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受蒋介石邀赴台，临终嘱妻子勿留台湾

1992年1月的台北机场，一个女人抱着一只木盒，走向登机口。木盒里装的，是她丈夫的骨灰。

两年前，那个男人在病榻上握着她的手，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不要把我留在这里。"这个男人，叫钱穆。

1895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七房桥，钱穆出生。

这一年，中国刚刚签完《马关条约》，割地赔款，风雨飘摇。没人知道，这个哭声响彻老宅的婴儿，日后会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最硬的一块骨头。

钱家是书香门第，祖训一句话，"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父亲钱承沛考过举人，身体不好，没做成官，只在乡间设馆授徒。他一边给别人讲书，一边亲自教两个儿子识字。钱穆从小过目不忘，《三国演义》读几遍就能整段背诵。

然后，父亲死了。

那年钱穆十二岁。钱家一下子没了顶梁柱，米缸常常见底，母亲蔡氏咬着牙撑。但她有一条底线——孩子不能辍学。

1906年，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这是他人生中读过最高的学校。他这辈子，再没进过大学的门。

1910年，学校闹学潮，钱穆作为学生代表，带头退学。就这样，中学都没读完，他回了家。

1911年，武昌起义，学校解散。钱穆想投军，没成功，只好返乡。

1912年，十八岁，他开始教书。

这一教，就是十八年。

1930年秋，三十六岁的钱穆，带着一身自学磨出来的学问，走进了北京燕京大学的校门——不是学生，是教师。

进了北大，他讲中国通史。一个台阶下去，坐了将近三百人，窗外还站着旁听的。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哗众取宠，就是一板一眼地从史料出发，抽丝剥茧，把中国历史的脉络讲得清清楚楚。当时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另一个是胡适。

这两个人，后来也成了学术上的对手。

1937年，抗战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辗转西南，在炮火声中继续讲课。颠沛之中，他反而写出了最重要的著作。1940年，《国史大纲》出版。书的开篇，他写下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国人对本国历史，"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战火里写出来的书，却是要让人对这片土地燃起温情与敬意。

1940年，《国史大纲》出版的这一年，抗战打到最难熬的阶段。

与他同列"现代四大史学家"的，是吕思勉、陈垣、陈寅恪。

这三个人，全都是正统科班出身，留过洋，进过名校。钱穆是唯一一个靠自学爬上去的。

问题在于，他的史学立场，始终是那个年代里的"少数派"。

在北大，他开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选修课。课堂上，他不迎合任何一派，不拍任何人的马屁，就是把史料摆出来，讲清楚这三百年间，中国的学者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争什么。

当时历史系负责人认为，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不必再作研究。

钱穆不同意，该开的课照开，法学院院长甚至要求政治系全体同学来选修。

这种硬气，贯穿了他的一生。但硬气解决不了乱世里的漂泊。

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内战结束。

钱穆没有去台湾，也回不了北方，他南下广州，秋天随学校迁到香港。一个没有学校、没有经费、没有根的地方，这位五十五岁的史学大师，决定从头再来。

香港，1949年秋。

徐复观后来记录过那时的窘况：钱穆等人"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

把桌椅拼起来当床睡，天亮了再还原，继续上课。这就是新亚书院最初的样子。

1950年，更名为新亚书院。同年冬天，钱穆赴台会见蒋介石，请求资助。

蒋介石了解情况后，从总统府办公费中，每月拨港币三千元支持办学，一直持续到1954年美国雅礼协会介入为止。

这段时间，钱穆的身体也在透支。香港湿气重，他的胃病、头痛交替发作。但只要站上讲台，他依旧声音清朗，神采奕奕。

1952年4月16日，意外来了。

就是这段养病的时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得知钱穆受伤，前来探望。她是他过去在新亚书院的学生，父亲胡家凤曾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出身书香名门。她来了，就没有停下来。每天往返医院，帮他整理书稿，陪他散步，聊历史，聊学问，聊人生的漂泊。

钱穆的妻儿留在大陆，因时局关系，与他生分已久。他一个人漂在香港，孤身多年。

胡美琦比他小三十四岁。

外界的眼光，他清楚。但命运不给人太多犹豫的时间。

1956年1月30日，两人在香港结为夫妇。婚礼极为低调，只邀了新亚书院的同事眷属十余人。钱穆亲撰一副对联志喜——"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胡美琦辞去教职，全心照料他的起居。每日清晨准备清淡饭食，夜里伏案写作时在旁整理稿件。青光眼日渐加重，钱穆视物模糊，胡美琦替他诵读书页；手稿字迹潦草，她一字字誊写清楚。

没有胡美琦，钱穆晚年那些著作，根本出不来。这是他自己在信里承认的。

但新亚书院这边，风波也在酝酿。

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结束在香港办学十六年的生涯。

他说，他要去写一本关于朱子研究的书。

1967年9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从香港迁居台北。

这一走，他就再没有回来。

台湾方面为他安排了一处住所，位于台北外双溪，背山临溪，竹松成荫。这块地，本来是一块坟地，朋友介绍说便宜又安静，钱穆决定在此盖楼隐居。消息传到蒋介石耳里，蒋介石下令，由阳明山管理局按照钱家的设计图，为他建造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全部费用由政府承担。

钱穆为这栋楼取了个名字——素书楼。

名字取自他幼年在无锡七房桥老家所住的"素书堂"，以此怀念母亲。

这一住，就是二十三年。

台湾那些年，表面上风平浪静。他在素书楼讲学著述，每周在家中客厅授课两小时，史学青年络绎不绝登门问学。

但素书楼朝西，天气晴朗时，海的彼岸是江苏无锡。

那片土地，他回不去。

视力一年比一年差。到1978年，钱穆已经基本上永久失明。此后的著述，全靠胡美琦诵读资料，口述内容，逐字整理成稿。就这样，他还是写出了《朱子新学案》五大册，写出了《晚学盲言》，写出了生命最后三个月口述、由胡美琦整理的《天人合一论》。

课毕，他对学生说了一句话："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这是他最后一次正式登台讲课。然后，风波来了。

1988年5月，台北市议员周伯伦在议会质询，指钱穆不当占用政府财产，要求他搬出素书楼，将楼改为纪念馆。

这件事，击中了钱穆一生最在意的东西——名声与清誉。

他不是没有来由住在这里。蒋介石当年亲自下令建楼，二十年来从无异议。如今，一个议员凭一纸质询，就要把一个九十多岁的学者扫地出门，换成另一个学者，早就当面怼回去了。但胡美琦对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活着还要再受一次他们呼名唤姓的羞辱吗？素书楼再好，也不值得了。

1990年5月，钱穆主动迁出素书楼。离开时，他留下了最后的讽刺："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

搬出去，没几个月，他的身体急转直下。

1990年8月30日，台北台风天，钱穆在杭州南路新寓所，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六岁。他走的时候，很平静。胡美琦握着他的手，听他断续说了最后的心愿。——"不要把我留在这里。"

胡美琦没有急着安葬。她把骨灰暂存台北阳明山永明寺，开始了两年的奔走。

两岸之间，手续繁琐，阻碍重重。她专程回到大陆，带着幼女钱辉夫妇和侄儿钱伟长夫妇，花了整整一个星期走访选址。

先去无锡马山，看了太湖，风景极好。她摇摇头："富帝王之气，你父亲只是个读书人，恐不适合。"

又去鸿山，有吴泰伯墓、梁鸿墓，古迹众多。她又摇头："有古迹，你父亲怎能占去一席之地？"

最后，到了苏州吴县西山。站在太湖边，她抬头看了一眼山，又低头看了一眼水，眼眶红了。这里的青山与湖色，和钱穆在香港沙田山居住时窗外的风景，几乎一模一样。

墓地，就定在这里。

二十年后，2012年3月26日，胡美琦在台北去世，享年八十三岁。随后，她与钱穆合葬于苏州。

海峡阻了他们半生，但最后，他们还是回来了。

钱穆这一生，走了很远，也漂了很久。

十八岁开始教书，三十六岁才走上大学讲台。

在北大讲课，在烽火中著书，在香港白手起家建书院，在台湾以一栋楼度过暮年。

他的脚步踏遍大江南北，他的骨灰撒入太湖——那片水，离他出生的七房桥，不过百里。

一个人的漂泊，最远不过是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