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进藏，我们靠政治走路，靠政治吃饭

和平解放之光照亮西藏

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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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春节，我乘车来到十八军军部驻地乐山。军党委书记张国华同志热情的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给我们当第二参谋长。咱们军党委已经开过党委扩大会，大家进藏的劲头很足，部队已召开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全军上下，正在紧张的进行进藏准备工作，你来的正是时候！”国华同志还对我说：“党中央已决定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的方针，即通过谈判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中央在对我们下达进军西藏命令的同时，已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因此，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主要任务是向西藏上层人士和广大西藏人民宣传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是和平进军，也可以叫做政治进军！当然，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和平谈判，甚至派兵阻拦我军解放西藏，我们也要被迫做打仗的准备。我们的进军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已批准组成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谭冠三政委任副书记，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司令员、陈明义参谋长、刘振国主任都是委员，还有一个藏族委员叫做桑吉悦希，又名天宝。”

听了国华同志的介绍，我十分振奋。我表示一定在西藏工委和十八军党委领导下，努力工作。听说已派了两支先遣队向甘孜方向前进，我向党委请求，派我到前方去。二月中旬，军党委决定组成军前进指挥所，由副政委王其梅和我负责。率工兵营和侦察营及政策研究室、后勤人员等，进到康定。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筹划进军西藏的政治文化材料，提供确定政策的意见；统一指挥五十二师和五十三师的先遣队；准备进军路线及作战计划，物资购买等。

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前进指挥所到达康定。那时，康定是西康省的省会。省委领导廖志高、桑吉悦希等同志，已经为和平解放西藏做了许多工作。藏族宗教界声望很高的格达活佛、上层人士夏克刀登、邦达多杰、江央伯姆等，也都表示愿意为和平解放西藏尽力。

根据西南局和西藏工委的指示精神，我们在康区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对康藏地区的社会情况，宗教寺庙、土司头人以及藏族的风俗习惯、兵要地志等做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并及时上报。当时，西南局正在拟定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急需要我们提供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和建议。我们不仅到藏族群众中去做调查，也向上层人士、土司头人请教，还请刘文辉起义部队的官员介绍情况。我们的政策研究室，进行了认真地、反复地分析研究，务使我们上报的材料合乎康藏实际，提出的建议切实可行，以利于上级党委确定政策。

五月二十七日，西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已了解到的康藏的实际情况，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二十九日，中央复电表示同意这个十条，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又是和平谈判的条件。西南局把十条政策的全文电告西藏工委，并转发到前哨。要求我们以十条政策为进藏基础，大力宣传、贯彻十条政策精神，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西南局指示我们，在西藏做工作，要注意西藏的“特殊性”，西藏的上层有剥削群众的一面，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又有代表群众的一面。因此，我们做政治争取工作，重点是争取上层，影响群众。邓小平政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和中肯的指示。他说：“进军西藏，主要靠政治走路，靠政治吃饭。”他特别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提醒我们：“在汉人区域各方面的政策，经济政策也是一样，不能够照搬到少数民族区域里去，要有区别。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要团结上层，影响群众，消除民族隔阂。”

根据这些指示精神，我们大力开展了政治争取工作。除了发动进藏，先遣队的师团干部吴忠、苗丕一、阴法唐、周家鼎、陈子植、陈静波等同志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外，西藏工委在前职的委员桑吉悦希和王其梅同志都亲自做上层人士的工作。桑吉悦希在红军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对西康的上层人士很熟悉。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出了很多好主意。他和格达活佛的关系很好。格达活佛曾经在红军长征时热情地支援红军，而且，在甘孜成立的博巴人民政府当过副主席。

如今，他满怀爱国热情，提出愿意去西藏劝和。桑吉悦希给他做了许多工作，大力支持鼓励他。当时，我们也曾为格达活佛的安全耽心。格达活佛坦然地说：“DL的经师赤江活佛是我的老师，和我关系很好。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全担心。”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和行动，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赞扬。格达活佛离开白利寺赴昌都的时候，我们的先遣部队敲锣打鼓前去欢送。藏族群众和寺庙喇嘛，也来依依送别。格达活佛身穿喇嘛长袍，带着随从马队，跨马西去。在他的坐骑前面，飘扬着一面红旗。旗上写着：“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

七月下旬我们军前进指挥所开赴甘孜。沿途每到一地我和王其梅副政委就去拜访当地头人土司、寺庙的活佛、堪布等。按照西藏礼俗，向他们献哈达、送茶叶、绸缎等。我们通过藏语翻译，深入浅出地向他们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并赠给他们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彩色画像。王其梅副政委在做政治争取工作方面，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十分灵活。他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仅争取到邦达多吉和江央伯姆等土司头人的支持，而且，当他了解到邦达多吉和住宁静的藏军九代本格桑旺堆关系较好就请邦达多吉去做九代本的工作。还通过江央伯姆去做金沙江以东的一些头人的工作。康区多数上层人士，都表示欢迎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

夏克刀登是甘孜地区很有影响的头人，是我们争取的重点对象之一。特别是部队到甘孜以后，由于公路尚未修通，粮食运不上来，闹了一个月的粮荒。有的连队断了粮，在高原缺氧的折磨下，还要忍饥挨饿坚持修机场等繁重劳动。有时甚至挖野菜、捉地老鼠、麻雀充饥。这时，我想起刘伯承司令员说的：“队伍精干，以防饿饭”的确很有预见性，动员上层人士拿出粮食、牛羊支援部队，成了一件紧急任务。

一天，夏克刀登来甘孜，到前指来拜访我们。他谈到，他在红军长征时的博巴政府里任过委员，而且是军事部长。我对他说：“你那时候在博巴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记得。今天，西藏要解放，藏族要发展，如果你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你，不会的。他表示，一定要尽力而为。我把中央的十条政策精神比较详尽地讲给他听。他说：“十条政策好是好的，就是宽了一点。”我把我国的共同纲领和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等精神向他做了进一步的宣传。他高兴的说：“亚姆热！亚姆热！”（好！好！）不久，我到夏克刀登的庄园回访了他。我谈到了部队急需粮食，希望他大力支援。他当即答应拿出一万五千头牦牛支援运输。代我们购买青稞三十三万斤。他还说，他和三十九族地区的头人关系很好，一定把十条政策的精神向他们宣传。由于夏克刀登、邦达多杰、江央伯姆等的大力支持，我们筹够了七十多万斤粮食，价钱也很公道。这对于我处于缺粮状况的西藏部队是及时的、有力的支援。

在和上层人士接触中，我们不仅要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十分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有一次，我在夏克刀登的庄园楼上散步，发现他的管家正在楼下吊打一个娃子（即佣人）。从阶级感情上，我不能不去制止。可是，我想到邓小平政委的指示，不能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也不能指责他这是压迫农奴。我经过思索，对夏克刀登说：“你如果把娃子打残了，他不能给你干活，还要吃你的东西。”夏克刀登想了想说：“好，不打了！放了他！”、

（未完待续）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李觉：（1914年2月—2010年2月12日），男，山东省沂水县黄山铺镇朴城峪村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先后荣获“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西藏军区原参谋长、核工业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0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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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