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洪学智完成回忆录，特意嘱咐一定给长春的老郑头送一本！

2003年初冬，北京的天已经有些冷了。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将军在书房里合上稿纸，轻轻吐出一口长气，这部写尽硝烟与坎坷的《洪学智回忆录》总算定稿。屋里人刚替他整理好纸张，老将军忽然说了一句：“等书出来，一定要给长春的老郑头送去一本。”

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几十年戎马，洪学智身边战友、部下不知凡几，他却先想起了远在长春的“老郑头”。这个名字，听上去一点都不像军中的称呼，更像是老街坊。可在老将军心里，这却是必须记住的人。

“老郑头”本名郑国良，1947年还是国民党新一军112团的汽车兵，被俘以后成了“解放战士”，后来又成了洪学智的司机。辽沈战场上，冰天雪地、炮火连天，他握着方向盘冲锋陷阵；朝鲜战线，敌机扫射，他一脚油门险中求生。两人的缘分，就从一辆缴获的汽车开始，而这段情谊，却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要说清这本“必送”的书，绕不开长春，绕不开那段不太为人熟知的缓慢岁月。

一、从上将到厅长：1960年的那趟列车

1960年初春，北方的风还透着寒气。一列从北京开往长春的列车上，一家四口挤在硬座车厢，行李并不多，几只旧皮箱、一点简单的被褥，看上去和普通干部家属差不多。

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是时年五十一岁的洪学智。

5年前，他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后方勤务部司令员，是身着将官制服、胸戴勋章的开国上将。如今，他悄无声息地离开北京，只带了妻子张文和两个尚小的女儿。家中八个孩子，年纪大的留在北京上学，小儿子洪晓狮也暂时寄住在亲戚家，等一个学期结束再设法转学到长春。

孩子们年纪小，不可能完全理解大人的心事。车窗外景色一闪而过，几个小姑娘还在嘀咕北京的同学、幼儿园。而对面那对夫妻，却心知肚明，这一趟，是仕途的低谷，也是人生新的起点。

洪学智并不回避现实。他给子女讲了一段话，后来家里人一直记得：“人这一辈子，不会总是顺风顺水，好的时候，要想到有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也别太沮丧。现在你们最重要的是读书，学知识，也要学会跟人打交道，学会自己过日子。”语气不重，却透出一种见过大风大浪之后的沉静。

1960年5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改为吉林省农业机械厅，洪学智出任厅长。从志愿军总部到地方农机厅，落差确实不小，但组织安排，他从不抱怨。到了长春，他先面对的不是工作，而是生活本身——住的是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房子，狭窄阴冷，家具简陋，连像样的桌椅都没有。

有一次，小女儿从幼儿园回来撅着嘴，说这里比不上北京。孩子话不重，却扎心。大人嘴上宽慰“要学会吃苦”，心里哪能没有波澜。但他不说，只是默默翻着案头的一摞材料，开始琢磨农机布局、农用机具调配这些过去不怎么接触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长春这座城市，慢慢跟这位从前线下来的上将，建立起一种特别的联系。

二、老部下、老警卫：长春小院里的来客

1960年一个下午，长春的风还透着寒意。洪学智正在屋里看材料，院门忽然被轻轻叩响。他起身出去，打开旧木门，一个穿着便服的中年人立正、敬礼：“洪司令，你好！”

这一声“洪司令”，把人一下子拉回到朝鲜战场。洪学智盯着来人，看了几秒，笑了一下：“任荣，是你啊。”

来者是任荣，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来负责政治部防空工作。那时的洪学智，正是志愿军副司令兼后方勤务部司令员。炮声、烽火、夜行军，彼此早已熟得不能再熟，可此刻站在这个破旧小院门口，两人都沉默了一瞬。

那年代，上门看望这位“从北京下来的老首长”，多少要担点风险。任荣从驻地吉林通化来长春开会，打听到老首长住处，还是按捺不住，决定走这一趟。原本他在路上准备了不少话，敲门那一刻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剩一句：“首长您还记得我吗？”

两个人在屋子里聊了一下午。说起当年志愿军总部的防空工事，说起后方物资运输，也说起朝鲜战场那条看不见的“补给线”。任荣越聊越心酸，洪学智却始终很平静，仿佛只是换了个岗位，日子照过。

直到傍晚，任荣起身告别，到厨房跟张文打招呼，一推门，愣住了。厨房里除了半袋高粱米、一把小葱，再没别的东西。没有油，也看不见什么菜。张文有些不好意思，笑着招呼几句，就忙着把门关上。任荣这才明白，为何老首长从头到尾没提“留饭”这两个字。

出门时，他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既是心疼，又是敬重。没有多余的话，他拎起帽子走了。

半个月后，一辆军用卡车停在小院门口，两名战士抬下一个沉甸甸的麻袋。洪学智伸手一摸，是满满一袋黄豆。他皱了皱眉问：“谁叫你们送来的？”两个战士站得笔直：“报告首长，我们首长说，这事是军事机密，不许透露。”洪学智听出味儿了，又问：“你们首长是谁？”战士憋着笑：“报告首长，我们是我们首长的兵，我们首长说，他是您的兵。”

那年头，黄豆算不上什么高级物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保障。一袋黄豆抬进院子，既是粮食，也是心意。洪学智心知肚明，没再推辞。事后，他把黄豆分成几份，寄一部分给在北京的几个孩子，多数分给厅里家境困难的同事，自己家里留下的并不多。他向来如此——一军之将时是这样，当厅长时也是这样。

在长春的这些年，类似的细节还有不少。

1962年7月，他调任吉林省重工业厅厅长。新单位一堆事等着他，但他先留意到的是一栋单身筒子楼。那地方条件极差，没有厨房，家家户户都在楼道里生煤球炉。中午做饭时候，整个楼道浓烟呛人，老人孩子咳嗽个不停。大多数人习以为常，只有洪学智觉得不对。

他一次去看望同事吕占山的母亲，一进门烟雾缭绕，他忍不住问：“老大娘，这烟也太大了吧？”老人被熏得睁不开眼，随口说：“煤炉子不冒烟还能叫煤炉子？”根本没意识到跟她说话的是厅长。等洪学智了解清楚情况，马上把基建处处长叫来：“想办法给这楼装烟道，有老有小的，这样下去可不行。”处长一开始还犯难，说老楼没预留管道，他一句一句往下问，最后把几家单位协调到一起，总算把这桩“小事”办成。

有意思的是，等第二次他去楼里看时，烟少了许多，吕占山回去告诉母亲：“那天问你炉子的，就是我们厅长。”老人一拍大腿：“这么大的领导来咱这破地方，我还跟人家贫嘴，这人是个好人，你可得好好给人家干活。”

在他眼里，老百姓过得好不好，不是抽象问题，是能不能少呛两口烟，能不能多吃一口豆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三、薪水、司机与老警卫：一点一滴的惦记

重工业厅配给洪学智一辆轿车，司机叫张守信，是个木讷老实的年轻人。不怎么爱说话，但单位里都知道他家境不宽裕，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挺大。张守信不好意思跟首长提这些，洪学智却悄悄打听了个明白。

有一回，司机替他去领工资。工资袋送回来，他随手拆开，从里面抽出20元，直接塞到张守信手里：“拿回家去，给孩子们买点吃的。以后每个月都从我工资里拿20块，直接拿回家。”那个年代，20元不是小数目，够一般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张守信当场湿了眼眶，嘴里却只憋出一句：“首长，我家困难，你家也不宽裕啊……”

确实不宽裕。那时候几个孩子都在读书，长春的小院里开支紧巴巴。但在洪学智的观念中，有困难的人多的不止自己。他只是换了岗位，不是换了心肠。把驾驶员、基建处的小职工、筒子楼里的老太太放在心上，对他来说并不费力。

更特殊的是，那些跟他一起打过仗的人，一直在长春另一头默默守着这个老首长。

当年在新四军时的警卫员苏柏，就是其中一个。复员回乡后，他得知洪学智被调到长春，就打听地址，站在院门口等首长下班。刚开始，他还常进门帮忙干活，劈柴、拉煤、水缸打满，有时还帮着跑跑腿，兼了半个秘书。

后来形势起了变化，他不能经常上门，就悄悄在不远处守着。洪学智出门，他远远看一眼；首长坐车走，他跟在后面目送。离开长春那天，他坚持要送到车前，面对首长关切地问话，他只说了一句：“我要跟着车，看着老首长走远了，心里才踏实。”

这话不漂亮，却真切。很多年以后，回忆的人说起这个场景，还是会停顿一下。

在洪学智看来，这些战士、司机、老警卫都是“自家人”；而在他们心中，老首长就像一棵树，远远站在那里，只要不倒，心里就有个主心骨。

四、从战场到病床：一段情谊，两地牵挂

说回那位“长春的老郑头”。

郑国良的经历，本身就带着时代的烙印。1947年5月，国民党新一军112团在东北战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全歼，纵队司令员正是洪学智。112团的汽车连从连长到士兵，再加上全部车辆，都成了战利品。郑国良出身贫苦，本是国民党军中一个普通汽车兵，被俘后经过教育，成了“解放战士”，留在解放军继续当兵。

由于他开车技术好，又肯吃苦，组织上把他选出来，专门给洪学智开车。从那以后，他就坐在驾驶员位置，看着身后的首长，从东北一路往南，参加辽沈战役，跟着部队南下直到广州，后来又随同部队入朝作战。

在国民党部队里，军官与士兵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到了人民军队里，首长会在车上递一块干粮，也会在停车休息时问一句“累不累”。洪学智对这位从旧军队里过来的战士，并没有任何偏见，反而格外照顾。朝鲜战场环境极其艰苦，有几次敌机低空扫射，郑国良凭着技术和胆量，猛打方向盘，硬是把车从火力网中拐出去，不仅救过洪学智，也救过张文和儿子洪虎。

这种在生死线上的互相托付，很难用语言概括。战争结束后，郑国良复员回到东北，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参加工作，成了一名工人。洪学智后来调到长春，这位老司机就自然成了小院里的常客。

洪学智在长春那几年，郑国良几乎每周都要去小院坐坐，帮忙干点活、聊几句近况。等洪学智重新回到北京工作，郑国良有机会去北京出差，或者自费买票，也总要挤出时间去看老首长一面。

郑国良的老伴赵国荣，晚年回想起这些事，仍然记得很清楚：“老首长在长春的时候，老郑每周都得去看看。后来老郑去北京，只要能去，就一定要往首长那儿跑。首长也惦记他这个部下。”那本2003年寄来的回忆录，赵国荣说：“不管过去还是以后，这书都得当家宝。”

2006年11月20日，九十四岁的洪学智在北京因病去世。消息传到长春，一座老楼里的病房里，一个已经躺了五六年的老人，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反应。

那年，郑国良七十九岁，早已被脑血栓和老年痴呆折磨多年。生活不能自理，说不上完整的话，连身边亲人都认不全了。家里人原以为，他对外面的事已经一无所知。

11月21日这天，外甥从北京打电话来，把老首长去世的消息告诉了赵国荣。她迟疑了一会儿，还是俯身到老伴耳边，轻声说：“老首长走了。”

刚说完，郑国良脸上没什么表情。赵国荣心里一酸，心想：这么多年病成这样，怕是都记不清了。但过了几分钟，老人的脸忽然抽动起来，眼角泪水往下淌，接着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竟然哭了。赵国荣既心疼，又震惊：“这人平时再大的难，他都不掉眼泪，现在却为老首长哭成这样。看来，亲人他可以忘，老首长却忘不了。”

两个月后，郑国良在长春去世。算起来，他和洪学智离世的时间，只隔了不长的一段间隔。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两位曾在洪学智身边当警卫的老兵，也走到了生命尽头。

在长春的老警卫苏柏，身体本来就每况愈下，多次在生死线上挣扎，又都“挺”了回来。听到老首长去世的消息后，他在病床上失声痛哭：“老首长，我想你啊，我想你……”不久，他也撒手而去。

远在哈尔滨的孙久环，当年也是在洪学智身边当警卫，多年卧病在床，几乎不与外界往来。有人把老首长逝世的消息告诉他，他先是一愣，随即大哭，短短一周之后，也因病离世。

有人忍不住感慨：老将军走了，他贴身的两个警卫、一个司机，先后都走了，好像一直守在原地的人，等要守的人一离开，才想起该跟上去，继续“护着”。

洪学智去世那天，在北京送行队伍里，有不少自发赶来的普通人。有的从长春连夜坐车赶来，打出横幅：“老将军一路走好，给您磕头了。”还有一位志愿军后代，从山东骑自行车赶到北京，在洪学智的雕像前磕了三个响头。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经历，却在同一个名字前，放下了架子。

这些场景，并不是为渲染什么，而是说明一点：那些看似普通的小事——一袋黄豆、二十块钱、一趟探望、一声称呼——时间拉长之后，会变成刻在很多人心上的东西。

2006年，洪学智的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没有把骨灰安放在八宝山，而是送回了他的家乡安徽金寨。

2008年10月，金寨县烈士陵园建成了洪学智将军纪念碑，旁边还有勋章廊柱、纪念广场和象征长城的墙体，占地八百多平方米。这些看得见的石碑、浮雕，记录的是一个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的战功和职务；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则散落在长春的筒子楼、通化的军营、哈尔滨的病床、以及一本送给“老郑头”的回忆录里。

回忆录出版那年，洪学智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他没有要求给谁签赠，也没有开列长长的名单，只是郑重地交代：给长春的老郑头送去一本。对一位戎马大半生的老将军来说，这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对躺在病床上的郑国良来说，那是一段从战场延续到晚年的信任。

这一送，送的是一本书，也是几十年不曾断过的一份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