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地名标准化”的初心使命——《地名用字学术论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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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古、今，铸就国家的地名事业，关联自然、人文诸多学科，而直接关系地名的形成与使用、堪称地名工作“左膀右臂”的有两门：一是语言文字，一是历史地理。其中，语言文字的作用更大些，因为地名只有口头、书面两种表达方式，不是用语言把地名说出来（口头方式），就是用文字把地名写出来（书面方式）。试想，离开语言文字，还会有地名的产生、应用与延续吗？投身国家地名事业40余年的经历，让我逐渐懂得并深信这一点。

走进持续推动全球“地名标准化”的联合国总部

上世纪的1973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来函，邀请已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由于我国正处于非常时期，对于尚无专业机构的地名业务准备不及，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政府决定：“尽快着手组织一个专门班子，负责搜集有关资料，进行研究工作，并尽速出版汉语拼音版的中国地图，以便为今后参加地名专家会议及第三届联合国地名会议做好准备。”随之，恢复已被撤销的国家测绘总局，承担国务院原内务部的地名管理职能（1988年划归民政部）。1977年8月，在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听取中国地名工作的进展报告，决议“采用汉语拼音系统作为汉语地名罗马化国际标准”，使之成为率先在语言文字领域取得的中国地名工作重大成就。日后，我将当代中国地名事业的兴起归结为“外促内”。

作为联合国地名组织创立的初心与使命，实现全球“地名标准化”的理念随之传入我国，成为国家地名事业的主导思想与奋斗目标。我以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地名标准化”可分作两个层次：1.对内的“国家标准化”，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准，规范汉语地名的字形、字音并正确表达字义，规范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或音译转写。2.对外的“国际标准化”，以国家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即汉语拼音系统）为基本遵循，规范中国地名的罗马化拼写形式；以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进行外国语地名的汉字译写。于是，地名的书写、读音、含义、拼写、译写，就成为地名标准化的五项内容，也是地名领域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五项任务。

语言界为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而不懈努力着

其实，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当代中国，已就汉语、汉字的规范化付出了多方努力，也为随后的地名标准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例如：1955年整理第一批异体字，以统一字形、减少字数；1956年推行第一次简化字，以精炼结构、减少笔画；1957-1962年三次审定普通话异读词，前后两次包括常用地名的异读音；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也用于标注全国地名的普通话读音；1988年制定《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也便于划定地名生僻字及今后命名用字选取范围；2000年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核心“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成为中国地名标准化的根本准则。

我对地名领域的语言文字给予特别关注，并筹划开展全国规模的地名用字读音审定，始于上世纪末期参与的重大专业项目——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参测绘局联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它创造了中国地图史上“四个第一”：第一次完全以标准全称表示省、地、县、乡四级政区；第一次收齐全国4.8万个乡镇及城市街道（办事处）；第一次在国家地图集分色标绘县级政区界线；第一次将国家地图集承载的地名数量增加到7万条。同时，我国地名中的生僻字、异体字、自造字以及多音字问题集中凸显，一时来不及组织专业审定，只能采取临时造字、笼统按普通话读音的权宜之计，勉强弥补计算机字库的不足。

新时期国内地名用字读音规范化的“推手”

本世纪伊始，国家民政部、教育部、语委联合开展全国地名用字读音审定工作，我负责具体业务的筹划与推进，主要为：1.第一期工程，确定为使用频率高、影响较大的四级政区名称。2.重点是地名中的生僻字、异体字、自造字和异读音。3.程序为县级申报、地级汇总、省级初审、国家终审。待2004年进入国家层面的专家终审阶段，却被行政主管机关出于慎重而要求“等一等”：地名方面需要等一等策划中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岂料它迟至2019年6月才告结束；语言文字方面需要等一等研制中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好在它理解本次地名审音定字的价值，吸收了能够认可的若干地名专用字。

原计划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后期进行的“审音定字”未能实现，我已适龄退休并淡出地名的语言文字研究，不料又被偶然机缘拉回这个充满遗憾的战壕——2015年8月26日，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主任周文德教授，借来京出席语言界学术会议之机，托与我熟识的北京语言大学陈双新教授牵线，如约在幽静的紫竹院公园相见，盛情邀我帮助开展该校的地名研究······我意识到：“地名学”作为大众科学，可以附属于各个相关学科，社会的最佳合作者就是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基础、丰富的图书资料、前赴后继的师生，经费、用房也不难解决，只要有远见卓识的带头人，我愿意为其创业、发展尽一己之力。

自发、自立、自强的“川外”地名研究新风

这年11月18日，我初次登上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讲坛，讲座题目是《中国地名的文化真谛》，开场白为自撰的“三个想不到”：想不到，四川外国语大学不在成都而在重庆，简称“川外”在今天名副其实，在重庆市归属四川省时分明是“川内”嘛；想不到，“外国语大学”还设有中文系，在座的女学生黑压压一大片，男同学反倒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想不到，中文系主任周文德老师热衷地名研究20多年，据说他的研究生连毕业论文都在写“地名”。2019年6月，依托中文系的“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周文德老师兼主任，我被聘为名誉主任，随即开展一系列地名研究活动，特别是两次组织“地名用字”专题研讨会。

——第一次在2019年6月22日，与“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名用字搜集整理、形音义研究与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开题一并举行，当代语言与地名学界名人李宇明、华林甫、李蓝、李运富、孟蓬生、王建富等踊跃发言；第二次在2022年6月22日即“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三周年之际，结合修订后的《地名管理条例》学习与国家地名治理体系建设，邀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地名研究中心协办，并因疫情改为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川外”王寅、周文德老师作主旨发言。两次研讨会得到国家与地方相关学者的热烈响应，提交的论文各具特色、琳琅满目，随之由主办者结集出版，形成本世纪以来地名领域难得一见的“集团式”研究成果。

地名界为中国“地名标准化”而不懈努力着

显然，越来越多的各方学者明白了这个道理：千百年文化积淀形成的地名，神奇地保留了古汉语汉字的“形、音、义”精华，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史的“活化石”与古今参照物。所以，大家或早或晚、或浅或深地关注地名领域的语言文字问题，进而在此获得灵感以更加自由地探索广阔、深邃的未知领域。我是由地理学“半路出家”的地名学者，现有的语言文字学识大多来自多年的地名工作实践，且为“用到什么学什么”“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行”，学术素养既不系统也不丰厚，仅对“地名领域的语言文字特殊性”有些独到见解，每遇机缘都愿与同道者分享，以求抛砖引玉并推动专业研究健康发展。

毋庸讳言，由于“地名学”尚未成为高等院校的常设学科，参与地名研究者绝大部分来自相关领域。其中的语言文字研究，当然以中文、汉语专业为主力，无论入门、深造都比其他专业来得快也容易得多。但是，就像我曾经走过的弯路一样，如果仅以各自专业理念的“一般性”应对地名的“特殊性”，结果往往是走偏、迷惘并且劳而无功。实践证明，能否发现、掌握地名在各个方面的特殊性，是地名领域语言文字研究成败的关键。这其中的道理，我国古代寓言《盲人摸象》告诫世人：看待事物要“全面”不要“片面”；又如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务必将其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拒绝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而奉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地名与语言文字部门携手完成的地名定音案例

据我看，地名的书写、读音、含义、拼写、译写等五个方面，与国家与社会面临的语言文字问题如出一辙，因而前进的方向、路线、措施也应协调一致，并且随着形势需要、认识深化而有所创新。例如，地名考证需要由“词”精准到“字”，以阐明字形、字音、字义“所以然”为最佳境界。应当认识到：半个多世纪过后，地名领域的语言文字研究与规范，依然是国家地名事业肩负的根本任务，依然是几代人不断探索、不断深耕、不断创新的主战场，而联合国倡导、中国跨世纪实践的“地名标准化”也依然是我们继续奋斗的远大目标。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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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商伟凡

来源：“地名笔谈”公众号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耿 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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