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为何“妈妈”味儿浓厚？儒家：百姓是孩童，啥都要教

再次郑重声明，本人所有行文提及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轩辕黄帝继位的上古时期开始计时，至封建王朝最后一任——清朝末代皇帝下诏退位为止的这段时间，时间跨度达4600余年。

之所以将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一分为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古代的中华文明属于视野封闭下的独特文明，它以“治人”为核心，以打造稳定社会秩序为目标，使得其进入到了一个强大的循环体当中，与当今开放国门、提倡发展创新、积极与世界接轨的中华现代文明有着本质区别。

如何才能打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呢？以母体为基础的生育文化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此使得中华文明步入到了以“亲情”为纽带的人伦社会模式，导致中华文明“妈妈”味儿较为浓厚。

1. 中华文明“妈妈”味儿实在浓厚

（1）儒家：百姓是智商不高的孩童，啥都要教

先秦时代崛起的诸子百家思想无疑对后续2000年的中华文明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后经过实践检验和统治者遴选，儒法两家思想被保留了下来，并成阴阳两级的模式互为补充、互相成就，维持着统治阶级“家天下”制度的艰难历程。

法家思想自不必说，自商鞅提出“贫民、弱民、愚民、疲民和辱民”六大方针之后，秦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将国家发展和民众的幸福全部系于统治者的政令当中，助推秦国一飞冲天。

儒家思想慑于法家思想“政苛情薄”的短板，指出要抓住情之关键技术，提出六大方针得用仁的基础上，再增加礼、义、信，培养百姓对君主的“真情实感”和依附情怀，从而形成民敬、民服、民用情的良好局面。

有了如此指导思想，儒学创世人孔子便发展了周礼，提升了“德”之份量，并以此为标准整理了“六艺”，加入了君主追求仁德，百姓侍奉忠顺之德的诸多元素，以期达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的理想状态。

故而，在孔子眼中，“德”之标准不能任由个人而定，更不是社会公德、个人品德这般“狭隘”，而是要有一个高大上的标准，对标古之圣贤这一准则，作为上古五帝三王的拥趸者和周礼文化的唯一正统传承人，德之标准自然落入了他的腰包。

为此，孔子在世一直以“教民怀德”为己任，达到了事无巨细、繁琐入微的地步，以至于同时代的晏子十分反感，称孔子代表的儒家教义“穷尽几辈子都无法学完其中的学问”，并认为这不是教导小民的好办法。

（2）君主是父母，百姓是子民

在儒家击败诸子百家思想一跃登顶榜首之后，儒家的这种情理观、侍奉观和孝悌忠顺之德成为了国家的施政方针。君主不再是法家口中定义的领导干部，而是与自己有着亲情纽带维系的父母。当然，为了体现男权社会的标签，君主一般将自己定义为“君父”，地方官员均以“父母官”自称。

有了这个名号之后，统治阶级治民就多了一道金牌令箭。以前君主以政令号令天下，若君主弱小地方豪强们往往不予理会。比如唐末帝给地方节度使颁布封赏诏书，节度使厌恶地扔在地上。

但是有了君父这个名号之后，如果违抗君令就可以多一道道德上的制约：无君无父、无父无母。明朝时期海瑞上书，直言修道的嘉靖皇帝位列“昏君”行列。气不过的嘉靖帝便衣入狱与海瑞争辩，争不过了便亮明身份，以“眼中无君父”为由批判海瑞，果真让海瑞屈服。

（3）文艺小说中经常见到母体定子嗣的描述

母体对子孙后代的决定性作用还体现在了自古至今的各类小说当中，但凡修仙、寻圣的小说当中，面对着无坚不摧的反派，主角团往往想到了灭子先灭母的致胜法宝。

如著名网络小说《盗墓笔记》中，结尾主角团为了规避灵蛇遍布人间的惨剧，直接一击必中打开了蛇母棺，然后凭借着一干年轻气盛的少年团潇洒走位，刘海不乱、皮肤不脏地消灭了法力高强的蛇母。蛇母一死，已经遍布人间的数以亿计的灵蛇统统灰飞烟灭。

中华神话故事中也有很多以母为名的大法师，如黎山老母、西山圣母。由于本人对母体决定子嗣一切的说法不太赞同，因此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有限，如有错误还请海涵。

2. 中华文明为何将“妈妈”作为自己发展方向？

（1） 中华文明对人的过度关注和掌控

中华文明之所以认为母体的力量盖过一切，子嗣后代的能量均源于母体，不可能自我获得新能量，更不能脱离母体而存在，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华文明惯于对人的掌控。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以“治人”为核心，以打造稳定社会秩序为目标，这注定了中华老祖宗自识字开始，便一头扎进了如何治人的单一课题研究当中。

由于子孙的生命乃是父母赐予的事实，和父母天生对子女的掌控欲望，使得中华文明自然而然想到了打造孕育万物的母体来掌控人间。儒学认为是老天养育了万民，故而发起了对老天绝对的顶礼膜拜，以此形成了中华文明“妈妈”般的发展方向。

（2） 秦末农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另一个助推中华文明步入“妈妈”发展渠道的关键因素便是秦末农民战争。由于秦朝一统天下之后依然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而非天生宿命哄骗百姓，导致是个有“鸿鹄之志”的百姓想着当秦始皇。

秦朝崩盘之后，汉代慑于“没有教化”的百姓鼓捣出了如此庞大的农民起义，于是决定搬出儒家思想以治民心，激发百姓的依附之情。

汉初儒学代表人物贾谊就是这方面的先锋。他先是瞧不起百姓。据《新书校注·大政下》中引贾谊言：“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但是看到秦末农民起义的波澜壮阔也甚为恐慌，于是不断向汉朝皇帝推举儒学教义，尤其是母与子的伦理之情，用以断绝百姓当皇帝的“狂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