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正师级退休，帮六个侄子安排好工作，晚年却无一人来

1999年，我从待了半辈子的军区大院往外搬东西。

最后一次。

搬家公司的车就停在楼下，两个光着膀子的小伙子，黝黑的脊背上全是汗，像两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泥鳅。

我叫陈岩，岩石的岩。

六十岁，正师级，退休。

手续是上个礼拜办下来的，红头文件，几个章一盖，我这辈子就算交代了。

老伴儿张秀梅跟在后头，一个劲儿地嘱咐那两个小伙子：“慢点，慢点，那个箱子里是瓷器，主席像！摔了你们可赔不起！”

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常年发号施令的劲儿。

我没回头，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个箱子。一个普通的樟木箱，里面是我几十年攒下的各种纪念品，几枚军功章，还有一尊小小的、白瓷的毛主席站像。

那是我十八岁入伍，在新兵连第一次实弹打靶，十发子弹九十八环，连长奖励给我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啥也不懂的农村娃子。

现在，我是个啥都懂了，也啥都老了的退休老头儿。

“哥，你歇着，我来！”

一个粗壮的身影挤过来，是我三弟家的老二，陈卫国。名字是我给起的，保家卫国，多响亮。

他一把抢过我手里最后一个小箱子，箱子不大，但沉，里面装的全是书。

陈卫国长得像他爹，敦实，话不多，但手上的劲儿不小。

我看着他把箱子轻松地搬下去，没跟他客气。

是该歇着了。

楼道里，挤满了人。

我五个弟弟，除了远在东北老家走不开的大哥，剩下的四个全来了。

他们的媳妇，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们，叽叽叽喳喳，把这本就不宽敞的楼道塞得像个集市。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种复杂的、混合了热情和某种期盼的笑容。

我知道他们在期盼什么。

我，陈岩，是他们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飞出去，还飞得挺高的“凤凰男”。

我是他们的体面，是他们的靠山，也是他们在这个小城里，唯一能仰仗的“大人物”。

现在，这个“大人物”要退休了。

树倒猢狲散？

不，他们想的是，趁着树倒之前，再从树上多薅叶子，多摇下几个果子。

“大伯，喝水。”

大嫂家的老大，陈卫兵，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

他是六个侄子里最机灵的一个，今年二十四岁，待业。

搪瓷缸子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红色的字，有点斑驳了。

我接过来，水是温的，不烫嘴，试得刚刚好。

这小子，有心。

我喝了一口，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紧张，有讨好，还有一种藏不住的野心。

“大伯，以后您就享清福了。”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嗯”了一声，把缸子还给他。

享清福？

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二弟家的老三，陈卫东，正被他妈，我的二弟妹，在后面悄悄捅着腰。

那意思是，上啊，快去你大伯跟前表现表现。

陈卫东一脸不情愿，嘴里不知道嘟囔着什么，但还是磨磨蹭蹭地往前凑。

我心里叹了口气。

这六个侄子，老大陈卫兵，老二陈卫国，老三陈卫东，老四陈卫民，老五陈卫强，老六陈卫党。

清一色的“卫”字辈，“国”字头。

全是我给起的名字。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出息了，得让家里这些娃儿也沾沾光，名字起得响亮，以后走出去，腰杆子都能挺得直一些。

现在看来，名字是响亮了，腰杆子，却没几个能自己挺起来的。

“大_伯……”

陈卫东终于挤到了跟前，憋了半天，脸都红了，就叫出两个字。

他妈在后面急得直跺脚。

我看着他，这孩子像他妈，瘦，有点怯。

“卫东啊，最近干啥呢？”我主动开口。

“没……没干啥，就在家……帮我爸妈看看店。”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二弟两口子在菜市口开了个杂货铺，蝇头小利，勉强糊口。

“嗯，帮衬家里，是好事。”我点点头，算是给他解了围。

他如蒙大赦，赶紧缩回头，躲到他妈身后去了。

二弟妹的脸上，挂不住了，狠狠瞪了自己儿子一眼，然后又冲我尴尬地笑。

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假装没看见。

东西很快搬完了。

新家在南城，一个叫“军安小区”的地方，算是给退休干部的一点福利。

房子比这里大，三室一厅，敞亮。

但我心里清楚，那不过是个好听点的养老院。

一大家子人，呼呼啦啦，又跟着我们去了新家。

张秀梅指挥着他们把东西归置好，她是个利索人，半辈子跟着我随军，南征北战，什么场面没见过。

这点小事，不在话下。

我坐在新沙发上，沙发有点硬，不习惯。

我什么也没干，就那么坐着。

我知道，我在等。

等他们开口。

晚饭是在外面吃的，城里最好的“全顺楼”，我掏的钱。

满满当大一桌子，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四个弟弟轮番给我敬酒，说的都是些“感谢大哥多年照顾”“祝大哥身体健康”之类的场面话。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

酒是好酒，茅台。

但我喝着，没味儿。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戏，终于要开场了。

还是我二弟妹，那个急脾气的女人，憋不住了。

她把酒杯重重一放，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着她。

“大哥，大嫂，”她站起来，脸上带着酒气，也带着一股豁出去的劲儿，“我们家卫东的事，您看……能不能给拿个主意？”

来了。

我放下酒杯，看着她。

“卫东怎么了？”我问，明知故问。

“还能怎么了！”二弟妹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二十好几的人了，整天在那个小破店里混日子，能有什么出息！大哥，您是领导，见识多，路子广，您给指条明路吧！我们两口子，给您磕头了！”

说着，她还真要往下跪。

我二弟，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赶紧拉住她，“你这是干什么！让大哥看笑话！”

“我不管！为了儿子，我这张老脸不要了！”二弟妹甩开她男人的手，眼泪说来就来。

一桌子的气氛，瞬间就凝固了。

侄子们都低着头，假装看自己面前的碗。

弟弟们有的抽烟，有的喝酒，就是没人看我。

只有大嫂家的陈卫兵，眼神闪烁，悄悄地观察着我的反应。

这小子，比他那些叔叔兄弟，都沉得住气。

我看着二弟妹，一个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但为了儿子，她能拉下所有的脸面。

可怜吗？

有点。

可恨吗？

也有点。

“弟妹，你先坐下，有话好好说。”我开口，声音很平静。

我的平静，似乎给了她更大的勇气。

“大哥！我不好好说，我就问你一句，你管不管！”她几乎是吼出来的。

“放肆！”

我没说话，我身边的张秀梅把酒杯一顿，厉声喝道。

“陈家老二家的！你跟谁俩呢！这是你大哥！你以为是菜市场跟你抢白菜的贩子？没大没小！”

张秀梅一发火，二弟妹的气焰，瞬间就灭了。

她有点怕这个大嫂。

当年我还在位子上的时候，迎来送往，张秀梅什么人没见过，什么阵仗没经历过。

她身上那股官家太太的气场，是这些弟妹们比不了的。

“大嫂，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心急……”二弟妹的声音，软了下来。

“心急？心急就有理了？你儿子的事，你当爹妈的不好好教，指望谁？你大哥刚退休，屁股还没坐热，你们就一个个地找上门来，怎么，是觉得你大哥欠你们的？”

张秀梅的话，像一把刀子，扎得每个人脸上都火辣辣的。

几个弟弟都低下了头。

我心里，倒是松了口气。

有些话，我不方便说，让秀梅来说，正好。

“好了，秀梅，少说两句。”我出来打圆场。

我转向二弟妹，语气缓和了一些：“卫东的事，我知道了。这样吧，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单位。”

二弟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大哥，您……您答应了？”

“我只是说看看。”我强调道，“你也知道，我现在退休了，人走茶凉，说话不一定好使了。”

“好使！肯定好使！大哥您是谁啊！”二-弟妹立刻破涕为笑，那张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那……大哥，我们家卫兵……”大嫂也坐不住了，小心翼翼地开口。

我看了她一眼。

“还有我们家卫国……”

“卫民……”

“卫强和卫党……”

一时间，饭桌成了求职会。

我没再多说，只是点点头，说：“一个一个来，我心里有数。”

一顿饭，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结束了。

我答应了。

我知道，我一开口，就收不回去了。

其实，在退休前，我就已经开始为他们铺路了。

这六个侄子，就像六块石头，压在我心上。

我得给他们每个人，都找个安放的地方。

不然，我这辈子，心里都安生不了。

这是我欠陈家的。

当年我能去当兵，是几个弟弟辍学，在家里刨地，供出来的。

这份情，我得还。

第一个，是老大，陈卫兵。

这小子有点小聪明，眼皮子活，就是心术不大正。

让他去企业，我怕他学坏。

让他去机关，正好，让纪律管着他。

我给以前的一个老部下打了个电话。

他现在是市人事局的副局长。

电话里，我没多说，就说是我侄子，想找个安稳点的工作。

老部下很上道，满口答应：“老领导，您放心，小事一桩。”

一个礼拜后，陈卫兵进了市工商局，合同工。

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在那个年代，能进机关，就是鲤鱼跳了龙门。

大嫂和三弟两口子，拎着大包小包来感谢我。

我把东西都退回去了，只留了两瓶好酒。

我说：“让卫兵好好干，别给我丢人。”

陈卫兵站在一旁，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大伯，您放心，我肯定努力！”

看他那样子，我心里没什么底。

第二个，是老二，陈卫国。

这孩子老实，没什么花花肠子，就是脑子不灵光。

让他去复杂的地方，他应付不来。

我想来想去，把他安排进了我们市的第二棉纺厂，当工人。

棉纺厂是国企，虽然效益开始走下坡路，但至少饿不死。

凭他的力气，在车间里干活，没问题。

我找的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以前我们部队搞联欢，认识的。

一个电话过去，事情就办妥了。

三弟三弟妹没说什么，大概觉得，总比在家待着强。

陈卫国自己，倒是挺高兴。

上班第一天，穿着崭新的工服来给我看。

“大伯，你看，好看不？”他憨憨地笑。

“好看。”我说，“好好干，别偷懒。”

“哎！”他响亮地应了一声。

六个侄子里，我最不担心的，可能就是他了。

第三个，陈卫东。

就是那个在饭桌上，被他妈逼着来求我的孩子。

他又瘦又弱，胆子还小，让他干体力活，不行。

让他进机关，他那性子，一天就得被人欺负死。

我想了很久，最后把他安排进了市图书馆。

这也是我托的关系，找的市文化局的一个熟人。

图书馆是个清水衙门，没油水，但也清净。

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整理图书，搞搞登记，适合他这种性格内向的人。

二弟妹虽然嘴上有点不满意，觉得图书馆没“钱途”，但总比在家里开杂货铺强。

她还是来谢我了，这次没哭，也没闹，就是脸上的笑容，有点假。

第四个，陈卫民。

这孩子是四弟家的，从小就皮，是几个孩子里最不服管教的一个。

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在社会上瞎混。

我四弟两口子，为他操碎了心。

对我这个大伯，他也是爱答不理的。

给他安排工作，最让我头疼。

最后，我心一横，把他送到了我一个老战友的汽修厂当学徒。

我那老战友，当年在部队就是技术大拿，修坦克修大炮，样样精通。

转业后，自己开了个汽修厂，生意红火。

我亲自把陈卫民送过去，对我那老战友说：“老哥，这小子交给你了，不用看我面子，该打打，该骂骂，只要别打残了就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让他学一门能吃饭的手艺。”

老战友拍着胸脯保证：“放心，交给我，三个月，我让他脱胎换骨！”

陈卫民看着我，眼神里有怨恨，有不解。

我没理他。

慈不掌兵，这道理，我懂。

对这种野马，你就得用烈性的法子治他。

最后是五弟家的一对双胞胎，陈卫强和陈卫党。

这两小子，长得一模一样，从小就调皮捣蛋，但身体素质都很好。

五弟的意思，是想让他们去当兵。

子承父业，也算是一种荣耀。

但我没同意。

我知道部队的苦，也知道现在的部队，不是光靠身体好就能混出头的。

我给他们想了另外一条路。

我找到了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也是我以前带过的兵。

我问他，局里还招不招联防队员。

那副局长心领神会，说：“老首长，招！随时都招！您的人，我们肯定优先！”

没多久，卫强和卫党，就穿上了那身跟警服很像，但又不是警服的制服。

成了片区的联防队员。

说白了，就是合同工的警察，没编制，但管用。

至少穿着那身皮，走出去，没人敢惹。

五弟和五弟妹，对此非常满意。

觉得比去当大头兵，有前途多了。

至此，六个侄子，六个岗位，尘埃落定。

我花了小半年的时间，动用了我这辈子积攒下来的人情关系。

有的人情，用一次，就少一次。

我知道。

但我不后悔。

那段时间，我们家门庭若市。

几个弟弟、弟妹，轮番上门。

送来的东西，从鸡鸭鱼肉，到烟酒茶糖，堆满了我们家不大的客厅。

张秀梅嘴上说着“不要了，快拿回去”，但脸上的笑容，却是藏不住的。

她享受这种被人尊敬，被人需要的感觉。

我也一样。

虽然嘴上不说，但每次看到侄子们穿着新工服，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跑到我面前，怯生生又带着点炫耀地叫我一声“大伯”时，我心里，是满足的。

我觉得，我这个“大家长”的责任，尽到了。

我这辈子，没白活。

退休后的日子，清闲得像一杯忘了放茶叶的白开水。

我和张秀梅每天的生活，就是散步，看报，去菜市场买菜。

偶尔，会有一些老战友，老部下，上门来坐坐，聊聊天。

但次数，越来越少。

大家都老了，都有自己的事。

人走茶凉，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我开始学着养花，在阳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盆栽。

君子兰，吊兰，还有几盆叫不上名字的多肉。

我每天给它们浇水，施肥，看着它们抽出新芽，长出绿叶。

时间，就在这一盆一盆的花草之间，悄悄溜走。

侄子们，一开始还经常来。

特别是老大陈卫兵，每个周末，都会拎着点水果，上门来坐坐，陪我聊聊天。

聊的，大多是单位里的事。

谁跟谁不合了，哪个领导又高升了，哪个岗位又有油水了。

我听着，偶尔点拨他几句。

“身在机关，要多看，多听，少说。”

“跟领导，要保持距离，太近了，他觉得你别有用心；太远了，他觉得你不是他的人。”

“同事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些话，是我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心得。

我毫无保留地教给他。

他听得很认真，不住地点头。

“大伯，我懂了，谢谢您教我。”

但慢慢地，他来的次数，也少了。

从一周一次，变成两周一次，再到一个多月才来一次。

来了，也是坐坐就走，说单位忙，有应酬。

我看得出来，他身上的“官气”，越来越重了。

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说话也开始打官腔，一套一套的。

看我的眼神，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纯粹的讨好和敬畏。

多了一丝审视，和一点点……怎么说呢，戒备。

有一次，他来家里，正好碰到我一个老战友也在。

那老战友，脾气火爆，说话直。

他看着陈卫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子，现在混得不错嘛！听说都当上科长了？”

陈卫兵赶紧陪着笑：“王叔叔，您可别笑话我了，就是一个副科，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别谦虚！”老战友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别忘了，你这份工作，是你大伯给你找的。做人，不能忘本！”

我看到，陈卫兵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

他笑了笑，没接话。

那天，他坐了不到十分钟，就找借口走了。

从那以后，他来的次数，更少了。

我知道，老战友的话，刺痛他了。

他现在是“陈科长”了，他需要撇清自己是靠关系上位的这个“污点”。

而我，这个给他安排工作的大伯，就成了那个最显眼的“污点”。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但我也理解。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他想进步，就得这么做。

只是，这茶，凉得比我想象的，要快一些。

老二陈卫国，倒是还跟以前一样。

每個月发了工资，都会让三弟妹给我送二十斤大米，十斤白面过来。

雷打不动。

他说：“大伯，我在厂里，别的没有，就是伙食好。这米，是东北的新米，您和伯母尝尝。”

我让他别送了，家里不缺。

他不听，下次还送。

他嘴笨，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那份心，是实的。

我和张秀梅，都挺喜欢他。

觉得这六个孩子里，就他，还像个亲人。

他在棉纺厂干得不错，因为肯吃苦，力气大，被调去干了机修。

后来，还评了个“劳动模范”。

奖状拿回来那天，他特意跑到我这儿，给我看。

那张红纸，被他揣在怀里，都捂出汗了。

“大伯，你看！”他笑得像个孩子。

我也由衷地为他高兴。

“好！好！卫国，有出息！”

但好景不长。

千禧年过后，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我们这个小城。

棉纺厂，没能撑过去。

宣布破产了。

成千上万的工人，一夜之间，下了岗。

陈卫国，也是其中一个。

他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都蔫了。

“大伯，厂子没了。”他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低着头，声音里满是茫然。

我看着他，心里堵得慌。

我能把他安排进厂，却不能阻止一个厂的倒闭。

时代的浪潮打过来，我这个退休的师级干部，也只是一片无能为力的枯叶。

“没事，卫国。”我拍拍他的肩膀，“天无绝人之路。你还年轻，有力气，有技术，怕什么？”

“我……我不知道我还能干啥。”

“你不是会修机器吗？这也是一门手艺。”

那段时间，我陪着他，到处找出路。

我们去了人才市场，去了职业介绍所。

但像他这样，只有初中文化，只会在棉纺厂修老旧机器的工人，根本没人要。

处处碰壁。

他越来越消沉，开始酗酒。

三弟妹跑到我家里来哭，说卫国像变了个人，天天喝酒，喝醉了就发脾气。

我听了，心里更难受。

是我，把他推进了一个看似安稳，实则脆弱的壳里。

现在，壳碎了，他被扎得遍体鳞伤。

我得拉他一把。

我拿出自己的积蓄，又找了几个老战友凑了点，一共凑了五万块钱。

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把钱交给陈卫国，我说：“卫国，别趴下！爷们儿，就得站起来！这点钱，你拿着，自己开个小修理铺。修什么都行，修自行车，修摩托车，只要是带轱辘的，咱都修！”

他看着我，眼眶红了。

“大伯……我……”

“别说了！钱算我借你的，以后挣了钱再还。要是赔了，就算我老头子看走了眼！”

陈卫国拿着那五万块钱，在城西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陈记车行”。

刚开始，没生意。

他就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

我每天都过去，陪他坐着。

我们爷俩，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就那么坐着。

后来，生意慢慢有了。

先是街坊邻居，推着自行车来补个胎，换个链条。

他手艺好，人也实诚，不坑人。

慢慢的，口碑就传开了。

来修车的人，越来越多。

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后来，连小汽车都有人开过来让他试试。

他的车行，从一个小门面，慢慢扩成了三个。

他不再酗酒了，人也精神了，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

他把那五万块钱，还给了我。

还多给了我两万，说是利息。

我没要，我说：“你拿着，扩大生意用。”

他坚持要给，他说：“大伯，这不一样。”

我看着他，知道这孩子，是真的长大了。

但从那以后，他来的次数，也少了。

他太忙了。

每天都有修不完的车，每天都有算不完的账。

偶尔在路上碰到，他会远远地按一下喇叭，摇下车窗，冲我喊一声：“大伯！”

然后，就一脚油门，又消失在车流里。

我理解他。

他得挣钱，得养家。

我心里，是踏实的。

至少，他靠自己的双手，站起来了。

陈卫东，在图书馆的工作，一干就是好几年。

波澜不惊。

他好像很满意这份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闲下来就看书。

几年下来，人看着文静了不少，说话也有条理了。

二弟妹嘴上还是会抱怨几句，说这工作没出息，挣不着钱。

但脸上，其实是满意的。

至少，儿子没在外面瞎混，有个正经单位。

说出去，脸上也有光。

卫东谈了个对象，是他们图书馆的女同事，一个很安静的姑娘。

两家父母见了面，都很满意。

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结婚那天，我去参加了婚礼。

卫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人模人样的，给我和张秀梅敬酒。

“大伯，伯母，谢谢你们。”他很认真地说。

我看着他，心里也感慨。

当年那个怯生生的小子，如今也成家立业了。

时间过得真快。

婚礼结束后，二弟妹拉着我的手，千恩万谢。

“大哥，要不是您，我们家卫东，哪有今天啊！”

我说：“是他自己争气。”

从那以后，卫东的生活，就彻底进入了另一种轨道。

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了自己的生活。

除了逢年过节，会带着媳妇孩子，上门来拜个年，送点礼品。

平时，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

他的世界，离我越来越远。

远到，我有时候在街上碰到他，他都好像没看见我，低着头就过去了。

有一次，我和张秀梅在公园散步，迎面碰到他带着媳妇孩子。

我刚想打招呼。

他却好像受了惊一样，拉着媳妇，快步拐进了另一条小路。

我愣在那里。

张秀梅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这孩子，怎么回事？看见我们，跟看见鬼一样！”

我没说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后来，我才从别人那里，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风声。

说卫东的岳父，是市里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

他不喜欢自己女婿家里，有太多“不清不楚”的社会关系。

我，这个给卫东安排工作的“大伯”，显然，就属于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明白了。

他不是没看见我，他是怕被他媳妇，被他岳父看见，他和我的关系。

我这个“恩人”，现在成了他的“负担”。

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把他从泥潭里拉出来，放到了岸上。

他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拉他上来的那只手，给甩开。

因为他嫌那只手上，沾了泥。

陈卫民，那个被我送到汽修厂的“野马”。

出乎我的意料。

他在那里，居然真的待下来了。

我那老战友，是个狠人。

据说，卫民刚去的时候，偷奸耍滑，没少挨揍。

有时候是拿扳手敲头，有时候是直接用脚踹。

但揍归揍，手艺，是实打实地教。

三个月后，我再见到陈卫民。

他像变了个人。

黑了，瘦了，但眼神，不再是以前那种混不吝的样儿。

变得沉稳，有光。

他见了面，没叫我“大伯”，而是叫了一声：“陈师长。”

这是我以前在部队的称呼。

我知道，这小子，心里对我，还是有怨气的。

但我也知道，他服了。

他跟着我老战友，一干就是五年。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师傅。

后来，他自己出来单干了。

也在城西，离陈卫国的车行不远，开了家自己的汽修厂。

他比陈卫国更有野心，也更有脑子。

专做大车的生意，修卡车，修货车。

几年下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成了我们这个小城里，小有名气的“陈老板”。

他买了车，买了房，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过上了他以前做梦都想过的日子。

但他，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

一次都没有。

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四弟，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有时候会来我这儿，替他儿子解释。

“大哥，卫民他……他忙，您别往心里去。”

“他说，等他再干出点名堂，一定好好孝敬您。”

我听着，笑笑，不说话。

我知道，他不是忙。

他是恨我。

他恨我当初，把他像个犯人一样，送去“劳改”。

他觉得，他有今天，是靠他自己的本事，跟我没关系。

我毁了他的“自由”，他现在，要用他的成功，来报复我。

可他不知道，如果当初没有我，他现在，可能真的就在哪个监狱里，唱“铁窗泪”了。

人啊，总是这样。

只记得住伤疤，记不住伤疤是怎么好的。

最后，是那对双胞胎，卫强和卫党。

他们在联防队，干得如鱼得水。

年轻，身体好，又能打。

很快，就成了片区里的“明星队员”。

抓小偷，斗流氓，调解邻里纠纷。

他们穿着那身制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

五弟和五弟妹，脸上有光。

走到哪里，都说：“我那俩儿子，是警察！”

虽然，只是联防队员。

他们也经常来我这儿，嘴里“大伯长，大伯短”地叫着。

给我讲他们队里的“英雄事迹”。

今天又抓了个贼，明天又端了个赌博窝点。

眉飞色舞，好像自己是电影里的战斗英雄。

我听着，只是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别乱来。你们那身皮，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给你们惹是生非的。”

他们嘴上答应着“知道了，大伯”，但眼神里，却是不以为然。

他们觉得，我老了，胆小了。

不懂他们年轻人的世界。

终于，出事了。

有一次，他们片区里，有个小混混，喝多了酒，当街调戏一个姑娘。

他们俩冲上去，三拳两脚，就把那小混混给制服了。

本来，送到派出所，也就没事了。

但他们，偏要“耍耍威风”。

把那小混混，带到了一个没人的巷子里，“教育”了一顿。

下手，重了点。

把人打成了脾脏破裂，内出血。

人家里，也不是好惹的。

一纸诉状，告到了市局。

五弟和五弟妹，哭着跑到我家里，跪在地上，求我救救他们。

“大哥！您可得救救卫强和卫党啊！他们还年轻，不能就这么毁了啊！”

我看着他们，头一次，感到了力不从心。

我退休太久了。

市局的那个副局长，我以前的兵，也已经调走了。

人脉，人脉，人走了，脉就断了。

我还是厚着老脸，打了一圈电话。

找了以前的各种关系。

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的。

“老首长，这事儿，不好办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讲究证据，影响太坏了。”

“对方家里，也托了人，我们很难做。”

最后，我找到了我以前的警卫员，他现在在市检察院工作。

他答应我，尽量斡旋。

最终的结果是，卫强和卫党，被开除了。

赔了对方一大笔钱。

拘留了十五天。

万幸，没有判刑。

那笔钱，五弟家拿不出来，是我给垫上的。

从拘留所出来那天，我去接他们。

两个小子，瘦了一圈，没了以前的嚣张气焰。

看到我，他们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我把他们带回家，张秀梅给他们做了顿饭。

席间，我只说了一句话：“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脚踏实地做人。”

他们俩，还是不说话，只是扒拉着碗里的饭。

从那以后，这对双胞胎，也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他们觉得，是我没本事，没能保住他们的工作。

他们觉得，是我害了他们。

如果当初，我让他们去当兵，而不是当什么联防队员，就不会有今天的事。

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他们现在，可能还在牢里。

他们也忘了，那笔救了他们命的赔偿款，是我出的。

就这样，六个侄子，六条路。

我以为，我给他们都安排好了。

到头来，却发现，每一条路，都通向了同一个终点。

那就是，离我越来越远。

2010年，张秀梅走了。

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从查出来，到走，不到半年。

她走的时候，很安详。

拉着我的手，她说：“老陈，我这辈子，跟着你，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也没什么遗憾。就是，有点放心不下你。”

“你这人，心太软。对那几个侄子，太好了。”

“以后，多为自己想想吧。”

我握着她冰冷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泪，流干了。

秀梅的葬礼，侄子们都来了。

老大陈卫兵，已经是市工商局的一个处长了。派头十足，来去匆匆，跟几个市里来的领导寒暄了几句，在我面前站了不到三分钟，就说有重要的会，走了。

老二陈卫国，开着他的面包车来的，风尘仆仆。在灵前，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头。眼睛红红的，陪了我一天，临走时，塞给我一个信封，说：“大伯，您节哀。这是我一点心意。”

我没要。

老三陈卫东，和他媳fù一起来的。两个人穿着得体，表情哀伤，但眼神，却很平静。他们送了一个花圈，上了一炷香，说了几句“伯母一路走好”，就走了。全程，没跟我有任何眼神交流。

老四陈卫民，也来了。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A6，派头比陈卫兵还大。他没进灵堂，就在外面，靠着车，抽了一根烟。然后，让他的司机，送进来一个信封，就开车走了。

老五家的双胞胎，卫强和卫党，也来了。他们俩开了个小饭馆，天天跟油烟打交道，看着比同龄人沧桑不少。他们在我面前，站了很久，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叹了口气，走了。

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秀梅说得对。

我这一辈子，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太好了？

秀梅走了以后，偌大的房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空荡荡的。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养的花，死了一大半。

不是忘了浇水，就是浇水太多。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闭上眼，就是秀梅的样子。

就是几十年前，在部队里的那些日子。

热血，青春，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

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找上了门。

桌子上的药瓶子，比饭碗还多。

我开始害怕。

不是怕死。

是怕，就这么孤零零地，死在这个空房子里。

死了，都没人知道。

2018年的冬天，特别冷。

我得了重感冒，引发了肺炎，住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看着白色的天花板。

我突然，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话。

我拿起了手机。

通讯录里，存着那六个侄子的号码。

我犹豫了很久。

第一个，我打给了陈卫兵。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哪位？”声音很威严，带着一丝不耐烦。

“卫兵，是我，大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哦，大伯啊，您有什么事吗？”语气，客气，但疏离。

“我……我住院了，在市医院。”

“住院了？严重吗？”

“肺炎。”

“哦，那您好好休息，多喝水。我这边……我这边还有个重要的会，先不跟您说了啊。改天，改天我去看您。”

“嘟……嘟……嘟……”

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愣了很久。

改天，是哪天？

我笑了笑，自嘲。

我怎么还对他们，抱有幻想呢？

我又翻到了陈卫国的号码。

我想，他应该会来吧。

电话很快就接了。

“喂，大伯！”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只是带着一丝疲惫。

“卫国啊，忙吗？”

“忙！怎么不忙！快过年了，生意好得很！大伯，您有事？”

“我住院了。”

“住院了？！”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怎么回事？严重不？在哪家医院？”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心里，暖了一下。

“没事，就是肺炎，在市医院。”

“市医院？行！我知道了！大伯，您等着，我……我忙完这两天，马上就去看您！”

“不用，你忙你的。”

“那哪儿行！您等着我！”

电话挂了。

我心里，升起了一丝希望。

也许，卫国，还是念着我的。

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

他没来。

第四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说：“大伯，对不住，这两天实在走不开，有个大活儿！明天，明天我一定去！”

第五天，他还是没来。

第六天，我出院了。

他，终究还是没来。

后来，我听三弟说，卫国那几天，接了个大单，给一个运输公司，修十几辆大卡车，挣了好几万。

为了那几万块钱，他把我这个住院的大伯，给忘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一个个地，把电话打了过去。

陈卫东，说他要陪岳父去北京看病，走不开。

陈卫民，电话是秘书接的，说“陈总在开会，有什么事可以留言”。

卫强和卫党，说他们的饭馆，年底人手不够，实在请不了假。

每一个，都有理由。

每一个理由，听上去，都那么正当。

正当到，让我这个躺在病床上，孤苦无依的老头子，都觉得自己这个电话，打得多余，多么不合时宜。

我，成了他们“美好生活”的打扰者。

那天，我在病房里，坐了一夜。

窗外，是万家灯火。

窗内，是我一个人的，无边孤寂。

我想起了我那几枚军功章。

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两次。

三等功，四次。

每一枚，都是用命换来的。

我保卫了国家，保卫了人民。

到头来，却连一个，能在病床前，给我递杯水的人，都没有。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出院后，我的身体，大不如前。

走路，都得拄着拐杖。

我把那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卖了。

换到了城郊，一个很老旧的小区，一楼，一室一厅。

剩下的钱，我存了起来。

我不想再给任何人，添任何麻烦了。

我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自己吃药。

日子，过得像一口枯井，掀不起半点波澜。

我不再给他们打电话了。

他们，也从来没有打过来过。

我们之间，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

一种，相忘于江湖的默-契。

2022年，春节。

这是我过的，最冷清的一个春节。

除夕夜，我一个人，包了点饺子。

猪肉白菜馅的，秀梅最喜欢吃。

我对着电视，看着春晚，吃着饺子。

饺子，没味儿。

电视，也吵得我心烦。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

窗外，响起了稀稀拉拉的鞭炮声。

我的手机，也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了。

“喂，是……是陈岩，陈大伯吗？”

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有点怯生生的。

“我是，你是？”

“我……我是陈卫国的女儿，我叫陈思思。”

陈卫国，居然有个女儿了。

我一点都不知道。

“哦，思思啊，新年好啊。”

“大伯，新年好。我……我爸让我给您拜个年。”

“你爸呢？”

“他……他在跟朋友打牌。”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麻将声，还有一个男人醉醺醺的吼叫。

是陈卫国的声音。

“杠上开花！哈哈！给钱！给钱！”

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思思，让你爸接电话。”

“哦……好。”

过了很久，陈卫国才接过电话。

“喂……喂！大伯啊！新年好啊！发财！发财！”

酒气，隔着电话，都能熏到我。

“卫国。”我叫他的名字。

“哎！大伯！您说！”

“你还记得，你开店的钱，是谁给你的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麻将声，好像也停了。

“大伯，我……”

“你忙吧。”

我挂了电话。

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

就是觉得，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那天晚上，我又是一夜没睡。

我把我那几枚军功章，都拿了出来。

在灯下，一枚一枚地擦。

擦得锃亮。

我想，我这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这些冰冷的铁疙瘩？

还是为了那些，早已把我忘记的人？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联系了市里的一个慈善基金会。

我说，我要捐款。

把我所有的积蓄，还有我这套房子，在我死后，全都捐出去。

用来，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困山区的孩子。

基金会的人来了，是个很干练的年轻人。

他帮我办好了一切手续。

签完字，按完手印。

他看着我，问：“陈老先生，您……没有子女吗？您的亲人，都同意您的决定吗？”

我笑了笑，说：“我没有子女。”

“至于亲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我这点东西，他们，看不上。”

年轻人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不解。

我知道，他不懂。

有些痛，是无法与人言说的。

从那以后，我的心，好像彻底平静了。

我不再去想那些侄子们。

不再去想，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每天，还是散步，养花，看报。

只是，我的心里，多了一份牵挂。

我会定期给基金会打电话，询问那些孩子的情况。

听说，我资助的第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是个女孩。

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里，她叫我“陈爷爷”。

她说：“陈爷爷，谢谢您。是您，给了我走出大山的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像您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很久。

信纸，都被我的眼泪，给浸湿了。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十八岁那年。

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

乡亲们敲锣打鼓地送我。

我娘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娃儿，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干！”

我爹，一个不善言辞的庄稼汉，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去吧，别给咱陈家丢人。”

我对着他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踏上了那条，改变了我一生的路。

梦醒了。

天，也亮了。

我看着窗外，一轮红日，正在缓缓升起。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

拄着拐杖，走到阳台。

那几盆快要死掉的花，居然，又冒出了新芽。

绿油油的，在晨光里，闪着光。

我笑了。

原来，生命，是不会被轻易辜负的。

只要你，还愿意，给它一点阳光，一点水。

它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你。

我想，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