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校开会时中途离开，却待门口不走，毛主席：你叫什么名字

开国上校开会时中途离开，却待门口不走，毛主席：你叫什么名字

1934年初，江西瑞金的冬夜格外冷。前线代表们连夜赶来开全国政治工作会议，院子里的油灯一盏挨着一盏，风一吹就打晃。一个年轻军官从会场里匆匆走出，却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门口的小台阶边，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警卫员悄声问他：“同志，你怎么不回去休息？”那人只是摇头：“等一会儿。”他在等的人，是即将从会场里走出的毛主席。这位年轻军官，名叫张力雄。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人们再提起他，常会想到“西路军”“高台血战”这些沉甸甸的字眼，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后来授衔大校、晋升少将的开国将领，曾在一次会议的门口，用一种近乎倔强的方式，实现了见毛主席一面的愿望。

一生的轨迹，就这样在不经意的瞬间，被悄悄定下了方向。

一、才溪农家子，走出山沟握上那支枪

1913年，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一个贫苦农家迎来新生儿。这一年，中国刚刚迈过辛亥革命后的动荡不安，山乡百姓的日子依旧艰难。这个孩子，就是张力雄。那时候的才溪，土地贫瘠，青壮年要么背井离乡，要么在地主的田里长年累月地干活。

时间推到1929年，红色浪潮已经悄然涌向闽西山区。16岁的张力雄，早已尝过生活的艰辛，对旧社会的冷酷也看得够多。那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党员。对于一个来自山村的少年来说，这两次选择，既是出路，也是一种压在肩上的担当。

1932年，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扩大红军队伍的指示，各地纷纷动员青年参军。才溪乡里，也传来了参军的消息。张力雄没有犹豫，他第一个报了名，成为当地最早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青年之一。这个“第一个”，倒不是为了荣耀，而是狠下心的决断——要彻底改变命运，就只能走这一条路。

不久，他被派往江西瑞金，在红军学校学习。政治营一队二班，是他的新集体。教室简陋，教材不全，可课堂上的内容，却让这个山里少年眼界大大打开：政治理论、军事知识、文化课程，样样都得学。不得不说，对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来说，这样系统的学习机会极为难得，他格外珍惜，常常在油灯下把当天的笔记反复看。

同年从红军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三十四师担任指导员。营长亲手把一支左轮手枪塞到他手里，语气很重：“这枪是同志们拿命换来的，你好好用，用它多打敌人。”那一刻，张力雄明显有些紧张，双手接枪的时候，忍不住微微发抖。这种颤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明白——从今往后，手上这支枪，既是责任，也是生死。

从那时起，他心里有了一个很明确的念头：既然走上这条路，就一定要杀敌立功，不能混日子。

二、会场门口那一站，改变了战士的一生

1934年2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瑞金召开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期从7日到12日。那时，红军已经在多次反“围剿”中经历血战，形势越来越紧张。这一次会议，规模不小，光代表就有两百多人，红军各部的政工干部、骨干基本到齐。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也将出席。

此时的张力雄，在福建西北前线参加战斗。接到通知，要他代表红三十四师前往瑞金参会。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份信任，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七八天的行程，山路泥泞，他一路风尘仆仆赶到瑞金，心里既有压力，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这次，可能真的能亲眼见到毛主席了。

在红军战士心中，毛主席的地位非常特殊。早在1928年，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队伍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之后几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军事、政治主张，通过文件、讲话在部队内逐渐传开。许多像张力雄这样的青年战士，就是在学习这些讲话中，对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930年10月，蒋介石动员1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依靠运动战，一举歼敌1万3千多人，打出了名声。此后敌人接连“围剿”，红军则一次次突围。毛主席的分析形势、部署作战的讲话，在各部队中被反复传达。可以说，很多普通战士没见过毛主席本人，却对他的言语、判断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信赖。

张力雄也是如此。自参加“反围剿”以来，他一直把毛主席当作心中的主心骨。夜里，他常在昏黄的灯光下学习文件，从这些文字里感受领导人的思路和气魄。慢慢地，一个朴素的愿望在他心中扎稳：哪怕远远看一眼毛主席，也值了。

会议当天，他很早就收拾停当，提前来到会场，想找个靠前的位置。可组织早就按代表单位、职务排好了座位，轮到他时，只能坐在后排。会场光线昏暗，加上座次靠后，别说看清毛主席，连前面几位中央领导的脸都很难看清。他把身子往前探，耳朵竖得很紧，一边听王稼祥的开幕词，一边盯着主席台方向。

会议上，博古对五中全会作总结，王稼祥代表总政治部作《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受挫的问题，领导人进行了分析。张力雄听得很认真，却始终遗憾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容。会场里人多，灯光弱，他心里暗暗着急：这么难得的机会，要是就这样错过去，以后恐怕更难见到毛主席了。

思前想后，他忽然想到一个办法。会议接近尾声时，他悄悄从座位上起来，从后门走出会场。但他并没有离开，而是在门口站定，静静守着。寒风从廊下钻过来，他却一点没动，眼睛盯着门口，生怕错过那一刻。

散会后，毛主席在大家簇拥下走出会场。人群一下子拥上前，想上来打招呼的代表不少。张力雄挤了很久，硬是从缝隙中挤到最前面，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声音不大，动作却非常坚定。

毛主席注意到这个年轻战士，停下脚步，语气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张力雄努力压下激动，尽量让嗓音听起来稳一些：“张力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毛主席又追问一句：“你是哪里人？”张力雄回答：“福建上杭县才溪乡。”

听到“才溪”两个字，毛主席的神情明显亮了起来，笑着说：“我晓得，我晓得。才溪是模范乡呢！你要争做模范啊。”当年，毛主席曾亲自到才溪乡做过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对那里的群众情况非常熟悉。张力雄只在传闻中听过这件事，没能在家乡见到毛主席一直觉得很遗憾。如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毛主席不仅记得才溪，还当场鼓励他，这种荣幸，对一个普通指导员来说，分量极重。

他连忙点头，郑重回答：“一定争取做到。”话不多，却是肺腑之言。门口人越来越多，他没再多说，迅速向一侧让开。回到住处，他心里那种激动久久平静不下来。毛主席的那句“要争做模范”，后来成了他在无数艰苦岁月中反复回想的一句话。

这种短暂的相遇，看似偶然，但对一个青年军官的影响，却远比当时任何人想象得深。

三、高台孤城血战，九死一生闯回来

时间快进到1936年末。长征已经结束，主力红军大部到达陕北，但西路军却在西北荒凉的河西走廊上，迎来了一场异常惨烈的考验。那一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刚刚和平解决，形势出现新的变化。组织上决定在西北建立战略支点，以利长期抗战。

红军西路军发出指示，红五军担任先头部队。12月30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军出发，向甘肃张掖一线进发，先取临泽。临泽很快被攻克。当天夜里，红五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由政委黄超留守临泽，筹粮、筹草，为西路军后续部队继续西进做准备；另一部分，则在董振堂、杨克明率领下，继续西进，目标直指高台。

高台县位于河西走廊中部，自古有“河西锁钥、五郡咽喉”之称，各路军阀都不愿轻易放手。西路军若要在这一带站住脚，高台非拿下不可。1937年1月1日，董振堂、杨克明率红五军向高台发起猛攻，很快攻入县城。红军进城后，立即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纪律很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当地人一下子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逐渐对这支外来的部队产生好感。

可是，被赶出城的敌军并没有甘心。多年来盘踞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人迅速反应，调集兵力，企图把红五军牢牢围困在高台城里，既要全歼这支部队，又想切断红五军与西路军总部的联系。问题在于，红五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及时通报战况，只能派人伪装出城求援。派出去的人，在敌军严密封锁下，最终也没能顺利接上联系。

城内的红军，只能靠自己硬撑。战士们和群众一起抬石头、扛沙袋，抓紧时间加固工事。高台本就不大，如今城墙上到处是忙碌的身影。1月5日，敌军发动猛烈攻击，人多炮多，弹药充足。相比之下，红五军弹药奇缺，每一发子弹都要算计着用，必须做到“弹无虚发”。许多老乡自发把家里的斧头、锄头送上来，准备短兵相接时也能派上用场。

那段时间，张力雄与叶崇本团长、刘联中、彭司管等参谋一起，几乎天天守在城墙上。白天指挥战斗，夜里轮流放哨，几乎没有完整睡上一觉的机会。敌军搬着云梯向城墙靠近时，他们就指挥战士把大木头横着滚下去，把刚爬上来的敌人又砸下去。这种你来我往，从墙头打到墙根，从黎明打到黄昏。

敌军很快发现红五军弹药吃紧，便有意派少量人马在城下来回晃动，故意吸引城上的火力，逼迫红军开枪消耗子弹。面对这种狡猾的试探，城上的指挥员不得不一再提醒：“能不用枪就不用，留着打关键时刻。”

局势越来越糟。军长董振堂心里清楚，高台已成孤城，援军短时间内难以到达。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反复鼓舞大家：“我们都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形势再难，也要守住高台。”这种话听上去朴实，却很有力量。在那样的生死关头，多说大话没有意义，只剩下咬牙顶着往前扛。

1月下旬，敌军发动最猛烈的一轮总攻。城墙周围腾起一片烟雾，炮火接连落在工事附近。红军战士手中可用的武器已经所剩不多，不少人手里只剩冷兵器，却仍然把每一波冲锋顶了回去。就在这样的激战中，一发炮弹落在红五军团指挥所附近，一块弹片击中了张力雄的左腿，鲜血当场涌出。他强忍着疼痛，继续指挥片刻，终究站立不稳。叶崇本见状，急忙命警卫员扶他到卫生所包扎，自己则继续坚守阵地。

到了卫生所，伤口刚处理好，外面就传来密集的枪声和嘈杂的喊叫。张力雄隐约觉得不对劲，叫警卫员出去打探情况。谁知警卫员一去不返。经验告诉他，城里情况恐怕发生了突然变化。停留在原处，反而更危险。

他咬咬牙，扶着墙站起来，拖着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朝着巷子深处挪去。城中烟尘弥漫，枪声已近在耳边。走到一条偏僻的小巷时，一个老乡匆匆迎上来，压低声音对他说：“红军同志，马匪进城了，你腿上有伤，赶紧跟我来，在我家里先躲一下。”这种时候，如果没有平时与群众的深厚情分，很难有人冒险出面搭救。张力雄没有推辞，知道这是唯一的活路。

老乡带他进了一座普通民宅，在一处夹墙里给他腾出狭窄空间，让他蜷缩进去。敌军破城后，逐院搜索，屋外的脚步声、喝骂声不时传来，却始终没有找到这处夹缝。为了不让他饿垮，老乡想尽办法，悄悄端来农家常见的麦糊糊，让他少量多次地吃。三天三夜，他几乎不敢大声说话，只能靠耳朵分辨外面的动静。

到了第四天，敌军的搜捕稍稍松懈，老乡判断机会难得，决定冒险把他送出城。傍晚时分，他把张力雄安置在粪车底板下面，上面盖上厚厚的杂草和马粪。车子缓缓驶向城门，守城士兵只随意看了几眼，看老乡一脸老实样子，又是运粪的，便没有细查。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人和车每天都有，谁会想到底板下藏着一个红军干部。

出了城，老乡一路赶着粪车往田间走。直到确认四下无人才停下，把张力雄从车底拉出来。周围是空旷的麦地，风大，人影全无。老乡只轻声叮嘱了一句：“往西走，越远越好，别回头。”说完，便调转车头回城去了。两人来不及寒暄，更无从互留姓名，分别得匆忙而干脆。

后面的路，全靠张力雄自己扛。他拖着伤腿，向西蹒跚前行。那时正值寒冬，风从戈壁上刮过来，往骨头缝里钻。饿了没东西吃，就抓把雪含在嘴里；困得撑不住了，直接倒在雪地边打个盹。他没地图，也无同伴，只能凭着大致方向，跟着地势和经验走。有时候，人走到极限，靠的就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儿——活着，就有机会回到队伍。

几天后，他在一处偏僻的小草房前停下。屋里住着一对父子。起初，他只说自己是被马匪打伤的百姓，想讨口水喝。等相处几日后，实在打听不到红军消息，他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这对父子。老农默默看了他一眼，只是点头：“红军，跟我走吧。”两人便带着他，沿着小路七拐八绕，避开大路上的敌军，向一个叫“倪家营子”的地方赶去。

到了倪家营子，他们终于遇上了西路军的部队。张力雄被送到西路军政治部，见到久别的战友。那一刻，他心里知道，算是真的从鬼门关里爬回来了。不少同志见到他，又惊又喜。因为高台之战的消息传开后，大家都认为留在城内的人很难脱险。

西路军指挥员徐向前来看望他，握着他的手，神情沉重地说：“你能回来就很好，高台虽然失守了，但革命没有失败。”这句话背后，是巨大的牺牲。后来张力雄才逐渐弄清，高台城内，董振堂带领将士们一直战斗到几乎最后一人一弹，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数千名红军战士血洒高台。这场战斗，以孤军坚守小城十几天，像钉子一样钉在敌人的防线里，堪称悲壮。

可以说，高台血战成了西路军历史上的一个血色节点。张力雄能从这场劫难中侥幸生还，既靠自己的决心，也离不开老乡的舍命相救。也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他对“群众”两个字，有了更直观、更深的体会。

四、从大校到少将，他始终惦记那些名字

高台战后，西路军的道路依旧坎坷。张力雄在休养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队伍，先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日时期，作为政治工作干部，他带领部队深入敌后，宣传抗日主张，配合各项战斗任务。在长期的战火中，他那条受伤的腿始终没有完全恢复，但他尽量不让这件事影响工作，只是走远路时难免有些跛。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整编，军衔制逐步建立。1955年，张力雄被授予大校军衔，时年四十出头。这个授衔，对从井冈山到长征、从高台血战到解放战争一路走来的老红军来说，不只是荣誉，更是一段历程的确认。随着部队职务的变动，他先后在昆明军区公安部队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又调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工作地点从闽西山乡，转到了西南边陲，但责任的分量，并没有减轻。

1961年，他晋升为少将。这一年，距离高台血战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许多当年的战友，早已长眠在戈壁沙地之下。张力雄在职务上不断提升，内心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却越来越深。有时候，身边的年轻干部问起高台，他会把过程一点一点讲出来，细节清楚得惊人。对他来说，那并不只是过去，而是一段永远“走不完”的路。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并没有忘记这位曾在会场门口守候过他的红军干部。1975年，毛主席在批阅中央军委上报的正军职以上干部任免方案时，专门作出批示，要让张力雄担任江西省军区政委。这一年，毛主席已经八十多岁，还能在众多干部名单中，点到这个名字，不得不说记忆之细致、对老同志之信任，都让人心里一紧。

接到任命后，张力雄带着格外重的责任感，回到了他熟悉的江西这块红土地。从井冈山到瑞金，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红军时代的故事。身为省军区政委，他一方面抓部队建设，一方面也很关注老区群众的生活变化。工作上，他依旧一丝不苟，习惯对材料、对数字一再核实，生怕在关键问题上出一点差池。

时光往前推，到20世纪80年代，张力雄已到晚年。人到这个年龄，往事总会一件件翻腾起来。高台血战中牺牲的战友、当年在夹墙中藏身的大户人家、推着粪车送他出城的那个老乡，这些身影交织在一起，逐渐变得格外清晰。他心里有一件事，始终放不下——当年救他的农民，究竟姓甚名谁，如今还在不在世？

1984年，已担任福州军区顾问的张力雄，提笔给甘肃张掖高台县信访办写了一封信。信里，他详细讲述了自己1937年在高台县负伤后，被当地群众掩护、送出城的经过，请当地部门帮忙查一查，那位老乡是不是还健在。信写得很朴素，没有过多修饰，只是把当年的时间、地点、环境尽量交代清楚。这一封信，隔着快半个世纪，把一个心愿托付了出去。

高台县信访办接信后，根据记载和老人的回忆，一点一点核对。当年的情节，在零碎的记忆中被拼合起来。最终，他们找到了当事人——那位救过张力雄的老乡，名叫柴维仁，是当地一位憨厚老实的农民。消息传回福州时，柴维仁已经年迈，但仍在世。

得知这一结果，张力雄心里踏实了不少。遗憾的是，第二年，柴维仁便去世，两人终究没能再见上一面。机缘这东西，有时候就这么巧，稍晚一步，就错过了相逢。不过，对张力雄来说，能在有生之年知道恩人的名字，已经是一种慰藉。

2011年，张力雄的子女专程来到甘肃张掖，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他们带来父亲生前亲笔题写的“红军万岁”“高台英烈气壮千秋，不朽精神激励后人”等字样，郑重交给纪念馆珍藏。一代人的经历，通过这一笔一画，传递给后来者。

回看张力雄的一生，从才溪乡的贫农子弟，到红军指导员、开国大校，再到少将、军区领导，他的轨迹并不算曲折，却始终紧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会场门口那一站，是一个青年战士对领袖的向往；高台城头那一战，是一名红军军官对职责的坚守；写信寻找恩人，则是血火年代留下的一份朴素情义。

毛主席当年问的那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时代对普通战士的注视。而多年之后，当人们再提起这个名字，不仅记得他经历过怎样的战斗，也会想起，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正是无数这样的名字，撑起了那支队伍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