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毛泽东游白云山，想见见当地道士，县长推脱道士成分复杂

1947年10月，陕北的秋风已经带着寒意。黄河以西，榆林葭县一带的山沟里，却因为一场战役的胜负，悄悄改变了气氛。西北野战军刚刚赢得沙家店战役，我军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反攻，陕北的紧张空气略微松弛下来。就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毛泽东决定抽出一天，到黄河边的一座山上走一走，看一看人情世态，也顺便看看传了几百年的道观庙宇。

有人后来回忆，当时在南河底村的土窑里，毛泽东拿着地图，眼睛却时不时望向窗外的山影。他问身边的警卫：“你看，对面那座山，云气挺怪。”警卫顺着方向看了看，只觉得是普通山势。可在当地县志里，那里早就有个响亮的名字——白云山。

从地理位置看，白云山不算高，但位置很要紧。它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境内，东距黄河不过一公里，山体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一直伸到黄河西岸。明清以来，这里就是葭州一带的著名胜景，既是香火所在，也是商旅歇脚之地。修在山上的六百多级石阶，顺着地势一路盘旋，通向山顶的宫观殿宇，走在上面，很难不生出一种“此地有说头”的感觉。

按照《葭州志》和《白云山志》的记载，白云山在明清时期是西北有名的道教中心。山上的庙宇群以道教建筑为主，也夹杂着一些佛教痕迹。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的白云山庙，在清雍正年间进行了重修扩建，规模逐渐成形。鼎盛时，这里共有五十余座道观佛寺，建筑面积八千平方米左右，五龙宫、真武殿、观音楼等分布其间，殿宇层层相扣，布局规整，气象不小。

这种“庙宇多、香火旺”的格局，到了民国年间仍有余波。附近的农民逢年过节，或者遇到旱涝病灾，总要上山烧香求安稳。对普通百姓而言，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对熟读史书的人来说，这背后则是另一层意义——宗教建筑承载的，是一个地区几百年形成的文化记忆。

一、有意思的是，这次登山与战事有关，又偏偏与战事无关

1947年10月中旬，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已经有一段时间。沙家店战役的胜利，让国共双方在西北战场的博弈出现了拐点。我军由全面防御转入陕北内线反攻，主动权逐渐掌握在手中。正是在这段稍显“喘口气”的空档，毛泽东一行到达葭县，在南河底村住下。

南河底村的位置很巧，正好在白云山脚下，抬头就能看到山腰上的宫观轮廓。毛泽东本来就习惯在战争间隙做社会调查，这次也不例外。他一边听取战况汇报，一边不忘了解当地的生产、负担、风俗情况。村庄、街市、渡口，这些地方都是观察社会的窗口，而那座居高临下的白云山庙，自然也进入视野。

据在场者回忆，登山前一晚，窑洞里有一段小小的对话。毛泽东问警卫李银桥：“你去过大庙没有？”李银桥想了想，说：“小庙见过，大庙没见过。”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引出毛泽东别有意味的一句评价——“庙不光是迷信，那也是文化，是名胜古迹，是前人的手艺。”

这句话后来被多次引用。道理并不复杂，却点出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宗教建筑既有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一面，也有凝结历史与艺术的一面。如何区分，怎么对待，要看立足点和着眼点。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从南河底村出发，先去了佳县县委所在地。当时县委正在召开区乡干部会议，汇报根据地建设、减租减息、生产互助等情况。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把工作做细，临走前应县委书记之请，在白布上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几行大字。这几笔题词，既是对当地工作的肯定，也点明了新政权的立场。

会后，佳县县长兼统战部长李德玉负责陪同毛泽东登白云山。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谈。毛泽东问县里有多少人口，区划如何，统战工作有哪些进展。听到李德玉说，他们已经争取过来一个国民党连长时，他随口一句：“一个县争取一个连，不容易，这是好事。”简单几句话，把战场上的敌我态势与统战策略连在了一起。

聊到生产情况、农民负担、减租效果时，毛泽东问得细，李德玉答得也仔细。在这样的谈话中，从战事转到山路，从县政转到庙宇，过渡其实十分自然——因为白云山本身，就屹立在这片土地与这些政策的上方，既见证旧社会的信仰，也正要见证新政权的到来。

走到山脚时，面前出现了两条上山的路。一条是相对宽一点的土路，坡缓，绕着山腰而上；另一条则是当地人口中的“神路”，一段接一段的石阶，陡而直，香客多走这条。李德玉本来想着领毛泽东走好走的大路，却被问了一句：“老乡平时走哪条？”李德玉回答：“赶会、烧香的老乡多数走‘神路’。”毛泽东摆摆手：“那就走‘神路’吧。”

这一决定，谈不上惊心动魄，却非常耐人寻味。选择更陡、更接近百姓日常的那条路，既是体力上的选择，也是观察习俗的切入点。沿着石阶一路往上，五龙宫、真武殿、头天门、二天门、三天门依次出现，既是风景，也是历史层层叠叠的痕迹。

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上山看的是画像，更看的是制度和人心

沿着石阶走到第一处建筑——五龙宫时，众人脚下已经有些发酸。五龙宫位于山腰，是整座庙宇群的下层核心建筑。院内正殿、东西廊房、楼阁一字排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殿内和廊壁上的壁画。

白云山的壁画以真武祖师故事为主，一幅接一幅，从凡人修行到得道成真武大帝，画面虽然有神怪色彩，却颇下功夫，人物线条挺拔，色彩对比强烈，足见当年匠人的手艺。有一幅“五龙捧圣”尤为醒目，五条龙昂首盘绕，护持中央的真武像，气势颇足。

毛泽东在壁画前停了很久。按照当时在场人的回忆，他看完后，说了一句大意是：“鬼神当然是没有的，这些都是过去统治阶级用来愚弄人的。”这话并不客气，却并非简单否定。因为紧接着，他又提到：“但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手艺，是艺术，也是文化遗产，要保护。”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他的思路：一方面，对封建统治利用神权迷信愚弄大众的做法明确否定；另一方面，对建筑和工艺的价值却给予肯定，并且强调保护。既反迷信，又不一刀切地摧毁历史遗存，这种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下，颇为难得。

登上山顶，真武大殿出现在眼前。大殿是白云山的主体建筑，屋宇高大，殿前殿后有廊舍、配殿相搭，站在殿前向四周一看，山川、村庄、黄河尽收眼底。可惜那天未见白云缭绕，否则“白云山”之名更能名副其实。毛泽东站在山顶，深吸一口气，随口说了一句：“要是有云雾，倒真像一些传说里的神仙地界了。”

走进真武大殿，两旁的长廊里摆着十几尊泥塑神像，中间是铜铸真武像。泥塑的脸部神情夸张，衣纹、甲胄雕刻得细致入微，不难看出当年匠人想在有限的空间里，把神话人物塑出“威严”和“法力”的心思。毛泽东背着手，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回到那句话的意思——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他们的匠心，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这里不得不说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当时1947年，解放战争还在胶着阶段，陕北也并不富裕。按常理，军政领导人的注意力理应更多放在战役部署、粮草征集、群众动员上，对一座山上的道观细节花过多心思，似乎有点“不合算”。但毛泽东在白云山的表现，却反映出一种更长远的考虑：新政权不仅要管土地、打仗，也要考虑如何对待历史遗存，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山顶往下走，到西湾一带时已经接近中午。山风吹过，众人有些疲惫。李德玉本想找个“像样点”的地方让毛泽东歇脚，毛泽东却在一块稍微平整的地上坐了下来，示意大家就地休息。警卫员拿出干粮和水壶，轮流递过去。几口干粮下肚，话题忽然从战事、民情，转到了山上的道士身上。

毛泽东说：“把道观里的道士请几位来，聊聊天。”这要求不算特别，但在当地干部听来，却多少有些为难。李德玉迟疑了一下，用了一个当时很常见的说法：“道士成分复杂，还是不见为好。”这句话，从那个年代的政治语境来看，并不奇怪。道士、和尚、教士等，确实经常被贴上不同的“成分标签”，有的早年依附权贵，有的参与过旧政权的活动，有的背景不清，干部怕惹麻烦，很正常。

然而毛泽东坚持要见。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对白云山的宗教群体情况，如果只听干部汇报，很容易偏向单一角度。直接和道士谈谈，既能了解现实生活状态，也能摸清他们对新社会、新政策的态度。这既是调查，也是统战的一部分。

三、与老道长的一席话，折射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新旧转换

约谈很快组织起来，地点就在山上较为宽敞的一处廊下。来的道士不多，年纪偏大的那位，在同行中颇有威望，被大家称为“老道长”。他身形清瘦，衣服洗得发白，言谈举止还保留着旧时道观的规矩。

毛泽东开口并不生硬，只是笑着说：“老师傅，我们来参观你们这座大庙。”老道长连忙拱手致意：“欢迎，欢迎，首长能来是道观的荣幸。”这句“荣幸”说得恭敬，但并不谄媚，听得出来是习惯用语。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接着提醒了一句：“你们原来称人‘施主’，别轻易改。”这看似一句玩笑，实际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尊重对方原有的称谓习惯，不必刻意把所有旧称呼一下子扫掉；二是提醒在场干部，不要把宗教人士看成“特殊对象”，要允许他们保留必要的宗教礼仪，只要不违背大方向即可。

在这样的气氛中，谈话很快进入正题。毛泽东问：“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老道长先是下意识地说“很好”，随即被追问：“出家人不打诳语，你们超脱世外，更要讲实话。”这句看似随口，其实点中了关键——在旧观念中，道士应该“清静无为”，不说妄语，如今面对新政权，一味报喜不报忧，反而显得不真诚。

被这么一提醒，老道长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起过去香火鼎盛的日子：信神的人多，出家人也多，香客布施频繁，道观收入不薄，生活并不困难。后来形势变化，社会环境、思想观念慢慢转向，信香的人少了，进山出家的年轻人也不多，布施自然大幅减少，不少道士散去谋生，道观一度十分冷清。

转折出现在新的政权建立之后。边区政府没有简单关闭庙宇，而是提出“自力更生”的办法，让道观分得一些土地，自种粮食，搞一点农业生产。起初，不少道士不习惯干重体力活，手不会使，锄头不会拿。时间长了，手脚慢慢变“灵便”，种地不比农民差多少，粮食够吃，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老道长提到，现在基本口粮可以自给，修补庙宇、看病、添置衣物，政府也会适当补贴。另外，香客虽然比昔年少了很多，但逢庙会、节庆，仍有一些人上山烧香，多少能增补一点香火收入。说到这里，他特意补了一句：“出家人不打诳语，这些是实情。”

毛泽东听完，点头称赞这种变化，并顺着话头问：“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妥当吗？”老道长答得很干脆：“多亏政府照顾，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进步。”这句“随着社会进步”，落在一个在道观里住了大半辈子的人嘴里，说明他已经接受了“劳动”与“信仰可以共存”的新模式。

接下来毛泽东的回应，颇有代表性：“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道士、和尚不种地、不养家，现在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边区保护宗教信仰，但也要参加生产，这就对了。”这几句话，既划出了底线——宗教信仰可以保留，活动范围可以存在，但不能脱离社会生产；也给出了一条可行路径——通过参加劳动，把原本“脱产”的宗教群体纳入正常的社会经济结构。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陕甘宁边区当时实行的宗教政策：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鼓励宗教团体自食其力，通过劳动解决生活问题，减少对信徒布施和社会资源的依赖。白云山的实践，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谈话尾声，老道长还顺势讲了白云山庙的历史。他提到建庙年代、明清两代的重修扩建，香火最旺时，山上庙会时日之多，附近多少县的信众都会赶来，甚至有外地士绅专程登山祈福。也提到曾有地方官员、文人墨客在此留下题刻。这些零散回忆，勾勒出了白云山在区域文化中的重要位置。

毛泽东听得认真，最后嘱咐了一句纲领性的话：“寺庙里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的宝贵财富，要好好保护，毁坏了就是损失。”这句话后来被当地干部记住，成为日后修缮白云山时的重要依据。同一时间，他又转过头对县长李德玉说，要县里适当拨一点经费，把庙修一修，将该保护的部分及时抢救起来。

四、从“神路”到庙会，了解的不只是香火，更是民情和文化

登山那天的行程，还不算结束。时间有限，毛泽东一行在山上短暂停留后便下山返回驻地。老道长临别时提到，第二天白云山有庙会，还有当地民间戏班演出，希望首长有空再来看看，“到时候可热闹了”。他这么一说，毛泽东顺口应下来：“那就去看看戏。”

到第二天早饭后，他果然提起庙会，对警卫员说：“走，去白云山赶庙会，看大戏。”李银桥有些担忧：“庙会人多，乱糟糟的……”话没说完，就被点出心思——还是担心安全。但毛泽东的说法很直接：“赶庙会就得有人多，人少就没味道了。去庙会是了解民情，看大戏是了解文化，不懂这些，革命搞不好。”

这几句，听上去像顺口一说，实际上透露出一条思路：群众集中的地方不只是“风险点”，更是了解社会的窗口。庙会、集市、戏台，是最能看出人心向背、观念变化的地方。把注意力只放在风险上，就看不到这层价值。

胡同口、山脚下、庙门外，当天的白云山明显比前一日热闹得多。各地小贩挑担设摊，有卖吃食的，有卖香烛纸钱的，还有卖简单日用品的。山道上人头攒动，香烟缭绕，许久未见的热烈气氛在山间聚拢。

山顶真武大殿前一带，是庙会的中心。寺庙前搭起了一座简易戏台，木板拼成台面，竹竿支撑棚顶，远远就能听到锣鼓声和唱腔。一问才知，是佳县民间剧团在演戏，剧目是山西梆子《反徐州》。这出戏在黄河两岸颇受欢迎，唱的是历史上的战争故事，节奏明快，情节紧凑，很对陕北观众的胃口。

毛泽东站在人群里，没有要求单独空出位置，也没让警卫去“清场”。警卫倒是找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看戏，他却不愿意，觉得一个人坐着不合适。于是挤到看戏的群众当中，与乡亲们站在一起，抬头看台上翻腾的身影。

人群很快认出了这位“生客”的身份，这在当时几乎难以避免。一位老乡小声说了句“那像是毛主席”，刹那间，这个消息在人群中传开。许多人目光从戏台转到人群中的毛泽东，台上的演员也忍不住伸长脖子看。戏台短暂冷场，山顶气氛略显尴尬。

面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的应对方式很简单：先是向身边的老乡打招呼，让大家“好好看戏”；随后又对台上的演员喊话：“你们接着演，我是来看你们的，大家也是来看戏，不是来看我。”说完，他仍旧站在原地，没有移动位置。这样处理，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戏台，也渐渐稳住了场面。

戏班重新开唱，梆子高腔在山间回荡。警卫、干部、老乡站在一起，跟着剧情悲喜。毛泽东看了一阵，准备离开时，只是向身边几位群众简单告别：“你们接着看，我先回去。”没有多余的仪式，也没有刻意留痕迹，却在许多人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从登山到庙会，这两天里，毛泽东与当地干部分别谈了斗争与统战，与老道长谈了信仰与劳动，也在庙会现场观察了群众生活和文化习惯。这几件事加在一起，构成了1947年那次“游白云山”的完整画面。

后来，随着解放战争推进，1949年全国陆续解放，白云山所在的佳县一带进入新中国的行政体系。白云山庙宇在战乱中虽有损毁，但整体格局尚在。在保护与修缮政策的推动下，白云山逐渐恢复元气，后来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山路、公路、景观设施陆续完善，来此登山、访古、游览的人越来越多。

回头看1947年的那次登山，它发生在战事吃紧、形势微有缓和的时间段，本身并不轰轰烈烈，却很有代表性。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宗教建筑和传统文化的处理，是新政权在接管旧社会遗产时必须面对的课题。否定迷信、反对利用神权压迫百姓，这个态度很坚决；同时承认庙宇、碑刻、戏曲、典籍里有可取之处，需要有选择地保护，这个判断也同样清晰。

白云山上的那条“神路”，曾经是老乡挑香、求签、祈福的必经之道。1947年，毛泽东顺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上去，看见的是壁画、殿宇，也看见了在新旧制度更替中，道士如何拿起锄头，戏班如何继续唱戏，老百姓如何在庙会上做小买卖。这些具体的画面，远比空洞口号更能说明问题——社会在变，旧的信仰和习俗并不是一夜消失，而是在新的制度下逐渐调整位置，找到与时代相适应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游白云山”并不是一件孤立的轶事，而是一段大历史背景下的缩影，一头连着硝烟中的战场，一头连着庙宇里的钟鼓。白云山静静矗立在黄河西岸，看惯了云卷云舒，也见证了那几年间中国社会真正发生的巨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