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丛谈 | 从《昭萍志略》看地方知识阶层的方志修纂

地方知识阶层是方志修纂中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的方志认知和修志实践是方志史上的普遍现象。

原文 ：《从 <昭萍志略> 看地方知识阶层的方志修纂》

作者 |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教授 王志强

图片 |网络

民国《昭萍志略》共十二卷，由萍乡举人刘洪辟纂修，为方志中的私家纂述。该志被《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总目》收录，现存民国二十四年（1935）活字印本。《昭萍志略》受到后世很高的评价，《江西历代著述考》称：“类目较细，体例亦确。因是书为志略，故叙述尚简，然亦赅要。”《江西省方志编纂志》亦评价：“该志采用志、记、传、图、表等多种体裁，资料较为翔实，体例完备。历代县志所载要事均予辑录，保存了大量的地方史料。”《昭萍志略》凭借清晰的体例和扼要的内容，在传承萍乡历史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方志学科精神的萌芽

刘洪辟在修纂《昭萍志略》时，有意突破传统方志体例。林惠祥曾批评传统方志脱离百姓的生产生活，只是部分知识分子与官吏的案头读物，主张当代新修方志应关注民生、记载社会发展。陈寿民在《邕宁县志序》中也强调，方志内容应以社会发展变化和人民需求为本，以便读者洞察时代脉搏。刘洪辟在编纂《昭萍志略》时同样极为重视对百姓生产生活的记录，他在《凡例》中指出：“国家所重者土地，土地所赖者人民，不有居民，土于何有。”基于此，刘洪辟创立了“氏族志”，他自豪道：“氏族一门，系属创举。”他指出：“历代修地志者多阙氏族，吾省通志亦然，此系前人疏忽之处，无可讳言。”在他看来，氏族乃地方的根基，只有掌握地方氏族的脉络联系，才能研判地方的发展趋势。需注意的是，刘洪辟所说的氏族，并非世家大族，而是以姓氏为纲目的百姓人口。

《昭萍志略》将方志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彰显了现代方志学科精神的萌芽。传统修志者在论述方志体例时，一般只关注该地的旧志或者几部经典名志，往往忽视同地域或同时代的其他方志。《昭萍志略》则不然，其综合了江西乃至其他地方的大量方志，展现了近代修志重视传承、关注学界动态的面貌。在刘洪辟看来，方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和系统完整性，不是其他学科的附庸。正因如此，他才将当时的方志修纂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与研读，据此科学安排方志的体例，深耕方志的内部结构，挖掘方志的自身特色。这种研究态度可谓现代方志学科独立精神的先声。

地方知识阶层编纂方志的不足

《昭萍志略》由萍乡县的地方知识阶层编纂而成。编纂者虽积极改造方志体例，以展现时代新面貌，但由于视野的局限和思想的束缚，他们难以与当时的方志大家一样站在学术前沿来引领方志发展。

思想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对皇权的固守上。刘洪辟在《凡例》中明确规定：“向例书写体式，凡关本朝者皆称国朝，顶格抬写，庙讳敬避，以昭尊敬。”这种恪守旧制的书写方式，反映了帝制时代的观念在当时地方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民主与平等的现代观念尚未真正融入地方知识阶层的思想世界，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

视野的局限体现在绘图上。我国方志地图的绘制经历了山水画法、计里开方画法以及经纬度画法三个阶段。自西学东渐以来，前沿的方志学者已经采用经纬度来绘图。尽管刘洪辟在编纂《昭萍志略》时高度注重地图编纂，但依然采用传统的计里开方之法来绘制地图，而没有采用当时方志界最前沿的经纬度绘图法。这暴露了地方的方志学者存在视野局限，也反映出其难以及时跟踪方志学界前沿动态的困境。

专业局限主要体现在语言运用上。刘洪辟在撰写《昭萍志略》的《凡例》《通启》时，往往追求语言的华丽，多处使用骈文表述。然而，编纂方志的目的是便于更多的人阅读，了解地方面貌，发挥育人效果，这就要求行文求实求简。而骈文不符合方志的这一要求。此种文风不仅有逞才炫博之嫌，更反映了地方知识阶层作为非方志专业人士，在编纂观念与实践操作上，与近代科学修志精神仍存在一定差距。

综上所述，刘洪辟在修纂《昭萍志略》时，虽努力区别于传统旧志，但传统的知识结构仍根深蒂固。相较于吴宗慈等方志大家，地方知识阶层对近代方志的认知不够透彻和清晰，对于如何撰写新方志，依然比较迷茫。地方知识阶层是方志修纂中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的方志认知和修志实践恰恰是方志史上的普遍现象。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社会科学报》2026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