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因身体原因没有授衔，建国后享什么待遇

1975年春天，北京的天空依旧有些阴沉。就在这一年，一位从大革命年代一路走来的老战士，悄然离开了人世。他入党时间早，资历极深，却多年没有任何职务，更没有军衔在身。有人提出，把他的追悼会放在一个普通机关食堂里“简单办一办”，消息一传出，当时正处于逆境中的邓小平立刻严词拒绝，态度强硬，让不少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邓小平的话很有分量。他明确表示，这位同志的追悼会必须放在革命公墓，由自己出面主持。原因不难理解，在许多老一辈革命者心中，这位老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是早年风雨岁月里冲在最前面、牺牲最大的一批人中的代表。哪怕此时处于特殊年代，个别人试图借机做文章，也休想轻易抹去他在党和军队历史上的位置。

这位让邓小平坚持“必须尊重”的老同志，名叫郑位三。1992年，中央对他作出正式评价，用“为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公无私”、“永远值得后人铭记”等字眼来概括他的一生。回看他的经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如果只看资历与战功，他完全够得上将帅行列，只是因为身体原因，最终与1955年的授衔擦肩而过。

一、从黄安走出的地方骨干

时间往前推五十年。1925年，在恽代英的影响和推荐下，出身黄安（今湖北红安）的郑位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算不上什么名将，也谈不上地位，只是一名意志坚定、手脚勤快的地方骨干，愿意在农村、在群众中做最艰苦的工作。

局势在1927年骤然逆转。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规模清洗共产党人，各地白色恐怖迅速铺开。黄安一带拥有不少基层党组织，起初也算活跃，可随着大批党员被捕、牺牲，当地的县委几乎被连根拔起，有的干部躲藏，有的动摇退缩，还有人干脆断绝联系。一个县城里，敢公开坚持活动的人，已经屈指可数。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压抑的氛围中，郑位三并没有退却。他很早就被国民党列入重点通缉名单，可他一边冒险营救被捕同志，一边悄悄联络可靠乡村积极分子，酝酿武装起义。他原本准备参加后来震动全国的黄麻起义，却因为长期劳累和疾病，身体实在吃不消，只能遗憾地留在后方。这个插曲看似平常，却说明一点：在革命初期，他并非靠“打大仗”出名，而是从组织工作和地方斗争一步步走出来的。

接下来几年，他基本没有离开过大别山地区。鄂豫皖根据地从无到有，再从小到大，离不开众多基层干部的死扛硬撑，郑位三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被迫转移，战斗部队不得不向川陕一线机动，而老根据地却不能完全放弃。就在这样艰难的关头，组织决定留下部分骨干，带领群众和少量游击队坚持斗争，郑位三便是被点名留下的那个人之一。

他很清楚，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主力离开，敌人必然“清乡”，游击队随时可能被各个击破，群众也极易被恐吓瓦解。偏偏这个阶段，红军内部个别战士思想也在动摇，有的想离队，有的干脆当了逃兵。白天敌人封锁，夜里枪声不断，许多地方连粮都筹不到，环境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这种局面下，郑位三还是咬着牙把队伍撑了下来。他一面用各种办法稳定军心，另一面带人深入乡村，劝说恐惧中的群众继续支持革命。为了保存实力，他带着战士大范围转移，白天隐蔽，夜晚行动，敌人找不到固定目标，只能白白浪费兵力。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认真琢磨一整套适合当地地形的游击方式，后来被称为“便衣队”的战术雏形，就是在这一段摸索出来的。

这段时间，他个人承受的打击也非常沉重。父亲病逝，母亲因没有食物，被迫采摘野菜充饥后中毒去世，妻子在敌人追捕中遇害。郑位三本人长期饥饿、行军、负伤，加上旧病缠身，终于落下重病。从那之后，他的身体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来。但哪怕亲人相继遇难，他听到消息时只是沉默流泪，转身又回到队伍中，继续部署行动，这种情绪上的“硬扛”，在不少老战士的记忆里印象很深。

值得一提的是，在极其艰苦的游击岁月里，他带领的武装从零散小股，逐渐发展到约5000人的游击队。这些人后来大部分编入红军主力，其中不少人成为了后来的指挥员或骨干。军事上，他那套“穿便衣、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曾获得党中央的肯定。多年之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在回忆鄂豫皖斗争时，还特意强调郑位三“对根据地的历史功勋，是值得历史铭记的”。

二、身在火线却多次谢绝休养

进入1935年，鄂豫皖老根据地的任务有所变化，郑位三又被派往陕南地区继续组织游击战争。那里的条件并不比大别山好多少，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敌军“清剿”一轮接一轮地推进。对于本就患有严重胃病和多种旧疾的他来说，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

战士们知道他的身体情况，时常想方设法给他弄一点肉食，改善一下营养。可每当看到战士们碗里还是清水煮菜、甚至半饱不饱，他往往把“特殊照顾”推回去，和大家一起吃粗糙的伙食。在那种物资极度紧缺的环境中，这种“不愿搞特殊”的态度，的确对士气有很大影响。很多年轻战士说，看到郑位三那副病恹恹的样子还坚持带队行军，自己就不好意思叫苦。

陕南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又是在多路围追堵截中硬扛出来的。开始时部队只有一百来人，枪也不多，弹药更是紧张。通过拉队伍、打伏击、拔据点，到后来竟发展成两千多人的武装力量，最后被编为红七十四师。规模的变化背后，既有环境的因素，更能看出郑位三在组织建设、群众工作方面的功夫。

抗战全面爆发后，原有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遭受严重损失，随后在党中央领导下重新整编，组建七个师。在这一波重建过程中，郑位三与张云逸共同工作，分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师长，搭档相当默契。张云逸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这样的组合实际上已经说明，当时党内对郑位三的能力和资历有着很高的信任。

再往后时间进入解放战争。1946年，国民党调集重兵，对中原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著名的中原突围，就发生在这一年。那时郑位三与李先念一道，参加指挥部队突围行动。这支部队处境十分危险，四面受敌，粮弹紧张，如果突围失败，很可能被敌军重创，后果难以想象。

考虑到他的身体长期不好，中央曾专门计划让他提前撤离前线，到重庆一带暂时隐蔽并治病，周恩来还派秘书去接。按理说，这样的安排无可厚非，毕竟干部是宝贵的力量，可郑位三却拒绝离开，他认为这时候带头“先走一步”，对士气影响太大。临战之前，中央又一次电召他前往延安休养，他依旧婉拒，理由很简单：部队正在最艰难的时候，指挥员不能先离开。

这两次拒绝，从医疗角度看似乎不够“理性”，但从那个时代的军心士气角度来看，却并不难理解。许多在中原突围中拼杀出来的老兵回忆，当时很多官兵之所以坚持不溃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看到上级指挥员跟大家同甘共苦，没有人抢着往后撤。郑位三的选择，在无形中起了“压舱石”的作用。

三、无职无衔，却享副总理待遇

1947年后，中原战局逐步打开。8月，李先念率军南下，继续执行解放中原的任务。这个阶段，郑位三的身体状况已经严重到难以继续前线工作，只能留在山东、山西一带长期休养。这一“休”，就再也没有真正回到部队战斗岗位上。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从整体出发，对许多老同志的工作安排做了统筹考虑。对于郑位三，组织明确表示，不再让他担任具体职务，而是继续休养。一方面是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另一方面，他早年的贡献已经摆在那里，不需要再通过具体职务证明什么。出于地缘与战斗经历的缘分，他被安排在武汉休养，离曾经战斗过的鄂豫皖地区并不算太远。

1951年，江青到武汉办事，毛泽东特意托她代为问候郑位三。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却能看出中央领导层对这位老战友始终挂念。到了1953年冬天，他的病情加重，再次住院治疗。刘少奇夫妇和李先念一起前去探望，刘少奇当面表示，如果武汉治疗条件有限，就安排他去北京进一步医治。第二年，刘少奇又专门写信，请他抓紧到北京休养。

1955年4月，在中央关怀下，郑位三一家正式迁居北京。这一年，对整个解放军来说具有符号意义——新中国举行首次授衔仪式。很多在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终于戴上了军衔肩章。就资历、战功而言，郑位三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贡献、在新四军和中原突围中的经历，完全不输许多被授予上将甚至大将军衔的人物。

然而，授衔有一个明确原则：不在军队任职的，不授军衔。这个规定既是制度设计，也是考虑到军队体制稳定的现实需要。郑位三此时已不在部队工作，又长期因病休养，自然不在授衔名单之列。很多熟悉他经历的人暗自惋惜，认为以他的资历，至少也应该是“开国上将”的层级。但从制度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又无可厚非，只能说是时代与个人境遇的一种交汇。

同年8月，新中国首次确立统一工资制度。工资等级共24级，从国家主席、总理等领导人的级别，到普通干部、工人，都有明确标准。当时毛泽东领取的是一级工资，加上各种补贴，约为每月610元。进入六十年代初，全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经济压力很大。毛泽东主动将工资等级从一级降到三级，每月约404元，之后十多年一直没有再调高。在他的带动下，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自愿降低工资级别，以示与全国群众同甘共苦。

在给各级党员干部定级定工资时，周恩来遇到了一件“麻烦事”。郑位三当时既没有行政职务，也不在军队任职，更没有军衔，照常规，似乎不好直接对应某个工资级别。但如果仅按照“无职无衔”的形式来评定，又明显与他的历史贡献不相称。周恩来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向毛泽东请示。

“主席，郑位三同志的情况比较特殊，您看他无职务，给多少工资呢？”这个问题提得很直接。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语气坚定地表示，郑位三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功勋必须得到尊重。虽然他目前没有任何职务，但从革命斗争史来看，他的地位和贡献摆在那里，用待遇来体现这一点，是合理也是必要的。

就这样，毛泽东决定将郑位三的工资级别定为三级。按当时标准，这个级别已经相当于副总理的待遇。也就是说，在没有职务、没有军衔的前提下，他在物质待遇上与国家领导人中的副职处于同一档次。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照顾老干部”，而是对他几十年革命经历的一种制度化认可。

外界听到这一决定时，多数老同志并不觉得意外。许多人与他在鄂豫皖并肩战斗过，了解他早年的付出和牺牲。有意思的是，郑位三本人却并没有因为得到高工资而改变生活习惯。他拿到的钱，有很大一部分被他默默拿去资助生活困难的群众和烈士家属。能省则省，衣食依旧朴素，对自己身上，反而舍不得多花。

时间来到1975年，他在北京病逝。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复杂，一些人企图借他的丧事大做文章，将规格压到最低。邓小平坚决反对，提出要在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并由自己主持。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在用行动表明，对老一辈革命者历史功绩的评价不能被一时的政治风向左右。

1992年，中央对郑位三作出系统评价，重新梳理了他从鄂豫皖根据地到新四军、中原突围，再到建国后休养生活的经历。文件中那句“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不是简单的赞语，而是对这类特殊人物命运的一种概括。他没有华丽头衔，没有耀眼军衔，却在关键年代做了很多不容易留下“名气”的工作，最终靠历史记忆、靠制度安排，得到晚来的公正。

从黄安的白色恐怖，到大别山的游击战；从陕南的隐蔽斗争，到中原突围的生死抉择；从建国后的“无职无衔”，到享受副总理待遇的特殊案例，郑位三的一生，其实折射出一个群体的轨迹。许多早年在根据地摸爬滚打的地方干部，并没有在新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显眼位置，却在历史链条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一环。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在鄂豫皖那些人人自危的岁月里，没有人愿意留下来“死扛”，没有人愿意在主力离开后继续摸索游击战术，没有人在中原突围前拒绝“先撤一步”，后来的历史走向恐怕很难保持原有的轨迹。郑位三的故事，之所以被写入党史、军史，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