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中央派人视察华西村，发现华国锋照片，吴仁宝：农民最讲感情

91年中央派人视察华西村，发现华国锋照片，吴仁宝：农民最讲感情

1991年深秋，江南已显凉意。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瑞环到江苏江阴华西村调研，当他走进村史陈列室时，忽然在一排领导人照片中，看见了一张格外熟悉的面孔——华国锋。李瑞环略微一愣，随行干部也有些惊讶：那时关于华国锋的影像，在不少公开场合已经不多见，而华西村却将照片端端正正地挂在显眼位置。

就在这个细节上，一个村庄的记忆与情感，悄悄显出不同的走向。华西村为什么这样做？吴仁宝为什么说“农民最讲感情”？要看懂这一点，得把时间往前拨几十年，从他还是一名穷苦放牛娃时说起。

吴仁宝1928年出生在江阴的一个贫农家庭，家境窘迫到什么程度？小时候替地主放牛，冬天鞋底开了口子，只好用草绳缠住继续下地。后来又给人家做长工，一年到头，换来的也不过是勉强糊口。那时候，他最常听到的叹息，就是大人们对着空米缸发出的长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农村的天一下子变了颜色。土改以后，土地有了新主人，吴仁宝被推举进基层政权，当上了乡政府的财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国家干部”，身上穿的虽然还是旧棉袄，但他知道自己已经站在另一条路上。不过，理想刚刚点亮，很快又被现实的风浪打得摇晃。

进入60年代初，全国经济形势吃紧。机构调整，干部精减，吴仁宝也在名单之中。原本光鲜的“国家干部”身份，一夜间不再属于他，只能又回到土地上，干起老本行。对一个从贫农家庭走出来的人来说，这种起落冲击不小，但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沉在怨气里，反而在这段时间，把村民的苦、农业的难，看得更清楚了。

不久，江阴当地行政区划调整，原来的瓠岱乡改组为华墅乡，新的高级社成立，组织上又把吴仁宝调回到基层领导岗位，让他担任高级社党支部书记。大跃进时期，他追随当时的形势，带头喊口号、报高产，跃进社的粮食产量数据被严重夸大，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反复反思的教训。

1961年10月，华墅人民公社下辖的华西大队成立，吴仁宝出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是华西村的起点，但当时的华西，和“天下第一村”这四个字，还完全沾不上边。土地贫瘠，人口密集，村民普遍吃不饱饭，农忙时不少人早上啃一块红薯就得下地干活。

听着家家户户饭碗里的寡淡，他在一次生产队会上压低嗓门说了一句：“全村人都过着苦日子，我们再空喊口号，怎么配得上共产党人的名头？”这话说得不响，却扎在心里。对他而言，能不能让村民吃饱，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底线。

从1961年到1968年这七年，华西大队几乎把主要精力都砸在土地上。开沟、平地、改土、修田，超过1300块零碎地块被一点点整合成高产田。那时机械少，多是靠肩膀和铁锹。有人累得直不起腰，有人晚上回家，两手被锄把磨得开裂，还得泡一会儿热水才能睡觉。

七年过去，田成方、渠成网，产量稳步上去。村里再也没出现饿肚子的情况，家家能够吃上细粮，华西大队也被周边人称作“幸福大队”。不过，吴仁宝心里很清楚，光解决吃饱算不上真正的出路，尤其在政策起伏之时，光靠蛮干，很容易被裹挟。

有一次上级下达任务，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会后不少基层干部抱怨，却没人敢公开说“不”。吴仁宝在会上顶了回去：“田就在这里，亩产到不了那个数字，瞎报对谁都没有好处。”说完，现场一阵尴尬，传到县里，他挨了严厉批评，差点被免职。

他之所以敢这么“倔”，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有关。那次会议强调实事求是，公开批评浮夸风，让不少基层干部看到高层的反思。吴仁宝从那时起，就在心里记下一条：政策必须坚决执行，但执行不能脱离实际，不能为了面子伤了里子。

1967年前后，他被安排去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学习。大寨当时在全国农村中名声很响，他认真看了人家的山地改造、水利设施，也看了群众的精气神。回到华西后，他又组织修水渠、建小型电站，用上了大寨的一些经验，但也留意到，两地条件不同，照搬并不合适。

那一段时间，华西在“农业学大寨”的大潮中，成了典型单位之一。村里人说得多的是“苦干”和“拼命”，吴仁宝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怎样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多摸出几条路，让村子不再只守着稻田过日子。

一、从“学大寨”到办工厂：走出自己的路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华西大队的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平均每亩地可以达到1200公斤，在当地算是相当亮眼的数字。从省里到国家，不少调研组、参观团慕名而来，吴仁宝也被树立为“先进典型”，并开始兼任江阴县县委书记。表面看起来，一切都在按“典型”的轨道前行。

但一个尴尬状况渐渐清晰：粮食产得再多，村民手里还是没什么现金，农忙农闲之间，收入起伏大，很多家庭买点耐用物件都得盘算很久。那种“有粮没钱”的局面，让不少人在心里犯嘀咕：这样干下去，是不是还差点什么？

吴仁宝也在盘算。农业必须抓，但要让村民真正富起来，仅靠种田肯定不够。他开始琢磨起另一条路：搞一点工业，在村里办个小工厂。问题是，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样的尝试有风险，一旦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果很麻烦。

他没有贸然下手，而是一段时间里天天听广播、看报纸。国家的大政方针、经济报道、乡镇动向，他都细细揣摩。有一次，他指着一段报道说：“你看，国家鼓励集体经济搞多种经营，这里就给咱留了口子。”在几番斟酌后，他决定“悄悄试一试”。

于是，一个小五金厂在华西悄悄办起来了，规模不大，设备也比较简陋，但胜在上马快、见效也不慢。村民工价不高，却能拿到现钱。开始几年，厂子不敢大张旗鼓宣传，但效益在账上写得清清楚楚。有人问他：“这算不算冒险？”他笑笑：“政策里有空间，咱就不能老蹲在原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帷幕拉开。对许多农村来说，最直接的一项新政策，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南方不少地方很快搞起承包，把地分到户，农民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不过，吴仁宝并没立刻在华西推行“全分到户”。他先带着村里的干部和骨干，到河南、河北的农村实地考察，了解那些已经实施承包的地方，收成如何、分配如何、村庄面貌有没有变化。一路看下来，他得出一个比较冷静的判断：联产承包有好处，但并不是所有地方、所有产业都适用。

回到华西，他提出一个做法：“宜分则分，宜统则统。”土地层面，把适合分散经营的耕地，承包给有种田经验、愿意在地里下功夫的农户；至于工业和大项建设，则继续走集体统一经营的路子。有人不太理解，他解释得很直白：“政策有两头，吃透了，别拘泥一种模式，因地制宜，才走得稳。”

这一步调整，对华西后来走上“工业兴村”的路，意义不小。土地让种田能手放心种，集体则集中力量办工业、搞开发，村庄逐渐形成“工农结合”的格局。随着小五金厂慢慢做大，又有新的工厂陆续开办，村民收入开始有明显变化，手里的钱多了，腰杆子也更直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华西村的发展并不是孤立前行。中央对集体经济、乡镇企业给予了不少政策支持，一些关键时刻的鼓励和肯定，让基层更有底气往前走。华西村特别把华国锋的照片挂在村馆显眼位置，就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他给包括华西在内的一批集体经济样板以重要支持，这在村民心里一直是难忘的事情。

1991年李瑞环到华西视察时，注意到那张照片，就顺口问：“这里为什么挂着华主席的照片？”现场气氛一下子安静下去，大家都看向吴仁宝。他沉吟片刻，说话有点哽咽：“我们都是农民，农民最讲感情。华主席支持过我们，我们不能忘。”这句话，说得朴素，却把一段历史和一个群体的记忆，交代得很清楚。

二、南巡风起：一场通宵会后的大手笔

时间来到1992年，春天的风从南方吹起。邓小平南方谈话，让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观念和政策再一次发生深刻变化。特区要大胆试，大开放、大开发被反复强调，经济建设的号角吹得前所未有地响亮。

消息传到华西，村里收音机前围了不少人。有人听完说：“国家又要加劲搞经济了，机会来了。”也有人有些担心：变动太快，会不会又有风险？吴仁宝却敏锐地意识到，新的一个发展窗口正在打开，谁抓住，谁就能在这轮调整中抢占先机。

他马上召集村干部开会，把南巡讲话中提到的要点一条条念出来，逐句分析。当晚的会议从傍晚一直开到半夜两点，有人中途打瞌睡，他却越说越精神。他提出一个判断：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全面放开，工业原材料价格很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华西现有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收缩，反而要借机扩大。

“我们要不要赌一把？”有干部压低声音问。吴仁宝看着众人：“不能叫赌，这是顺势。政策往这边来，咱要有准备。”经过反复讨论，他最后敲定一个大胆决定：动用华西所有可用资金，甚至向外借贷，集中购入钢坯、铝锭等关键工业原材料，宁可暂时压在仓库里，也要先占住资源。

当天夜里，几位主要干部逐一签字表态。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吴仁宝已经坐上车，奔走于银行、企业和相关部门之间。为筹钱，他四处协调贷款额度，又调动村集体资金。几天之内，大批钢坯和铝锭陆续运进华西，仓库里堆满了闪着冷光的金属坯料，一度远远超出了常规指标。

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一些外地同行听说后，觉得华西“太冒险”；村里也有人私下议论：“要是价格不涨怎么办？”吴仁宝心里当然也有压力，但不得不说，他把那次政策风向判断得相当精准。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随着市场逐步放开，工业投资加速，钢坯和铝锭的价格一路上扬，涨幅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原本压在仓库里的那些货物，价值翻了三倍。按当时的统计，华西在这次操作中净赚了一个亿，在90年代初，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件事过后，村里看吴仁宝的眼神更不一样了。有年轻人私下感叹：“书记这个胆子，真不是一般人有的。”实际上，他并不是简单“敢赌”，而是在长期关注国家政策、研究经济趋势的基础上，抓住了难得的窗口期。这种敏锐的嗅觉，是许多传统农民干部比较缺乏的。

与此同时，全国乡镇企业开始掀起一轮改制潮。很多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把集体资产划归个人或小团体，原来的负责人一夜之间成了“老板”。有人劝吴仁宝：“现在大家都在改，华西也可以分一分，你这几十年打下的家底，完全够当个亿万富翁。”

有记者专门把这个问题抛到他面前。吴仁宝沉了一下，回答相当直接：“华西要是转了，我可能真会成亿万富翁，但村民会怎么样？他们两手空空，我一个人有钱，有什么意思？”这个说法没有什么漂亮词，却把他对集体所有制的态度表达得很清楚。

在改制浪潮中坚持村集体所有制，短期看好像少了点“个人机会”，但从长远看，确实让华西避免了资产流失，也为后来的集中投资、统一规划留下了空间。这种选择，既有理性的计算，也带着明显的感情成分——对“村”这个共同体的感情，对“农民”这个身份的坚持。

三、理想不止于一村：从“幸福大队”到“天下第一村”

经过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几轮关键决策，华西村在经济上的底子越来越厚。进入21世纪，村里统计账面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被归类为“贫困户”的家庭。新建住宅小楼一幢接一幢，村民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单一的农业收入，转向以工业分红、集体福利为主。

不少外地参观者走进华西，看到村里宽阔的道路、多层小楼、整齐的工厂，很难把眼前的景象和当年“1300块零碎土地”的贫穷村落联系在一起。有人打趣说：“你们这是农村里的‘小城市’了。”村里人听了笑笑：“只是生活比以前好一点，根子还在农村。”

吴仁宝对“富起来”的理解，并没有停留在账面数字上。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在他看来，如果农民只是在收入上提高，却不在观念和知识上补课，很容易在新的经济环境里迷失。因此，华西村在扩展工业、搞建设的同时，把办学习班、开培训会当成一件长期工作做下去。

晚上，村里的会议室经常灯火通明，既有企业管理、市场知识，也有国家政策解读。不少年轻人从一线工人做起，又通过不断学习走上管理岗位。老一辈的农民虽然文化基础薄弱，但在耳闻目染中，对市场和政策的理解，远比一般农村地区来得透。

有一次，有人问一个年近花甲的老村民：“你觉得变化最大的是啥？”老乡想了想：“以前出门，就想着能不能多背点肥回来。现在出去，见识也要带回来。”这种朴素的回答，反映出“富脑袋”的效果已经悄悄浸到很多人的日常话语里。

华西村被广泛称为“天下第一村”，并不是一个官方封号，而是长期宣传中的一个符号化称呼。里面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华西作为集体经济发展范例，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确实占有特殊位置。它既有时代赋予的机遇，也有自身选择带来的差异。

2006年，吴仁宝提出“建设空中新农村”的构想，准备在原有基础上建设高层建筑群，把传统村庄形态与现代城市空间叠加，打造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现代华西”。外界有人觉得这个设想有些“大胆”，甚至略带理想化，但从他的角度看，这只是把“让农民住得更好”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事实上，随着华西村的壮大，吴仁宝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一个村。他多次表示，希望不仅华西村富起来，周边的村庄也能搭上这班车。为此，华西通过产业辐射、合作开发等方式，带动周边乡村就业和收入提升。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以华西为龙头的联动发展格局。

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他：“你到底把自己当什么人？企业家？地方干部？还是别人说的那个‘传奇人物’？”他摆摆手：“我是农民，给中国农民争口气就行。”这句话不算豪言，却透露出他始终没有放下的身份认同——不论坐在哪个位置，心里惦记的，还是“农民”两个字。

从上世纪60年代为温饱奔忙，到70年代探索“农业学大寨+小工业”的路径；从改革开放后“宜分则分、宜统则统”的策略调整，到92年南巡之后大胆囤积原材料，再到新世纪提出“空中新农村”的设想，华西村的发展轨迹与新中国农村改革史几乎同频共振。每一个重要转折，既与国家大政方针紧密贴合，又带有强烈的地方实践印记。

1991年那天，在村馆里面对华国锋照片，吴仁宝说“农民最讲感情”，并不只是出于对某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回忆，而是站在一个农民出身的村干部立场上，对那一段历史给予的朴素回应。对他来说，谁在关键时刻为农村说过话、为集体经济撑过腰，村民心里都记得清楚，哪怕不常提起，照片总是要好好挂着。

华西村的故事里，有勤奋，也有机缘；有坚持，也有冒险；既有制度提供的土壤，也有个人选择带来的分岔。把这些线索串起来，能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土地上，有些地方之所以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并不只因为资源条件更好，而是因为在关键时刻，有人愿意多看一步、多想一层，愿意在复杂的政策与现实夹缝中，为村民的前途多争一点空间。

吴仁宝晚年仍然习惯自称“农民书记”。这个称呼，看似朴素，却概括了他几十年轨迹：既紧紧站在农民群体之中，又紧紧抓住政策脉搏，在时代风云变换中，把一个原本贫困的江南小村，带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集体致富之路。对华西村而言，那些挂在墙上的照片，那些写在账本上的数字，那些改造过的田地和鳞次栉比的厂房，都是这条道路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