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驱逐到墨西哥的“自我遣返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疯了

几周前的一个周末，夜幕降临墨西哥城埃斯坎登社区时，阿贝尔·奥尔蒂斯被公寓外街上两名美国女子互相大喊大叫的声音吓了一跳。

她们鼻子对着鼻子，用英语尖叫着，一旁困惑的墨西哥人看着她们。

“我不敢相信你居然给我妈打了那个该死的电话！”其中一人说。

“你该回家了！”另一人吼道。

比两名美国游客行为不端更让奥尔蒂斯感到刺耳的，是他自己的反应。他想冲出去与她们对峙。

“不，你们不能这么做！”他想象着自己对她们说。“别在我的国家这样！”

他这种发自本能的反应令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奥尔蒂斯虽然出生在墨西哥，但总共只在这个国家待过九个月。他仅两个月大时，就被父母带往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此后他在洛杉矶生活了38年，几乎从未踏出这座城市。

在唐纳德·特朗普出现之前，奥尔蒂斯一直认为自己完全是个美国人。特朗普将像他这样的无证移民列为头号公敌。

这样一来，他成了特朗普口中“非法外国人”所遭受的残酷打压中的一个统计数字。美国政府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如此不愉快，如此充满恐惧，以至于离开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特朗普喜欢强调他们离开的所谓自愿性，称他们为“自我驱逐者”。

其他人则使用一个不同的短语，强调迫使人们做出这种决定的残酷性：奥尔蒂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是被“ICE（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逼走的”。

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告别蒸蒸日上的美发沙龙生意、他最好的朋友，以及他数十年建立起来的社区。他回到了一个他几乎不了解的国家，以及一种他磕磕绊绊才能说的语言——西班牙语。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艰难的事，”他说。“有些日子，这种双重性真的让我感觉要疯了。”

“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他问自己。“当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时，我该如何生活？”

奥尔蒂斯于2025年8月4日离开了美国。那时，洛杉矶无处不在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头顶盘旋的直升机，以及随时可能从无标识的福特和雪佛兰车里扑出来的ICE探员，已经让他心神不宁。

他太害怕了，不敢冒险去洛杉矶国际机场，所以他经陆路前往蒂华纳。

当他过境时，车上有两位电影制作人同行：导演伊莎贝尔·卡斯特罗和她的制片人丈夫杰米·贡萨尔维斯。他们住在洛杉矶高地公园LuXcy美发沙龙（奥尔蒂斯共同经营）的马路对面，贡萨尔维斯是他的客户之一。

当他们得知这位发型师准备离开美国时，他们凭直觉立即开始拍摄。成果是一部14分钟的短片，捕捉了阿贝尔在洛杉矶令人心碎的最后时刻。

“想想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地方了，这有点疯狂，”他在镜头前说，最后一次驾车穿过洛杉矶的街道。

影片在奥尔蒂斯从蒂华纳起飞的飞机降落在他的新家——墨西哥城时结束。七个月后，我在那里见到了他，想了解他作为所谓的“自我驱逐者”生活得如何。

在最初的日子里，奥尔蒂斯几乎能触摸到一种自由感。部分原因是他手持墨西哥护照，可以随时跳上飞机去埃斯孔迪多港和巴亚尔塔港等海滨小镇游玩，这在美国是他从未能做到的事。

作为一名公民，他不再需要时刻提防路边停着的雪佛兰。更模糊地说，他不再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

“在洛杉矶，我内心总有一部分在问自己是否属于某个房间。这种感觉消失了。在墨西哥，我周围都是和我有相同特征的人。我身份的一部分被填补了。我感觉更轻松了。”

我们坐在他埃斯坎登公寓的客厅里。房间宽敞明亮，与他小时候和九个兄弟姐妹挤在卧室里的贫困成长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的父亲12岁就辍学，在墨西哥中部的阿瓜斯卡连特斯街头卖糖果。正是这种令人绝望的贫困促使他将还是婴儿的阿贝尔带到了美国——为了给儿子一个奋斗的机会。

事实上，1987年那次穿越干旱边境的秘密旅程差点要了两个月大的阿贝尔的命。当他们到达洛杉矶时，这个男孩已经严重脱水，需要住院治疗。

奥尔蒂斯13岁时出柜并离家出走。青少年时期，他因信用卡欺诈相关罪行被判重罪，因此后来被认为没有资格参加“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该计划为童年时期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提供工作许可。

凭借顽强的毅力，他仍然在洛杉矶为自己打造了美好的生活。他接受了发型师培训，到离开美国时，他已经和他高中以来的挚友雷吉娜一起成功经营着一家沙龙。

他知道自己能如此轻松地找到工作是多么幸运。一天晚上，当他从沙龙走回家，情绪特别低落、想念洛杉矶的旧生活时，一个男人在街上拦住了他。

那个男人用了一个奥尔蒂斯不认识的西班牙语单词问路。花了一会儿时间才弄明白他指的是“避难所”——一个为无家可归的美国被驱逐者提供的临时收容所。

“我不会把这视为理所当然，”奥尔蒂斯告诉我。“我知道那很可能就是我。”

沙龙是华丽的双语环境，他的大多数客户都是说英语的美国女性。入口处的标牌写着：“欢迎光临！接受临时到访和预约。”

他所在的社区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蓝花楹正绽放着令人惊叹的紫色花朵。他公寓外的街边摊有美味的塔可饼。

奥尔蒂斯正陶醉于一种新发现的独立感，这种独立感是许多美国年轻人在25岁左右才能体验到的。只是对他来说，由于移民身份，这种步入成人生活的启动被推迟了十多年。

“听起来可能有点傻，但感觉我长大了，”他说。“我得到了第二次机会来过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我的国家。”

如果阿贝尔·奥尔蒂斯的故事到此结束，那将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简单故事。但现实远比这复杂。

“自我驱逐”这个概念的核心存在一个矛盾：你可以被胁迫去做一件“自愿”的事。奥尔蒂斯是自愿离开的，但前提是他被吓得如此恐惧，以至于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我在洛杉矶无法呼吸，”他说。

对特朗普和他的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来说，灌输这种恐惧至关重要。这是一种增加离开者数量的方法，让特朗普可以吹嘘他兑现了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驱逐行动”的竞选承诺。

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位发言人在回应提问时声称，自特朗普第二次就职以来，已有220万“非法外国人自愿自我驱逐”。超过10万人使用了“具有远见”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家庭应用”，该门户网站为无证人员提供单程机票回家和2600美元（18,168.54人民币）的“离境奖金”。

奥尔蒂斯从未听说过这个应用，并表示即使听说过也不会碰它。“我不相信美国政府，说真的，不相信美国的任何东西。”

移民专家对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数据持怀疑态度。那220万的数字似乎是从反移民组织“移民研究中心”早先提出的一个估计值推断出来的。该计算基于人口普查局的月度人口数据，而该局自己警告应极其谨慎地处理这些数据。

“我不相信这个数字，它看起来被夸大了，”无党派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移民政策专家朱莉娅·格拉特说。

尽管特朗普的数据需要大打折扣，但确实有数量未知的无证移民已经离开。奥尔蒂斯就是其中之一。

离开后，他目睹了ICE将其网络从洛杉矶扩展到其他城市。这更坚定了他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决定的信念。

当联邦探员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蕾妮·古德和亚历克斯·普雷蒂的消息传出时，他感到自己的决定被证实是正确的。“如果他们能杀害一名白人女性，然后是一名白人男性，如果他们能杀害这些白人，那他们会对我做什么？”

专家在返回祖国的美国无证移民中观察到一种模式：最初的欣快感往往迅速消退。逃离恐惧和重获基本自由的宽慰，可能会让位于更复杂的东西，让更黑暗的情绪乘虚而入。

墨西哥学院的克劳迪娅·马斯费雷尔与人合著了《归来者》一书，探讨了返回墨西哥城的美国移民的生活。她用一个词来形容随之而来的混乱：迷失北方者。

“这是一种在身体上和社会上都感到迷失方向的体验。它指的是美国，‘el norte’（北方），但也指你再也无法确定罗盘方向的感觉，即回归后的迷失感。”

奥尔蒂斯从未听说过“norteado”这个词。但他能理解它所描述的状态。

我们正从他的公寓步行前往“两只火烈鸟”沙龙开始一天的工作。我们在一个咖啡店停下，他点了传统的墨西哥香料饮品“café de olla”和一个甜甜的油条。

“我最近有点不合群，只是在消化一切，”我们坐下时他说。

首先是失去了在美国的亲人。虽然他与家人并不特别亲近，并表示自己没有思乡之情，但最近他错过了父亲的57岁生日庆祝活动，还是感到一阵刺痛。

他想念他最好的朋友、LuXcy的共同经理雷吉娜。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她就没有回过他的电话，因为他抛弃了她而生气。

“我也生她的气，”他说。“她切断联系，就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

在墨西哥这边，他正与日益增长的烦恼作斗争。英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他的西班牙语很生疏。因此，他被贴上“extranjero”（外国人）的标签，并被问及来自哪里。

“每天都会发生，”他说。“我不怪任何人，但这确实很烦人。它提醒我，我并不真的来自这里。”

在洛杉矶时，他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有长期的沙龙客户，有他每天锻炼的当地健身房里的健身伙伴。在墨西哥城，他与“两只火烈鸟”的同事关系融洽，但他的客户都是新的，无论他去哪里，他都是个陌生人。

“那些带给我快乐和安慰的事情——去健身房、保持健康、在城市里散步——这些事现在都不管用了。”

他已经四个月没去健身房了。

我斗胆提出，他听起来有些抑郁。

“是的，我认为有一定程度的抑郁，”他承认，并补充说他开始将自己的困境视为一种悲伤。“我在为我曾经拥有的生活悲伤。不是那种在浴室地板上哭泣的悲伤，但仍然是悲伤。”

谈了三个小时后，我问他是否厌倦了这么多刨根问底的问题。“不，”他说。“我只是厌倦了做我自己。”

他这种悄然蔓延的不适还有另一面。他离开美国越久，对这个他生活了38年的国家的愤怒就越强烈。

他对特朗普及其持续的移民打击行动感到愤怒。“这是卑鄙的，是可怕的。他能逃脱惩罚真是令人惊讶，这也显示了美国是多么种族主义。”

他对那些年自己所受的待遇感到越来越愤恨。现在，有了距离的优势，他能更清楚地看到许多美国人对他是多么居高临下。

他目睹了美国客户在“两只火烈鸟”沙龙里以同样轻蔑的态度对待他的墨西哥同事。他不喜欢这样。

他现在也认识到，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和无证移民，他在洛杉矶倾向于保持低调，避免回嘴。他正试图打破这个伴随一生的习惯。

前几天，一位来墨西哥城参加婚礼的美国年轻女子坐在他的沙龙椅子上，对他态度傲慢，甚至质疑他在造型技术上的判断。这一次，他没有保持沉默。

他平静但坚定地拒绝为她服务。

他认为这或许是他摆脱那种“非浴室地板式悲伤”的一种方法。不断前进，坚持主张，避免怨恨。

“我已经决定，我不想再对白人美国心怀怨恨。我不想变成一个愤怒的老人。”

是的，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有很多疑虑。但他坚称那不是后悔。

他并不后悔背弃了那个他曾经以为是家的地方，直到特朗普让他明白那不是。但他确实有疑问。

“过去的那个阿贝尔，我把他留在了洛杉矶，”他说。“那么，我想成为的那个阿贝尔是谁呢？”

他希望能在旅行中找到答案。第一站，五月的巴塞罗那，他计划去参加坏痞兔的演唱会，他非常喜欢坏痞兔在超级碗中场秀的表演。

之后呢？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