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花粉症，就像中彩票一样幸运

本文来自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库索，日本通经授权转载。

二月末，京都的茶道教室里，平素精力十足的冈田君突然变得无精打采起来。他不停打着喷嚏，说话也带着浓重的鼻音，眼睛通红浮肿，像是一宿没睡。在水屋休息时，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苦笑着回应我的关心：“花粉开始了啊……”

谜底揭开了。日本的春天，不只是赏樱的季节，也是“花粉季”。每年一到此时，街上戴口罩的人就会突然多起来。人们也像冈田君这样，一边走路一边打喷嚏，不断地从口袋里掏出纸巾，眼睛红得像是刚刚大哭过一场。

与此同时，晨间新闻开启了“花粉模式”。天气预报里，除了气温、降水概率和紫外线强度，还会高频率预报一条格外重要的信息：本日花粉飞散量。地图上标出红色、橙色和黄色，用来告知花粉的数量和程度，简直像一幅正在扩散的灾情图。

晨间新闻节目中播出的各种花粉症类型（图｜库索）

在超市和药妆店，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约而同也都开辟了“花粉对策专区”。口罩、喷雾、洗眼液、厚眼镜、鼻炎药、空气净化器，货架上堆得满满当当，严阵以待，仿佛在迎接一场看不见的生化危机。

药妆店里的“花粉症对策专区”（图｜库索）

花粉症并非日本独有。它本质上是一种过敏反应，医学上属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当花粉接触到鼻腔、眼睛或喉咙时，就可能引发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眼睛发痒、流泪、喉咙不适，严重时还会让人头痛、困倦、疲惫。全世界都有花粉症，但日本的患者比例高得惊人。最近甚至有夸张的数据称，每两个日本人之中，就有一个花粉症患者。它早已不再只是个人体质问题，而成了一种覆盖全国的集体经验。日本人也给了它一个再贴切不过的名字：国民病。

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国民病”其实并不古老。它在日本被正式确认，不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严格说来，日本人的这场“国民病”，是一种现代病。从某种意义上看，甚至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公害病”。

时间回到1963年春天。彼时的日本刚从战后的荒废中恢复过来，正站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入口。东京医科大学的一位耳鼻喉科医生，受派前往栃木县日光市，在当地一家精铜所附属医院工作——那家工厂原本是明治时期足尾铜山的冶炼设施，战后随着经济复苏持续运转，附属医院也承担起周边山地居民几乎全部的医疗职责。

这位医生很快发现，三月到四月之间，前来就诊的，几乎都是一些症状十分相似的患者：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今天我们当然已经知道，这乃是典型的“花粉症三件套”。进一步检查后，他发现，这些患者的鼻涕中含有大量与过敏有关的嗜酸性粒细胞，于是开始怀疑，罪魁祸首可能是花粉。随后，他又调查了日光地区空气中飞散的花粉种类与数量，结果发现，这一时期占绝对多数的，正是杉树花粉。

日本“国民病”的罪魁祸首：花粉

这并不令人意外。日光一带自古就是有名的杉木产地，甚至还有“日光杉并木”这样的著名景观。真正让人惊讶的，是接下来的实验。这位医生使用多种花粉及其提取物，对患者进行了皮肤、鼻腔和眼部反应测试。结果非常清晰：对于桦树或柳树的花粉，患者几乎没有反应；但只要向鼻腔吹入极微量的杉树花粉，所有人都会立刻出现明显的过敏症状。

就这样，日本第一次确认了“杉树花粉症”的存在。

1963年，日本第一次确认了“杉树花粉症”的存在（图｜库索）

经常会听见一些日本老一辈的人说：“在我小时候，根本没有花粉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说错。花粉症之所以会以如此惊人的规模席卷日本，确实和一个往昔没有的社会条件有关：日本战后的植林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经历了长期的过度采伐。战后重建与经济增长叠加，木材需求猛增，国内一度面临严重短缺。到了1950年代，日本政府启动了大规模人工造林计划，大量种植生长快、用途广、又适应本土环境的杉树和桧树。起初，这是一项十分合理的国家工程。甚至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都没有人察觉到，它日后结出的“恶果”，将反过来影响这个国家的春天。

杉树并不是种植后就立刻会大量放粉。按照这种植物的生长规律，一般要等到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后，它们才进入高产花粉期。这等同于被按下了延时键。1950年代种植的杉树林，到了198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向空气中释放花粉。此后愈演愈烈，最初只是地方性病例的花粉症，渐渐变成了全国的大规模现象。

杉树的雄花极其花粉

“花粉症”从一种疾病变成社会问题，正始于那一时期。

媒体开始在每年春天大篇幅报道花粉飞散，气象信息里也出现了专门的花粉预测，花粉症从诊室走进了客厅、办公室、学校和新闻节目。它不再只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话题，而成了整个社会共同进入的一种季节性戒备事态。

日本人向来以本土自然覆盖率为傲：森林面积约占国土的七成。但其实，这之中的人工林占据着相当高的比例，而在这些人工林里，杉树又是绝对的主角。

日本的森林中，杉树是绝对的主角（图｜库索）

日本花粉症患者之间，有一个被津津乐道的小故事。有一年春天，长野县森林间突然腾起一片白色烟雾，一位目睹的男人急忙打电话报警，惊慌地声称“半山起火了！”五辆消防车和二十多名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根本没有火源，那只是强风卷起的杉树花粉，在空中形成了一片近乎烟雾般的白幕。由此可见花粉量之惊人。那条新闻的最后，轻描淡写地写道：“赶到现场的消防员中，有四人也是花粉症患者。”

千万不要以为住在城市里就能相安无事。另一种“灾难”在于：杉树花粉一旦进入春季高峰，便可随风飞行数百公里。它并不安分地停留在山林之中，而是一路进入城市、住宅区、学校和通勤线路，把城市人一并拖进喷嚏、鼻塞和流泪的共同命运里。

随着患者人数持续上升，花粉症终于在日本完成了从“病”到“国民病”的升级。1980年代，患者比例大约还只占人口的一成；此后以每十年十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了今天，已经推测有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受此困扰。官方资料也不再把它定义为轻微不适，而是明确视为对健康、生活和经济活动都有巨大影响的社会问题。

花粉症并不致命，却极其消耗人。它会让人注意力下降，睡眠质量变差，工作时昏沉，开会时走神，学习时也难以集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偏偏还是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那些正在上学、工作、养家、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于是，它的代价也就不再只体现在纸巾和医药费上，还体现在劳动生产率以及整个社会运转的效率里。有估算认为，在日本，花粉症每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400亿日元。

受到花粉困扰的职场人士中，约九成的人表示花粉症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状态。近几年，一些公司开始尝试推出“花粉症补贴”，为员工报销部分治疗费，发放口罩和高保湿纸巾；也有企业正在施行“花粉假”制度，认为与其让员工硬撑着低效率上班，不如干脆让他们回家休息。虽然这种做法至今没有成为主流，但足以说明，花粉症在日本已经严重到足以被纳入公司福利制度的设计之中。

普通人应对花粉症的方式日常而琐碎。每年三四月，很多人家甚至不敢在室外晾晒衣服，因为花粉会附着在布料上——于是出现了专门的防花粉洗衣液。市面上还有一种防花粉眼镜，厚厚的像实验室护目镜，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但比起时尚，人更在意的是自己还能不能睁开眼睛。

就连日本的“口罩文化”，也与花粉症的蔓延密切相关。口罩在日本的起源是防护流感的非日常装备，但随着花粉症的流行，逐渐走进普通家庭，成了春天最频繁使用的日用品。早在疫情发生的三十年前，日本人就已经习惯戴着口罩度过一个季节了。

2009年，戴口罩已是东京街头的日常

刚到日本那些年，我一直以为花粉症的“罪魁祸首”只有杉树。直到前两天看新闻，才知道导致花粉症的“嫌疑犯名单”其实远比想象中庞大，而且每一种花粉都有各自的高峰期。尽管在日本，大约七成患者属于杉花粉症，但实际上，一年之中有各种花粉接棒出现：春天之后，初夏登场的是禾本科植物的花粉，秋季则变成了豚草和蒿类等花粉。不同种类的花粉接连登场，也让花粉在空气中的飞散时间被拉得很长，几乎一年四季几乎都有花粉症发作的风险。

日本人闻花粉而色变。近年，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新造词：避粉地。顾名思义，就是那些花粉量较少的地方。

这些“避粉地”大致可以分为几种：有些地方因为气候寒冷、海拔较高，杉树无法生长，代表例便是群马县的草津温泉。这里因花粉飞散极少，成了花粉季颇受欢迎的旅行地。还有一些离岛，出于地理隔离和历史原因，几乎没有受到战后大规模杉树植林的影响。特别是冲绳县、鹿儿岛县的一些离岛以及小笠原群岛等地，本身几乎没有杉树，再加上离岛的地理特性，本岛的花粉也很难飘到这里。最被推崇的还是北海道。由于气候和土地条件，杉树在北国大地上无法自然生长——北海道钏路市甚至打出了“零花粉之城”的口号，以此吸引移住者。

日本也确实有人为了躲避花粉症而举家搬迁，有些重度患者甚至会说：“退休之后，我要搬去北海道。”听上去像一句玩笑，但只有那些在每个春天嚏连天、苦不堪言的人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迫切的人生规划。

为了彻底治好这场“国民病”，挽回每天超过两千亿日元的经济损失，日本政府早已开始减少杉树种植、积极推进低花粉品种和“无花粉杉”的培育，并试图通过砍伐与树种更新，来削减花粉源。我在日本林野厅的一份公开报告中看到，到2033年度为止，日本计划将作为主要花粉源的杉树人工林削减约两成。

可为什么花粉症患者还是只增不减？

这里面有一个颇有日本现实意味的答案：不仅日本人在高龄化，日本杉树也在高龄化。人老了，体力会衰弱；树老了，花粉却可能更凶猛。加之气候变化使花粉季提前、延长、增量，这场战斗远不能那么容易就会结束。

不仅日本人在高龄化，日本杉树也在高龄化，但威力缺愈发凶猛（图｜库索）

多年前的四月，一位友人来日本找我玩。前两天都还好好的，到了第三天早上，眼睛突然肿起来，眼泪和喷嚏双管齐下，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来历不明的过敏症，惊慌地跑去医院。医生向她询问，前一天去了哪里。她道出了一间京都神社的名字。

那位年轻的医生听完，几乎立刻下了结论：“你这是花粉症。”

“不，我从来没有花粉症的病史。”她不能接受，坚持认为这是误诊。

医生不为所动，还是给她开了花粉症的药，安慰道：“如果没有效果，明天再来一次。”

那药吃下去，果然立竿见影。次日早晨，眼睛不肿了，喷嚏也不打了。

她不久后回了国，据说那药再也没有派上用场过。

“没有花粉症的人，请代我好好享受春天。”一位日本网友曾在社交平台上这样写道。这样的吐槽，在日本其实再典型不过。许多花粉症患者都会半开玩笑地说：“没有花粉症的人，是被命运眷顾的人。”就连村上春树也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日本，没有花粉症，就像中彩票一样幸运。”

不过，那些尚未患上花粉症的人，也未必会因为“中了彩票”而感到欢喜。因为在民间，还有一套流行的“水桶理论”：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过敏容量，平日里一点点积累花粉，等到哪一天满了，水终于溢出来，就会突然变成花粉症患者。

在日本，春天始终是个矛盾的季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户外，铺开野餐毯，喝一点酒，看樱花慢慢开满枝头，本来是每年都值得期待的春日乐事。可一旦患上花粉症，外出这件事便不再让人轻松期待，留下的往往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狼狈回忆。

痛苦的回忆里也未必全然只有痛苦，也许还会藏着一点别的什么。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无意中翻到了二十年前《ほぼ日刊イトイ新聞》（“几乎每日丝井新闻”）上一个刊登读者来信的专栏，主题关于患上花粉症时打喷嚏的声音。“如果用文字来表现你身边的人打喷嚏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呢？”编辑部从征集到的来信里评选出 “喷嚏BEST10排行榜”，充斥着各种闻所未闻的拟声词，背后的故事也多半滑稽可笑。就在这些令人捧腹的故事之间，冷不丁地夹着一枚催泪弹——

这让我想起我老家隔壁也曾住着一位打喷嚏特别厉害的阿姨。

因为是在乡下，虽然说是隔壁，其实两家之间也隔着相当一段距离。但她打喷嚏的“助跑阶段”就已经能听见了——

“呃、呃、呃……”

接着就是一声：

“阿——嚏！”

然后还要再补上一句：

“啊——！”

真的非常夸张。每次听到她的喷嚏声，不管我们家里当时正在多么严肃地谈事情，大家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爷爷似乎不太喜欢这位邻居阿姨。

每次听到她打喷嚏，他就会抱怨说：“那是什么动静啊，真是拿她没办法。”

不过，我爷爷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葬礼那天，隔壁的阿姨也来参加了。

当时我在停着棺木的房间里。

阿姨上完香离开后，外面忽然传来了那熟悉的声音：

“呃、呃、呃……阿——嚏！……啊——！”

只是这一次，爷爷再也没有抱怨了。

我想，阿姨那时候，大概是在哭吧。

痛苦的经历留下的，也未必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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