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陶峙岳上将去拜访“鸡司令”：我今天来就是向你学习的

1960年初春，新疆乌鲁木齐的清晨依旧透着寒意，街口卖馕的大叔把炭火添得正旺，远处军车的马达声隐隐传来。对很多在边疆生活的人来说，这一年不过是平常的一年，忙着生产、忙着吃饭，也忙着在黄沙地里找出一点子出路。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位年近古稀的开国上将，走下车子，踏进一个并不起眼的鸡场，说出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我今天来，就是向你学习的。”

这位上将，是曾经统兵万里的陶峙岳。

而他要拜访的对象，只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鸡司令”——一位靠三只鸡起家、把鸡养到三千只的老农。乍一听，身份差距巨大，似乎不在一个世界里。但故事往前推十年、二十年，两个人的选择、心思和胆识，却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一条线上。

有意思的是，这场发生在鸡场里的“拜访”，并不是偶然的礼节，而是陶峙岳在新疆多年经历、思考之后，刻意做出的一个动作。看似是夸一位养鸡能手，背后却藏着他对国家形势、边疆建设、民心向背的理解。

要明白这一点，还得从1949年的一个冬日谈起。

一、1949年的客厅：一句话露出心迹

1949年2月，新疆的风依旧刮得人睁不开眼。地方新疆通讯社的一位年轻记者，被派去采访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省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

那会儿，解放战争已进入后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政权的局势急转直下。表面上，官方报纸还在不断宣扬“国军胜利”、“共军挫败”，可真正关心局势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记者走进客厅时，面对的是一位军旅数十年、历经军阀混战与全面抗战的老将。按惯例，他先从轻松的话题聊起，等到气氛稍微放松，才把话题扯到报纸上那些所谓“胜利”的报道。

“陶先生，关于最近报纸上登的几场胜利，您怎么看？”记者试着发问，语气不算激烈，却藏着试探。

陶峙岳沉默了一阵，目光落在窗外，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只留下一句看似“劝诫”的话：“你们青年人，还是好好读书，国家的政治大事就不要去操心了。”

说完，他直接走出了客厅。

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这样的回答多少有些扫兴。眼看采访就要以这种“打太极”的方式草草结束时，情形突然起了变化。

几分钟后，陶峙岳又折了回来，步子不急不缓，脸色平静，却明显经过了一番思量。他坐回原位，一字一顿地说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现在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谁就能取得胜利，谁失掉了民心，谁就最终要失败的。”

这句话，分量极重。

按当时的政治气氛，这样的表态，已经远远超出笼统的“空话”。记者后来回忆，这一刻他几乎是心头一震——因为陶峙岳等于明明白白地表露了对时局的判断：国民党已经失掉民心，而共产党正逐步赢得百姓的支持。

一个身居高位、手握军权的人，要说出这种话，不只是情绪，更是权衡。

从这一点往后看，他在同年年底新疆和平起义，就不难理解了。所谓“起义是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是一句事后之言，而是有迹可循。

二、态度的转向：从“保国安边”谈到中苏友好

那次采访并没有在“民心”二字上戛然而止。记者既然开了头，干脆又提起一篇曾引发议论的文章——有人写文章攻击中苏新疆航空公司，说这是“一条盲肠”，有害无益，应该“切除”。

这个说法，在当时的边疆地区并不鲜见。一些人对苏联心存疑虑，借题发挥，想借着否定一条航线，放大对中苏合作的质疑。

面对这个问题，陶峙岳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先把话题往自己的职责上拉：“我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保国安边。”

这句话听上去简单，却有一个潜台词：作为军人要看大局，不宜以一时一事论长短。紧接着，他把自己的态度说得很明白——自然希望中苏两国长期友好，不希望有人破坏这种友谊。

从“保国安边”到“希望长期友好”，语气并不激烈，但方向十分清晰。对于当时身在新疆的军政高层来说，中苏关系不仅是外交问题，更是边防稳定的问题。一个在西北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将，自然知道这一点。

不得不说，他的回答有些“绕”，却不含糊。在外界尚看不清形势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段谨慎的答复；可对后来回看历史的人来说，这里面的立场转变已经相当明显——他心中早就不再把“中苏合作”看成是负担，而是稳定新疆的一条支撑。

这种态度，为他之后在新疆的选择打下了伏笔。

三、兵团司令与“鸡司令”：边疆大局与一座鸡场

新中国成立后，陶峙岳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新的岗位。1950年前后，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进驻新疆，参与接管与建设工作。

对很多从内地来的干部和军人来说，新疆既陌生又艰苦。自然条件严酷，农牧业基础薄弱，交通落后，要在这样的土地上搞建设，说容易，谁都不会信。

长时间驻扎边疆，他逐渐把新疆当成了第二故乡。无论是维护稳定，还是发展生产，他都亲自跑、亲自看。和很多只停留在文件、报告上的“领导视察”不同，他常常穿着军装，直接走进连队、农场甚至小作坊，问得细，听得也细。

1960年，兵团召开了一次隆重的生产庆功大会。会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表彰“十二面红旗”，也就是从各条生产战线选出的十二个先进典型。陶峙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赞歌，在会上满怀感情地朗读。

“十二面红旗”里，有农田模范，有林果能手，也有工副业带头人。而第十面红旗的名字，被许多人记住了——“鸡司令”。

“鸡司令”的本名叫马新才。按年龄算，到1960年前后，他已经是八十岁上下的老人，早年在战乱年代受尽颠沛流离之苦，挨饿受冻，给人当牛做马，连他自己回忆都说，“哪一朝不得脱一层皮，添几块伤疤？”

转折点出现在1950年。

那一年，部队从乌鲁木齐向乌苏垦区开进。路上人困马乏，行军之余，很多战士一边剥馕一边打量沿途的村镇和集市，心里盘算以后要怎么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就在这时候，马新才掏出自己攒下的津贴，买了三只鸡。

在旁人看来，只是几只鸡，没什么大不了。但在一个粮食紧张的年代，舍得拿出省吃俭用留下的津贴去买鸡，说明他心里盘算的是另一笔账——不光是吃鸡蛋，而是想办法让这几只鸡“下崽”，变成一条长期的路子。

三只鸡，经年累月，慢慢变成几十只、几百只，到1960年前后，已经发展成拥有三千只规模的鸡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不算惊人，可别忘了当时的位置是车排子苏兴滩农场，环境艰苦，基础薄弱。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勤快的问题，更需要一点胆量和眼光。

车排子这一带，冬天风沙大得能把人吹得睁不开眼，夏天阳光直晒，田地、水渠、渠道都要人一步步摸索。就在这样一块地上，马新才把鸡舍搭了起来。春夏秋冬，只要有人需要鸡或鸡蛋，不管刮风下雨，总能从他的鸡场里买到。

有时候，农场里有人忙得脱不开身，只能托人捎个口信：“老马，家里来客，看看能不能送几只鸡、几斤蛋？”不管天气好坏，他总会亲自送到家门口。有人劝他可以让孩子们帮忙，他摆摆手，说：“我自己去，心里踏实。”

这位老人，就是被兵团官兵亲切称为“鸡司令”的人。

四、鸡场里的那一幕：两个“司令”的对话

1960年，陶峙岳带队到车排子地区检查工作。这一趟，流程本来很清楚：视察农田，看看林果，了解粮食、棉花长势，再看看工副业生产。20团农场政委杨新三陪同，一路汇报，安排得井然有序。

检查完两个农场的农田和园林后，杨新三按惯例问了一句：“司令员，要不要再看看我们团场的工副业？”

按一般领导的惯常安排，多半会先去看规模大的、影响大的项目。但陶峙岳却笑着摆了摆手：“那是少不了要看的，不过，我得先去拜访一下你们的‘鸡司令’。他可是我这次来车排子的一个希望，也是唯一不能忽视的重点访问对象。”

在场的干部一愣，随即都笑了。有人低声嘀咕：“一个养鸡的，能有多大本事？”但谁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得赶紧带路。

鸡场不大，鸡舍一排一排，鸡叫声此起彼伏。马新才正在院子里扫地，听说兵团司令来了，赶紧把扫帚往墙上一靠，快步走上前，站直、抬手，给陶峙岳敬了一个军礼，姿势有些生疏，却异常认真。

“司令员，我……我这个老头子，见识少，招待不周，您多包涵。”他有些紧张，手心都是汗。

陶峙岳没有站在原地等，反而主动走上前，拉住他的手，带着几分调侃又很真诚地说：“我是兵团司令，你是‘鸡司令’，咱们都是司令。今天我来拜访你，按理说要先向你敬礼。”

这句话，说得院子里的人都笑了。气氛忽然松了下来。

马新才连连摆手：“司令员，不敢当啊。我不过是喂了几群鸡，没什么本事，也没做出什么大成绩。”

陶峙岳却不这么看：“你的本事很大，比我大多了。我家里也就养了十只鸡，你有一个鸡场，三千多只，我今天来就是向你学习的，还不该给你敬个礼？”

“向你学习”五个字，说得干脆，没有半点客套。对这位走过半生战火的老人来说，这番话分量不轻；对听惯了喊“老马”的“鸡司令”来说，心里的震动就更复杂了。

后来他回忆起这一天时，话里仍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活了七八十岁，经历四五个朝代，哪一朝不得脱一层皮，添几块伤疤？以前饿得脖子伸老长，到处讨饭，给人当牛当马，差点连老骨头都要喂了狗。现在养了几群鸡，居然把司令员这样的“大官”都引来了，还这样抬举他，他说“心里像开了花”。

陶峙岳一边往鸡群那头走，一边还在夸：“你人老志气大，眼光看得远，养鸡发家，还带着大家一起开路。”

这句话听上去像夸一位能干的老农，实则点出了一个关键：在当时的新疆，光靠国家拨款、按部就班搞生产远远不够，还需要有人敢“先走一步”，在多种经营上摸索路子，让“副业”变成群众增收的一个支点。

马新才从三只鸡起步，把鸡养到三千只，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示范——在风沙大的边疆，一样可以靠精细经营、靠胆识，把日子盘活。

五、“十面红旗马新才”：一首赞歌背后的意味

这次鸡场之行，并不止停留在一段对话和几句夸奖上。陶峙岳回去后，用他一贯喜欢的方式，把见闻整理成文字，写进了那篇表彰“十二面红旗”的赞歌之中。

在那篇类似诗歌的总结中，第十面红旗就是马新才：

“十面红旗马新才，八十高年气壮哉；深幸光荣能入党，新生好似十龄孩。对党感激，此语可该……”

寥寥几句，勾勒出一个饱经苦难的老人，在新政权下获得尊严与活力的形象。后面又写到：“积存津贴费，买来三只鸡。加意喂养，十年繁育不算低。现有三千只，满院依栖。饲料从不他求，全凭自力为谋……”

这段文字，把那三只鸡的来历交代得一清二楚。看似平凡的小决定，在十年间累积成了一个庞大的鸡群，也累积成一条新型的生产道路——自力更生，多种经营，养鸡只是一个切口。

陶峙岳还写到鸡群的管理：“管理鸡群独有方，一声呼哨，三千鸡只尽奔忙。吃食饮水，出笼归栖，无不应声活动以为常……”有点夸张，却不失真实感。养过鸡的人都知道，要把几千只鸡管得有条不紊，不是随便喂喂就行的，需要动脑子，需要长期观察和琢磨。

后面几句谈到收入：“养鸡而外，不稍休闲。各种别业都攒，收入多端，上缴盈利，每年不下三千元……”在当时的条件下，每年上缴盈利三千元，对一个个人经营的鸡场来说，是相当亮眼的数字，也是一个极好的示范。

这篇赞歌在大会上朗诵时，每讲完一个典型，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轮到“鸡司令”的故事时，掌声尤为热烈。对很多听众而言，这不仅是对一位老农的肯定，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人老了还有用，只要肯动脑筋、肯吃苦，照样能找到一条路。

有意思的是，那些掌声并不仅仅献给十二位先进人物。许多人在场听着听着，心里其实也在向朗读者致意——一个开过几十年兵的上将，能放下架子，给养鸡的老人“敬礼”，能把偏远农场的小事写成一面红旗，说明他心里真正装着的是这片土地和这些普通人。

六、从“民心”到“鸡场”：一条清晰的线索

把时间线拉开看会更清楚。

1949年2月，在那个带着寒意的客厅里，陶峙岳向年轻记者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不是随手一说，而是他对整个局势判断的归纳。国民党在长期统治中失掉民心，固然有很多原因，战争、腐败、脱离群众，一个都少不了。在他看来，站在历史长河里衡量，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很难扭转败势。

同年年底，他在新疆选择起义，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对新疆而言，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没有大规模战事，没有长期拉锯，而是在较为平稳的过渡中完成政权更替。对这块边疆土地上的居民来说，少受了不少战火之苦。

进入新中国时期，他被派往新疆，担任第22兵团司令员，肩上扛着的是新政权在西北边陲扎根的任务。这个时候，“得民心”的内涵，就不再只是战争胜败，而落实到百姓手里的衣食住行。

边疆的生活条件艰苦，要让群众真正信服新政权，光靠口号和文件远远不够，需要看得到的变化，需要每天的生活一点点改善。粮食多一点，副食品丰富一点，收入稳定一点，老人不再挨饿，小孩有书可读，这些才是最直观的东西。

在这样的背景下，“鸡司令”的出现，就显得格外有意味。一个曾经在旧社会受尽折磨的老人，靠着三只鸡起步，在十年间把一个鸡场做了起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也给身边的人带去实实在在的便利和产品。这种典型，是最能打动普通群众的。

陶峙岳把他树为“十面红旗”，不光是因为养得好，更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方向——在艰苦环境中，通过多种经营、自力更生，找到发展路子。从1949年在客厅里谈“民心”，到1960年在大会上朗诵“鸡司令”的故事，两者之间，其实是一条连贯的线：一个军人如何理解“民心”，又如何在政权稳定后，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把这种理解落实下来。

要说这其中有没有主观色彩，当然有。陶峙岳本人出身旧军队，在时代巨变中完成自身转身，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他在新疆这些年，把大量时间花在走基层、看生产上，也带着个人鲜明的偏好：不喜欢只在文件里打转，愿意蹲到一线看真情况。

从这个角度看，他走进鸡场、当着众人的面说“向你学习”，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意为之——既是对一位老人的尊重，也是对一种精神的强调。

七、在新疆的岁月：第二故乡与细微之处

在新疆工作多年，陶峙岳早就把这里看作第二故乡。这样的表述在很多回忆录中出现过，并非浮词。对一个在西北走过半生、经历过围追堵截与大后方防守的老将来说，把根扎在这里，也算一种顺理成章。

新疆地域辽阔，各族群众杂居，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交织，要在这样的地方搞建设，既要有全局视野，也要有贴近生活的耐心。大型水利工程、交通建设固然重要，可日常生产中的细节，同样决定民心的温度。

在不少人的记忆中，陶峙岳常常出现在各种看似“小”的场合：农场开犁时的地头，林带栽树时的渠边，乃至工副业生产的小作坊。有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某个连队的生产点，问一问粮食收成、问一问副食品供应、问一问家里老人小孩的情况。

去拜访“鸡司令”，正是这许多“小事”中的一件。

这些事情，看上去不如一场大会、一份报告来得气派，却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一种氛围——领导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在乎普通人的生活。在这种氛围下，像马新才这样的老农会感觉到，自己不是附庸，而是建设者，是被看见、被尊重的一员。不得不说，这种尊重本身，也是民心的一部分。

从结果看，马新才的鸡场并没有停在“个人致富”的层面。他在养鸡之外，还带动了其他工副业，多头经营，每年上缴盈利三千元以上，为团场的整体经济贡献不小。这样的案例被树立为典型，不仅是宣传需要，更是希望在边疆的许多角落里，涌现出更多类似的“鸡司令”。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过去几代政权的评价并不夸张，却很尖锐。用“脱一层皮”“添几块伤疤”形容旧社会的生活状态，既是个人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许多普通人在旧时代的共同感受。恰恰是在这样的对比下，新政权给他提供的机会——哪怕只是允许、鼓励他凭三只鸡做起事业——才显得格外珍贵。

从1949年的客厅谈话，到1960年的鸡场拜访，再到兵团大会上的赞歌朗诵，这条时间线勾画出的是一位爱国将军在边疆土地上的选择与实践。对那些亲眼见过他身影的人来说，这些故事或许只是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片段；对后来的人来说，却能从这些细节中看出一个时代的脉络，这一点，想必是值得静下心来反复琢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