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提督一年收入多少，俸禄标准是不是跟文官一样发放的？

乾隆四十六年，京城的冬天格外冷。兵部的一份奏折摆在御案上，内容不长，却关乎天下绿营武臣的钱袋子：废除“亲丁名粮”，改给养廉银。有人说，这不过是照搬文官那一套到武官身上；也有人摇头，觉得绿营将官这一辈子的油水，多少要改个模样。

要弄清楚各省提督一年到底能拿多少钱，还真不能只盯着“从一品”这四个字。表面上同是从一品，提督和总督、巡抚，看起来级别差不多，实际上俸制根本不是一套账本。文官是文官的算法，武官是武官的路数，尤其是绿营提督这一类封疆武职，更像是单列出来的一个系统。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一提清代官俸，脑子里立刻蹦出一个固定数字：一品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九品三十三两，好像全国上下都按这个模板来发钱。这样的印象，只说对了一半，还只是文官那一半，对武职尤其是各省提督这块，就明显不够用了。

要把这笔账算清楚，时间线得拉长点，从顺治讲到乾隆，从“正俸”“薪银”讲到“亲丁名粮”和“养廉银”，提督到底一年拿多少，跟是不是“按文官标准”发放，中间隔着好几道制度上的台阶。

一、绿营武官的系统：看上去级别一样，账却完全不是一套

说到“提督”，很多人下意识会把他和总督、巡抚并列，觉得都是封疆大吏。级别上，的确差不多：总督、巡抚是文官体系里的封疆重臣，提督则是绿营军政的最高负责人，统辖一省武备，按清制为从一品武职。

绿营本身，是清廷在各省长期驻扎的汉人军队。和八旗不同，它主要负责地方守备、防盗剿匪、协同镇压骚乱等任务，属于标准的“地方常备军”。在这个系统里，将官层级自上而下非常清楚：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一层压一层。

如果单拿出官阶来说，提督标的是“从一品”，总兵有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几种不同加衔，副将是正二品，参将正三品，游击正四品……和文官体系的品秩是对得上的。但问题就在这儿：品秩对得上，俸禄并不是按同一张表来核算。

文官拿的是“正俸”加上各种恩俸、养廉银等，俸银只是一个基本盘。而绿营将官的收入，就复杂得多了——俸银、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后期再加上养廉银，还有早年的亲丁名粮。账面上一条条列下来，看着挺清楚，实际操作起来却千差万别。

不得不说，在雍正以前，谈绿营官员俸禄，如果只用“某品多少两”来概括，基本是说不准的。就拿提督来说，同样是“从一品”，加什么衔，在哪个时期，就能把年俸拉出一截距离来。

二、从顺治到乾隆初：提督俸禄怎么算，关键看“加衔”与五项银

顺治朝时，绿营将官的收入结构还比较简单，只有俸银和薪银两项。俸银，相当于固定工资；薪银，可以理解为职务津贴。很快，这个结构就复杂起来了。

顺治五年，朝廷在原有两项基础上，另加了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和案衣什物银。听名字就知道，这些是生活、办公和衣物方面的补贴。于是，一个提督一年从官府领钱，不再是两笔，而是五笔。这一点，一直沿用到乾隆初年。

不过，想弄明白提督一年拿多少，还得绕不开一个关键的词——加衔。清初各省提督和总兵，很喜欢加“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这些武职旧衔，衔职不一样，俸额也会有差别。

比如加左右都督衔的提督，定为正一品，其实在品级上已经高出一般从一品的武官一截。这类提督的具体账目是这样的：俸银九十五两，薪银一百四十四两，蔬菜烛炭银一百八十两，心红纸张银二百两，案衣什物银一百两，加在一起，一年能拿七百一十九两。

同样加左右都督衔的总兵，也是正一品，但数额略低：俸银九十五两，薪银一百四十四两，蔬菜烛炭银一百四十两，心红纸张银一百六十两，案衣什物银六十两，总计五百九十九两。若是总兵只加都督同知衔，从一品，合计约五百八十五两；再低一级的都督佥事衔，总兵是正二品，年俸约五百七十一两。

再往下看：副将四百二十七两，参将二百六十七两，游击二百五十五两，都司二百一十七两，守备一百三十一两，千总四十八两，把总三十六两。这些数字在账面上非常清楚。

有意思的是，如果拿这些武官数据和文官那一套“正俸”对比，会发现一个有点颠覆固有印象的结果：在雍正未实行养廉银之前，绿营将官账面上的年俸，其实普遍高于同品文官。提督、总兵这一级，甚至远远高于文官一品、二品的正俸额度，好几倍都是常事。

但账面数字好看，不见得就代表生活实际宽裕。文官掌管地方行政，有机会沾染陋规、捐例、灰色收入，这部分远超俸银；绿营将官则在军中，插手地方财政的余地没那么大。在钱袋子这件事上，两边的路数完全不同，不好简单一笔勾销。

乾隆登基后，很快就注意到了绿营武官俸制上的混乱。各省提督、总兵加衔不一，俸额标准七零八落，同品不同行，同职不同俸，既不好管理，也容易滋生矛盾。因此，乾隆十八年决意把提督定为从一品，总兵统一为正二品，原先各种高来高去的加衔逐步压平，案衣什物银也一并裁撤。

这样一来，提督的账面收入有所下降，定在六百零五两，总兵是五百一十一两。数字不算吓人，但结构更规整了。从俸制改革这个角度看，乾隆这一手，算是给武臣那摞复杂账本，做了个“简化版”。

三、亲丁名粮、养廉银：提督的钱，真正涨在这两块

要说提督一年到底拿多少，光看俸银那几百两，远远不够。真正构成差距的，是两个关键名目：亲丁名粮和后期增加的养廉银。

先说亲丁名粮。绿营提督身边，是可以配护卫亲兵的，这些人叫“亲丁”。名粮，就是按人头发放的口粮银。听着像是给兵发的，实际操作中，这笔钱在提督那里，是一块极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以陕甘提督为例，定额亲丁八十名，对应八十份口粮。理论上，这八十名亲丁都要实实在在地养在提督身边，按人供给。可实际情况呢？很多提督根本不会配齐这么多随从兵，有的只留几名心腹护卫，有的十来个，已经算多的了。剩下那些“名额上的人”，就变成了纸面上的兵，口粮照领，实际却入了提督腰包。

雍正八年，河南巡抚田文镜上奏，指出各省亲丁名粮数额不一，容易滋生弊端，请朝廷统一标准。雍正帝很快裁定，各级将领亲丁名额按照品级划一：提督八十名，总兵六十名，副将三十名，参将二十名，游击十五名，都司十名，守备八名，千总五名，把总四名，外委把总一名。

按照这个新标准，提督的亲丁名额统一到了八十名。折算成口粮银，每位提督每年可以领到的亲丁名粮，基本稳定在一千四百四十两左右。这是额外加在俸银之外的，又是实打实的银子。提督没有养廉银，可这道名目，多少起到了类似作用。

如果把乾隆十八年以后提督的俸禄六百零五两，加上亲丁名粮的一千四百四十两，理论上的“明面收入”，已经接近两千两。而且，这还是不算其他杂项补贴、职务油水的情况下。

不过，故事到乾隆中后期出现转折。乾隆四十六年，皇帝下诏废除亲丁名粮这一制度，表面理由是节省冗费，实际也考虑到其中滋生的虚报、冒领等弊端。与此同时，朝廷也顺势把文官体系中已经实行多年的养廉银，推广到绿营武官。

新规之下，提督每年养廉银二千两，总兵一千五百两，副将八百两，参将五百两，游击四百两，都司二百六十两，守备二百两，千总一百二十两，把总九十两，外委千把总十八两。养廉银的数字，直接摆在明面上，替代了原先隐藏在亲丁名额里的那一块隐性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边疆地区的绿营提督和总兵，养廉银标准要高出内地一截。乌鲁木齐提督是二千八百两，伊犁总兵、巴里坤总兵都是二千一百两，哈密副将一千二百两，参将八百两。边地条件艰苦，运输成本、军需开支都高，这是实际情况的折射。

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是一个分界点。此前提督的额外收入，主要集中在亲丁名粮上，名义为“养兵”，实则补己；之后则变成养廉银，名义为“廉洁俸”，直接发给官员个人。从账面看，数字有变化，从制度逻辑来看，则是从隐性收入转向显性补贴。

四、到底是不是按文官标准发放？提督的“同品不同制”

说到这里，那两个最初的问题，可以拆开来看。

从一品提督，一年到底有多少俸禄？如果按乾隆十八年之后、养廉银实行之前的情形来算，提督的固定俸禄约六百零五两，加上亲丁名粮一千四百四十两，此外再有蔬菜烛炭银、纸张之类小项，总计在两千两上下，这是比较稳妥的估计。当然，这个数字还是偏保守的，没有把其他临时性补贴算在内。

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亲丁名粮取消，提督获得二千两养廉银，俸禄六百零五两仍在。照账面数字来看，这时的提督每年“明规收入”，已经超过两千六百两，若加上办公用度等小项，接近三千两，这并不夸张。

如果再考虑边疆提督，比如乌鲁木齐提督，养廉银就是二千八百两，加上俸禄与其他附加银，年入更高。这类官员虽远在边塞，待遇明显高于内地，从制度上看，是有意向边疆武职倾斜。

再看第二个问题：绿营将官的俸制，是否沿用文官标准？从数字结构看，有一点非常明确——不能简单说“按文官标准发放”。文官的正俸体系是一套，武官，尤其是绿营将官，是另一套，即便后期都拿养廉银，标准和档次也不一样。

文官的正俸虽然不高，但养廉银差距巨大，比如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重地封疆，养廉银往往高至上万两，省城布政使、按察使也是几千两的级别。和这些相比，即便是提督的两千多两养廉银，也不能说高到夸张的程度，更谈不上“照搬文官”。

提督的工资体系，很明显带着军职色彩：早期靠多种“银”凑成一个整体，再靠亲丁名额补齐差额；后期统一成俸禄加养廉银，数字略有提升，却仍与文官分轨而行。同样是从一品，提督和总督、巡抚的收入结构完全不同，这才是清代俸制的一大特点。

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还有那部分“法外收入”。绿营将官掌军饷、管兵额，克扣军饷、虚报兵数，在不少地方都曾是公开的潜规则。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大人，兵册上这两百人，可是真有其人？”某总兵只是笑笑，放下茶盏，说了句：“兵在册上，就算有。”

这一类收入当然无法精确统计，档案里也不会正大光明地记载。但从大量案牍材料来看，它的存在是现实的。只是，这部分不能算作“俸禄”，而是体制之外的“灰色收益”，文官有陋规，武官有军饷的文章，性质类似，道理却不能混为一谈。

综观绿营提督和各级将官的俸禄，可以看到几条清晰的线索：顺治以来的五项银，雍正八年的亲丁名额统一，乾隆十八年的俸制归一与案衣银裁撤，乾隆四十六年的废名粮、设养廉，每一步都在调整官员“明面收入”的结构。表格上的数字在变，背后的逻辑，却始终围绕着两点打转：既要让官员衣食无忧，又不能让官场银钱的流通完全失控。

从这个角度看，“各省提督一年有多少俸禄”“是不是按文官标准发放”，其实不只是一个数字上的问题。中间牵扯的，是清代整个俸制体系文武分流、明暗并存的复杂格局。把这些线索一一攫出，才能真正看懂那几百两、一两千两背后，制度运转的真实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