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梁 平
“诗与远方”，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寄托。职场压力、生活琐碎带来的疲惫感，让“诗与远方”成为人们暂时安放身心的出口。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注意力被远方吸引，身边的真实世界反而容易被忽略。加之社交媒体的放大，“远方=诗意”的认知快速扩散。人们总想着在遥远的远方寻找价值与认同，追求“彼在”，却忘了，真正的意义从来都源于身边的“此在”。“附近”正在消失。
很多在城市生活的人已经没有了“附近”，一个小区、一幢楼、一个单元甚至隔壁邻居，都不相往来。我在成都住过几个小区，20多年过去了，邻居姓甚名谁、什么职业，一无所知。偶尔在过道或者电梯间遇上，也只是礼貌地点点头、擦肩而过。出了小区，到处车水马龙，互不相干，这就是城市里“消失的附近”。
倒是乡村，还保留了“附近”的真实生活场景，让人们能够重建与他人、与自然的连接。乡村的熟人社会关系，缓解着城市中的疏离感。于是，就有了不少返乡故事，不少田园诗意的回归。可惜的是，它们又被赋予过多理想化的色彩。
从去年开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成都附近乡村，实实在在做了一回村民。家里的保姆阿姨是本村人，日常也总与乡里乡亲打交道。这些经历让我越发觉得：想要身入并心入，去认识乡村、认识乡村里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如，菜园里的每一种蔬菜，从下种到端上餐桌，里面的学问都得学。在城里长大和在乡村长大的人在对待一些事情上也有差异。去年受气候影响，有两件反常的事，一是桂花迟迟不开，二是地里的红薯没有收成。桂花没开让我难受了很久，可保姆阿姨好像并不在意，红薯没有收成她却很心疼。还有邻居的家长里短、村民土地赔偿的争端、个人保险的选择，我都在看都在听。这样，我在乡下就有了“附近”，有了情感的融入，与乡村、与村民及大自然发生了联系。
在乡下，我经常想起陶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穿越千年依然焕发生命力，关键在于其以生命体验为根基，以真挚情感为脉络，将个人的生存实践与精神追求融入田园，使诗歌成为生命与自然对话、情感与存在共鸣的载体。他的田园诗摒弃了文人对田园的审美化疏离，而是以躬耕者的姿态深入生命本质，在劳作中找到了生命的本真，在自然中安放了精神的向往。
我一直试图在我的“附近”确认生命的原乡。从重庆到成都，再到现在生活的乡村，经过了这样的确认，就有了我的根。就我自己而言，这一年在乡村与村民、与草木、与自然亲近，明显感到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陌生感，它们给了我更多思考、灵感及写作的冲动。
“诗与远方”本来是一种美好，但过度解读后，容易变成对存在意义的错位追寻。当我们舍近求远，沉溺于对远方的虚幻想象时，恰恰容易背离“栖居之本真”——与身边人、身边事、身边土地的深度联结。“附近”不该是平庸的桎梏，而是我们认识世界、获得意义的重要生命场。找回“附近”，让日常成为真实联结的纽带，成为生命最鲜活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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