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萨德早就警告：巴勒斯坦才是头号威胁，内塔尼亚胡却听不进去

周日，一名福克斯新闻记者向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提问：在当前针对伊朗的战争中，犹太国家取得胜利的标志是什么？这位总理回答说，以色列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他们的核计划、导弹计划，以及他们为这两个计划生产零部件的能力。”

自战争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接受过任何以色列媒体的采访。包括上述表态在内，他用英语发表的言论却让许多以色列民众感到困惑。毕竟，在去年夏天“十二日战争”结束时，内塔尼亚胡曾骄傲地宣布：“我们已经解除了两大迫在眉睫的存亡威胁：核弹毁灭的威胁，以及弹道导弹毁灭的威胁。”如今看来，这种夸夸其谈的声明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这两个“存亡威胁”在不到一年前就已被消除，那么我们现在为何再次陷入战争，并且依然聚焦于同样的两大目标？

这种困惑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透支，都可以追溯到内塔尼亚胡话语体系中关于“存亡”威胁的执念。确切地说，内塔尼亚胡不仅夸大了2025年6月战争的战果，还夸大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构成威胁的严重程度——这一做法虽然让他捞取了政治资本，却让整个犹太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

毫无疑问，德黑兰政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以色列的威胁：其领导人公开宣誓要消灭犹太国家，长期资助数十年来不断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恐怖组织，并为发展核武器奠定了基础。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伊朗是一个以色列必须严阵以待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威胁都是“存亡威胁”，也不意味着它理应被置于国家优先事项的绝对顶端，以至于在资源分配和情报投入上完全盖过其他隐患。

数十年来，将伊朗描绘成一种存亡威胁，一直是内塔尼亚胡政治生涯的核心逻辑。他向以色列选民传递的信息非常直白：伊朗威胁着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我是唯一能阻止德黑兰将我们赶尽杀绝的人。他一次又一次地以此为筹码进行竞选。正是凭借这一策略，自2009年以来，除了2021年至2022年间由纳夫塔利·贝内特领导的短命“变革政府”短暂执政的18个月外，他一直牢牢把控着权力。

在此期间，以色列的反对派领袖们往往也认同内塔尼亚胡将伊朗视为头号威胁的论调。尽管他们偶尔会批评内塔尼亚胡在战术上的某些选择——例如2015年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极具争议的演讲，公开抨击巴拉克·奥巴马推动的核协议——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任何一位反对派领袖从根本上质疑过“应当将伊朗置于犹太国家潜在威胁榜首”的这一共识。

罕见的例外出现在2014年夏天。当时，时任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摩萨德）局长塔米尔·帕尔多在一场闭门简报会上直言，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才是以色列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而非伊朗。这番言论被以色列《国土报》曝光后，令内塔尼亚胡勃然大怒。

帕尔多是由内塔尼亚胡亲自任命的，但前者的观点却与后者的世界观背道而驰。多年来，内塔尼亚胡在不断渲染伊朗对以色列威胁的同时，却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一种微不足道的滋扰，一个可以被无限期“管控”、且绝不应分散对伊朗危机注意力的次要问题。

相比之下，帕尔多则认为，伊朗的威胁是以色列有能力应对和管控的。在他看来，真正可能在未来某一天以危及国家根基的方式爆发的，恰恰是巴勒斯坦问题——即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占领，以及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崛起。“巴勒斯坦问题才是头号外部威胁，”他当时如此警告。

内塔尼亚胡对此不以为然，这位情报主管的忠告很快便被抛诸脑后。2015年3月，当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对他而言时机恰到好处，因为那距离当月的大选仅剩两周——以色列政界无一人出面质疑他关于“伊斯兰共和国是以色列最大威胁”的断言。

在2015年赢得大选后，内塔尼亚胡做出了两项重大政策决定。这两项决定充分暴露了他的战略倾斜：视伊朗为头号大患，而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无关痛痒的干扰。

首先，他游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撕毁了奥巴马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核协议）。这一举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并最终酿成了当前的战争。在失去协议约束后，德黑兰政权加紧了核活动；而作为回应，以色列则不断加码对伊战争的准备，试图以此阻止其研制核武器。

内塔尼亚胡默许了卡塔尔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提供现金援助，以此作为防止加沙局势失控的维稳机制。多年来，卡塔尔的资金援助累计高达数亿美元。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决定：这些资金直接壮大了哈马斯，让这个组织得以从一支松散的民兵武装，蜕变为一支装备精良的恐怖军队。内塔尼亚胡及其在以色列媒体圈的支持者，当时却将此粉饰为一项绝妙的计策——用金钱换取巴勒斯坦战线的平静，从而让以色列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伊朗这个所谓的“存亡威胁”。

平心而论，在奉行这种“伊朗优先、巴勒斯坦垫底”的战略上，内塔尼亚胡并非孤军奋战。他在以色列军方高层中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盟友。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倾注到与未来对伊战争相关的领域：战斗机、导弹防御系统、核潜艇以及隐蔽行动等等，这一现实便是最直接的印证。对于武装部队中那些负责应对伊朗威胁的“光鲜”部门来说，预算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

以色列的“常规”军队——那些负责保卫边境和维持约旦河西岸占领区治安的地面部队——却在被逐渐掏空。多年来，一些退役的老将军不断对这种危险趋势发出警告。他们指出，一旦南部的哈马斯或北部的真主党发动突袭，军队将陷入毫无准备的境地。但这些逆耳忠言大多被忽视或全盘否定。“伊朗是唯一存亡威胁”的学说，已然沦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教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近期针对伊朗取得的惊人战果——全面掌控伊朗领空、对高级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摩萨德对德黑兰政权的深度渗透——不应与10月7日以色列军方同样令人震惊的溃败割裂开来。它们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种蓄意战略的两个必然结果：即全盘聚焦于伊朗的威胁，同时将巴勒斯坦问题贬低为可以用卡塔尔的加沙援助款，以及约旦河西岸日益腐败且失去民心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无限期拖延的次要矛盾。

回顾过去，再结合如今外界对10月7日袭击、加沙战争以及两次以伊战争的认知，人们至少有理由发出这样的拷问：内塔尼亚胡设定的战略优先级，是否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10月7日，哈马斯杀害了约1200名以色列人，并绑架了250名人质。数以万计的以色列家庭被迫流离失所，数百名以色列士兵在随后的加沙战争中丧生。

这场战争不仅导致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让加沙地带大片区域化为废墟，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创了以色列的国际声誉。近期的民调数据便是明证：有史以来第一次，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美国民众数量超过了同情以色列的人数。这本身就构成了以色列的一场重大战略危机。更严峻的是，这种局面在未来只会愈演愈烈，因为几乎在所有相关民调中，年轻一代受访者对犹太国家的支持率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相比之下，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两次战争，迄今仅造成约60名以色列人死亡——尽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近1000枚弹道导弹，其中一些甚至直接命中了医院、居民楼和能源基础设施。德黑兰政权目前正在打一场生存保卫战，它或许真的能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扼住全球经济的咽喉来求得一线生机；但就对以色列造成的直接破坏而言，伊朗的破坏力远不及哈马斯或真主党。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应当对伊朗的威胁视而不见，也不意味着以色列在2025年6月及2026年2月对德黑兰采取军事行动是错误的。那些成功穿透以色列防空系统的弹道导弹，确实给以色列城市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核威胁是以色列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隐患，尤其是当这种威胁来自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誓言要消灭以色列的国家。人们依然有必要反思：长年累月地将目光死死盯在伊朗身上，而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无足轻重的插曲，是否最终酿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战略失误？

厘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审视过去，在当下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眼下，哈马斯正在加强对战后加沙的控制，而以色列极右翼极端分子则企图通过夜间袭击巴勒斯坦社区，在约旦河西岸点燃战火。目前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约40%地区、并与以色列联手挫败当地恐怖阴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其安全部队中数以万计的人员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停薪的窘境，但他们手中依然握有武器——对于犹太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潜在的梦魇。

一旦第二次以伊战争落下帷幕，无论地面上的实际战果如何，也无论未来是否还需要与伊朗打第三场战争，内塔尼亚胡很可能又会大肆吹嘘，声称一个“存亡威胁”已被彻底消除。他会将以色列描绘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地区超级大国”。这个大国能够每天轰炸数千英里外的目标，同时依靠其先进的防空系统，将国内的损失控制在虽然痛苦但尚可承受的范围内。

或许，这种描述中的某些部分确实符合事实。但对于以色列人以及海外的犹太国家支持者来说，铭记10月7日的血泪教训才是明智之举。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以色列真正的存亡威胁，究竟是深埋在伊朗某处的黄沙之下，还是潜藏在我们这种习惯性把头埋进沙子里、对身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而不见的逃避心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