹不协，尤忌之，乃使其婢习石介书，伪造石介与富弼书，言“欲行伊、霍之事”，以诬其谋废立，阴使中官以闻，仁宗虽不信，而心颇疑之。

仁宗虽不信，而心颇疑之

庆历四年六月，仁宗以边事稍宁，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仲淹辞，不许，遂行。十一月，复罢富弼枢密副使，出为京东宣抚使，杜衍亦罢相。十二月，欧阳修上书辩之，不报，旋出知滁州。庆历五年正月，章得象罢相，以贾昌朝为相，参知政事王举正罢，以宋庠、吴育为参知政事，凡范仲淹、富弼所行新法，渐次罢废。

凡范仲淹、富弼所行新法，渐次罢废

其年冬，复行磨勘旧法，恩荫复滥，贡举复以诗赋为尚，职田亦不果行，修武备之议寝，并省州县之令废，庆历新政，前后不及二年，终以废罢告终。

庆历新政，前后不及二年，终以废罢告终

范仲淹、富弼等罢去之后，欧阳修、尹洙、余靖、苏舜钦等亦相继贬逐，苏舜钦以进奏院祀神用鬻故纸公钱，为王拱辰等所劾，坐除名，同时贬逐者十余人，时谓“进奏院狱”，实借端以去仲淹党人也。其后范仲淹知邠州，徙邓州，富弼知青州，韩琦知扬州，欧阳修知滁州，皆屏居外任，不复预朝政。

实借端以去仲淹党人也

庆历新政之废，其故非一。新政所行，急于求成而失于周详，如修武备欲募畿辅五万为卫士，其事甚巨，而财用未备，兵制未定，骤欲行之，朝臣多以为不可。减徭役并州县，州郡既并，胥吏当汰，而安置未妥，怨声先起。

胥吏当汰，而安置未妥，怨声先起

均公田以养廉，而州县有肥瘠之异，分配不均，反生纷争。至于裁恩荫、严磨勘，其利在久远而害在目前，仕宦之途顿狭，久滞之人益众，一时失职者啸聚于下，怨谤腾于上。且新政诸公，皆以名节自励，而锋芒太露，待人不恕，于旧臣故老少所假借，以此招怨尤深。

于旧臣故老少所假借，以此招怨尤深

夏竦、王拱辰之徒又从而构之，以朋党之说动帝听，仁宗虽素知仲淹之贤，然为人君者，最忌臣下结党，范仲淹与富弼、欧阳修、韩琦等声气相应，号为“范党”，虽未必有私，然形迹已显，仁宗心不能无疑。

虽未必有私，然形迹已显，仁宗心不能无疑

欧阳修作《朋党论》以进，谓“君子有党，小人无党”，其言虽辩，而仁宗观之益疑。庆历四年九月，仁宗尝问辅臣以朋党之事，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以战为是，好和者以和为是，今在朝，亦有是者，亦有非者，岂可尽谓之党耶？”然终不能解帝之惑。

欧阳修作《朋党论》

会石介、苏舜钦等少年新进，议论激切，或上书言事过于直率，或交游过从稍涉嫌疑，遂为政敌所乘，兴狱构陷，而新政之基，自此摇矣。

遂为政敌所乘，兴狱构陷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慨然有志于当世，其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平生志业，尽在于此。然庆历之政，当积弊之后，欲一旦更张，其势诚有难者。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慨然有志于当世

宋承五代丧乱之馀，祖宗之法，务为宽仁，以养士大夫之元气，至于仁宗朝，承平既久，文法滋密，恩荫益滥，三冗之弊，已不可不加整顿。然欲救此弊，非有强力果毅之君、久任专责之相，不能奏功。

非有强力果毅之君、久任专责之相，不能奏功

仁宗虽贤，天性仁恕，不能为刚断之主；新政诸臣，虽一时之选，而内外掣肘，不得久于其位。故庆历新政，其意甚美，其法甚备，而卒不能行，识者惜之。及至二十馀年后，积弊愈深，乃有熙宁之变，王安石起而继之，其法或本于庆历，其祸或甚于庆历，此又非范仲淹当日所能料也。

非范仲淹当日所能料也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既罢，出知邠州，其后屡徙，未尝一日忘朝廷，尝在邓州作《岳阳楼记》，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励，其忠君忧国之心，至老不衰，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卒于徐州，年六十四，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富弼卒于元丰六年，年八十，赠太尉，谥文忠。韩琦卒于熙宁八年，年六十八，赠尚书令，谥忠献。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范仲淹既罢，出知邠州

庆历诸贤，虽皆以罢去终，而其文章节义，蔚为一代宗工，其议论风旨，足以砥砺人心，其所以垂于后世者，固不在一时之政事也。

庆历诸贤，虽皆以罢去终，而其文章节义，蔚为一代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