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再登井冈山，感叹井冈山已与往日截然不同！

1965年5月的一个黄昏，湘赣边界阴云低垂，细雨像一层薄纱笼在山间。专列停在离井冈山不远的车站，72岁的毛主席缓缓下车，手里拄着那根被他戏称为“讨饭棍”的竹杖。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声提醒：“主席，路有点陡。”毛主席抬头望向远处起伏的山峦，只淡淡回了一句：“山还是这几座山，人可不一样了。”

这句话，看似随口而出，其实已经点破了井冈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位置。对于毛主席个人来说，那是青壮年时期闯出来的一片“山中天地”；对于后来无数参加革命的人来说，“井冈山精神”又是一种压在心底的记忆。要说他此生最放不下的地方，井冈山必然排得上号。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这次重上井冈山，并不是一时兴起。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块老根据地，只是国家事务太多，迟迟抽不出身。要理解老人家那句“井冈山和当年大不一样”，还得把时间往回拨近四十年，从他“上山”之前那段极其艰难的日子说起。

一、从城头到山里：一条逼出来的新路

1927年，是个让许多老一辈革命者不愿多提、却又绕不开的年份。这一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弃革命，工农群众付出的鲜血一下子被镇压下去。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两件事摆在眼前，躲不开，绕不过：还要不要干？往哪儿去干？

要不要干，其实答案很干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在枪声和追捕中重新站了起来。很多人身边的战友刚倒下，自己擦干血迹继续上路。意志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怎么干，用什么办法，才能不再一次次撞在城头的枪口上。

那段时间，党内照着苏联的路子走，希望靠起义占领几个大城市来翻盘。结果一场又一场起义大多昙花一现。南昌起义打下南昌城，也只守了三天；湘赣一带的秋收起义，部队还没摸到长沙城门，就已经损失惨重。城市路线走不通，这已经是血淋淋的现实。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脑子里冒出了一条在当时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想法：不上城头，转身往山里、往农村去。他多次在会议上提到“上山”，意思很直接——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在乡村、在深山，可以先把力量保存下来，再慢慢发展，开展武装斗争。

有人嘲讽这种说法，觉得“上山”就是去当“山大王”。毛泽东的回应却很硬：“我们这个山大王，是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是代表工农群众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草寇，要做的是有方向、有组织的工农武装。

但是，上哪座山？是个现实问题。湘赣边界的大山多得很，光在地图上圈一个圈没用，还得有人熟地形、有人能接应。毛泽东一边带着部队在湘赣一带转战，一边打听合适的落脚点，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一个年轻人带着一封信出现在他的面前，井冈山，才正式走进他的视野。

那个年轻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新中国开国上将宋任穷。

二、小信使，大转折：井冈山是怎么被“选中”的

1927年9月的一天中午，秋雨刚停，部队驻地里满是泥泞。师部参谋长何长工领着一个看着还有些青涩的小伙子，找到毛泽东，说：“毛委员，这个人找你。”

小伙子操着浏阳口音，一口气说完来意：他是江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带来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还带了100块银元作为经费。为了不出差错，信一直贴身藏在衣服里。路上花掉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剩下的全数交公。

毛泽东听完小伙子的行程，感叹了一句“不容易”，又亲自道谢。等把信看完，他转身就对身边的同志说：“江西省委建议我们去赣西宁冈一带，说那儿可以安顿。”

当毛泽东问：“谁对井冈山熟？”刚刚送信的小宋笑了，说自己“熟得很”。原因也很朴实——几年前跟师傅“玩蛇卖艺”，走村串寨把井冈山一带跑了个遍。毛泽东立刻来了兴趣，把山川地势、乡风民情、匪患分布全都问了个清楚。

就这样，一封信，一个熟路的小信使，让一个此前在地图上不起眼的山名，和中国革命绑在了一起。第二天，部队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在那儿说服前委，下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看不太懂、后来却被事实证明极其关键的决定——引兵井冈，向宁冈进军。

那一年，毛泽东34岁，部队刚从一连串失败中闯出来不久，衣服打着补丁，鞋底磨得只剩一层。谁也没想到，这次“上山”，会开创出一条新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三、红米饭、南瓜汤：井冈山上的“三大苦”

许多老红军晚年回忆井冈山时期，总爱提起一句顺口溜：“红米饭，南瓜汤，餐餐吃得精打光。”这不算修辞，是当时生活的原样翻版。

那几年在井冈山，战士们常挂在嘴边的，是“三大苦”：打仗苦，伤病苦，吃住苦。一桩桩合起来，才撑起了那个山里根据地。

先说打仗。那段时间，战斗几乎成了日常。敌人围山，清剿一波接一波，红军要么主动出击，要么被迫突围，很少有真正安稳的日子。

粟裕后来回忆，当时一支枪能配上三发子弹就已经算“富裕”，有五发的都属于“家底厚”。打仗的节奏，大致就三发子弹的用法：冲锋前两发打排枪，压一压对面火力，第三发要揣在手心里，留着追击时用。子弹节省到这种程度，可见处境。

敌强我弱，部队还常常边打边跑，急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突围，红五军军长彭德怀的鞋子跑到半路彻底开裂，一只脚只好光着踩山路，另一只脚勉强裹着半只鞋。干粮袋在途中也丢了，两天没吃上一粒米，人饿得眼冒金星。连军长都弄成这样，普通战士就不用多说。

打仗多，伤病自然就多。可井冈山上，药品、医生几乎都算奢侈。毛泽东很重视伤病员问题，但现实条件有限，再重视也难做到面面俱到。

没有医疗器械，战士们就把碗片敲碎，用竹子刮平磨尖，当镊子用；没有酒精，用石灰水、盐水煮一煮，算消毒；没有纱布，找土布剪碎代替；没有骨锯，就去借木匠的小锯子锯骨头，开刀用的也是杀猪刀。

换药尤为吓人。用竹片夹着粗糙的布往伤口里一捅，疼得很多大老爷们冷汗直流。有的伤口虽然勉强包上了，但因为没条件彻底处理，时间一长就发炎化脓。红十一师师长张子清脚底中了一颗子弹，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器具把子弹取出来，感染拖到最后，人没了。这样的例子，对于当时的井冈山来说，并不少见。

再说吃住。井冈山一带有红米，这种米耐饱，也便宜，成了军民主要口粮。红米吃光了，就啃南瓜。肉？老红军后来打趣说：“那时候，肉这两个字，想都不敢多想，怕一说就流口水。”

为了填饱肚子，军民一起琢磨办法，自力更生从“纸上口号”变成了每天要做的事。种南瓜，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井冈山小井医院当时的党代表曾志，要求每个人都种四棵南瓜苗，重伤员下不了地，就由轻伤员代种，也得把那四棵苗“名义上算到他头上去”。

轻伤员大多吃不上自己种的那批瓜，心里却很有数：“我们多种点，是给那些躺着动不了的伤员留口饭。”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里也在比较——“别的当兵的只会要粮，这些当兵的还自己种瓜吃。”这样的差别，比任何宣传都管用。

到了1928年末，为解决长期吃粮问题，红四军搞了一次声势很大的“挑粮运动”。从山下把粮食挑上山，来回就是三十多里的山路。有战士背上的皮磨破了，起了一串串水泡，有人看了心疼，想劝他歇一歇。他摆摆手说：“起点泡算什么？子弹都不怕，还怕这点泡？”

毛泽东、朱德也都亲自上阵挑粮。后来流传很广的“朱德的扁担”，就发生在这一段。还有民谣说：“一根扁担两头弯，毛委员用它把米担。来回走了百多里，从宁冈挑上井冈山。”这虽带夸张味道，但意思很直白——带头人得跟战士一样受累，队伍才信得过。

有意思的是，朱德那时候在红四军里还有个绰号：“伙夫头”。不是因为他真的只是个伙夫，而是他穿得太破，芒鞋麻衣，刚上山时，红五军很多人一见他来讲话，还以为是做饭的头头。大家忍不住笑，朱德也笑，说：“无产阶级的军长就这个样子。革命要过艰苦阶段，不吃这份苦，事情就干不成。”

在这样的环境下，井冈山根据地一点点顶住了敌人的围剿，也一点点成长起来。所谓“井冈山精神”，并不是摆在展览柜里的几个词，而是这一段一段硬挺出来的经历。

四、三十六年一转身：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井冈山不再是那个被敌人层层包围的“孤山”。但对毛主席来说，那片山始终压在心头。新政权刚建立，百事待兴，他想上山看看，却始终抽不开身。

一直拖到1965年，国内外事务稍有腾挪的余地，他才终于有机会“驱车千里”再回老根据地。

这年5月，毛主席乘专列到长沙，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两人谈到战争、谈到支援，也聊到各自早年的经历。毛主席提起井冈山，说想找个机会去看看老区人民，还半开玩笑地说要“带着拄拐杖重上井冈山”。

胡志明那时也拿着一根做工精致的拐杖，提出要和毛主席换一换。毛主席摆摆手，说：“不换，你那根太漂亮，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好。”话听着轻松，多少带着一点自嘲，却也透出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那种朴素劲儿。

1965年5月22日，车队进入井冈山区域。第一站是永新县。这个地方，对毛主席来说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也是旧日生活的一段记忆。永新是贺子珍的家乡。1928年前后，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革命斗争中相识，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彼此扶持，后来因为性格和环境种种原因分开。那一段往事，他在公开场合极少提起，但再路过这块土地，心里难免会有波动。

当天下午，毛主席登上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黄洋界。山风猎猎，山坡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他的词《西江月·井冈山》，哨口处还立着一门旧炮。毛主席看了一会儿，提起1928年那场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那一年8月30日，湘赣两地的敌军趁红军主力外出，集中兵力攻打井冈山。守山的红军兵力不足一个营，硬是凭借地形和意志，把敌人打退，守住了根据地。这门大炮，就是当年南昌起义部队带上山来的。

关于那“三发炮弹”的典故，当地讲解的人说前两发“受了潮”，没响，第三发“炮声隆”，震慑住了敌人。毛主席听完笑着补了一句，说前两发也不是白打的，只不过炮筒前两次发射没响，却把炮身加热了，第三发才能打响，“这叫事物是有联系的，前两发也有功劳。”

这一小段解释，既是回忆往事，也透出他一贯的那种辩证思维：很多事情看着没有立刻见效，并不等于没用，过程有时比结果更深远。

从黄洋界下来天色已黑。毛主席一行住进茨坪新修的宾馆。汽车驶入镇区时，街上灯火通明，喇叭里传出的是熟悉的《十送红军》。毛主席望着窗外，说了一句：“井冈山上也有电灯了。”

这句话，在外人听来也许只是感慨，在他心中却自然拿旧景做了对比——当年夜里只能点松明火把、油灯，如今山上通电，街镇有了规模，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地接待单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还摆上了茅台、水果。汪东兴赶到后直接让人撤了酒菜，提醒他们要按规定来：毛主席每天伙食标准两元五角，四菜一汤，不喝酒；随行人员一元五角。标准早就定死，不能因为到了老根据地就“破例”。

所以毛主席每餐的饭菜，最后都按惯例装在一个双层小竹篮里送过去，四个小碟菜，一碗汤。不豪华，也不特殊。

有一次上饭，菜里有一小碟山里新出的竹笋。毛主席看到眼睛一亮，说：“好久没吃小竹笋了，井冈山的小竹笋味道好，有这一个菜就不错。”很家常，没什么刻意的表态，却能看出他对那段旧日山中生活的记忆还非常清晰。

第二天，他问工作人员：“当年的红米，现在还有没有？”一听说还有种，立刻很高兴，叮嘱以后中午尽量安排红米饭。几十年前用来充饥的红米，在此时反而成了一道“心头好”，这当中味道如何，外人恐怕难以完全体会。

说完，他拄着竹杖，独自往后山走。前面山路其实已经修得不错，但他越走越往偏处去。有人提醒：“主席，那边没路了，不能再走了。”毛主席停了一下，说：“路本来就是人走出来的嘛，我就不信前头没有路，有山就有路。”然后继续往前迈步，竹杖一下一下点在地上，把杂草和枝条拨开，身后的人只好跟着走，硬生生踏出了一条小路。

晚上，他在宾馆会客室抽着烟，把随行人员叫在一起，聊起井冈山的旧事。三十六年光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算太长。对当年那一批从山里走出来的人来说，许多战友已经长眠山野，名字连后人都很难一一记全。

毛主席提到，为了建立这块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他心里一直有数。这一次重上山，不只是看山看水，更有一种交代的意味：交代给那些已经不在的人，也是在心里跟自己交个账。

临别井冈山时，他提到一段很实在的话：现在上山有汽车，有楼房住，吃的是四菜一汤，穿的是干净整齐的衣服，井冈山确实比三十多年前“神气多了”。但他紧接着提醒，日子好了，艰苦奋斗那股劲不能松，井冈山那股革命精神，更不能丢。

这话并不惊天动地，却基本概括了他这次重上井冈山的感受：山还是那几座山，人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日子确实好了，但支撑那一切的根，却还在那段红米饭、南瓜汤、竹杖挑粮的岁月里。井冈山从一个偏远山乡，变成了一个象征，而那句“井冈山和当年大不一样”，既是对现实的肯定，也是对过去艰难岁月的一种无声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