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面对“大争之世”的到来,新加坡早就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不久前在访问日本期间,谈及中美、中日关系。他表示,新加坡与一方关系良好,并不代表要牺牲另一方。新加坡可以同时与中国、美国与日本做朋友,并且希望尽可能结交更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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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新加坡的国策之一,就是与尽可能多的强大且可靠伙伴建立关系,以维护国家安全,而日本正是其中之一。
黄循财还呼吁中国与日本继续“保持对话”,希望两国最终能找到化解分歧的办法。
新加坡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长期是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作为贸易桥梁来发财的。而现在的局面是,水越来越难端,平衡越来越难以维持,局势越来越难以应对。
去年11月开始的中日争端,其实已经把问题暴露得很清楚了。高市早苗公然抛出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之后,黄循财当时没有去站在哪一边,而是反复强调一句话:就算有分歧,也应该继续相处、继续合作,希望中日寻得化解分歧的方法。
说实话,放眼全球,新加坡应该是最不希望中美、中日出现对抗升级的国家。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论是中美,还是中日,双方一旦出现对抗升级,新加坡是没有“缓冲带”的。
很多人容易低估这一点,觉得新加坡体量小,可以灵活转身。但现实恰恰相反,它越小,越依赖外部环境。过去几十年,新加坡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吃到了全球化的红利:贸易通畅、规则稳定、供应链高效运转,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问题在于,这些条件现在正在被一点点削弱,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停滞,甚至退步。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越来越倾向于用关税、产业政策、技术限制这些手段来重塑全球贸易规则,更强调“安全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
中国则坚持继续扩大开放,强调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倡导平衡、包容、共赢的全球化。两套思路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简单的摩擦,而是方向性的差异。
如今这种差异持续扩大的结果,就是原本统一的体系开始分裂,规则变得碎片化,企业要面对不同合规标准,成本上升,贸易流动性下降。
对于新加坡这种以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为核心的经济体来说,这种变化是最直接的冲击。新加坡不像大国可以靠内需兜底,也不像资源型国家可以靠大宗商品撑住,一旦贸易流动受阻,负面影响会很快传导到经济的基本面。
所以不难发现,包括黄循财、前总理李显龙在内,新加坡的顶级高层这两年讲话的语气,其实在悄悄发生变化。从过去强调“机遇”,慢慢转向强调“风险”,再到现在开始反复提醒要为长期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这也是为什么,黄循财这次在日本除了讲“可以同时与中美日做朋友”,还特意点出“要和尽可能多的强大伙伴建立关系”。
这句话翻译过来其实很直白: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大,不能只押一边,要尽量分散风险。
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正变得越来越难执行。当前中美关系已经不是10年、20年前的样子了,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不断增加的对抗性,对于新加坡这样夹在中美之间的国家来说,以前的那种“模糊空间”越来越小。
别说当“和事佬”了,就连当“桥梁”的机会都越来越难以把握。尤其是在安全、科技、供应链这些领域,以前双方都默许的中间地带正在被不断压缩。
展望未来。至少在短时间内,新加坡还会保持现在的状态,即一边强调和美国、日本在安全、外交上的合作关系,另一边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通过“双线操作”来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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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长时间来看,这种平衡并不是静态的。平衡的背后,是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如果未来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那么很多现在看起来稳定的安排,也可能会随之调整。
“新加坡现在不会选边站,但如果20年后不得不选边,新加坡会倾向中国。”
“20年后可能转向中国”的判断,并不是随口一说,这背后反映的是新加坡精英层对国际局势的整体判断:他们认可美国、日本当下仍然具备的全球与地区影响力,但迟早有一天,新加坡讲究的所谓“平衡”要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而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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