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聪被拐案背后的村庄：5个人贩子都来自一个村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对罪犯张维平、周容平执行死刑。

至此，“申聪被拐案”落下帷幕，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何以至此？

根据申聪的父亲申军良向红星新闻提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显示，除张维平、周容平两名拐卖儿童罪的主犯外，申聪被拐案还涉及其他3名人贩子，他们分别是：被判无期徒刑的杨朝平、刘正洪，以及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的陈寿碧（女）。

↑申军良（右）和另一名被拐孩子家长

研读前述《判决书》发现，申聪被拐案的这5名人贩子都来自同一个村庄——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黄杨镇清溪村。

“这事发生后，在我们村中引发极大震撼。”4月27日晚，清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尹际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们感到很痛心，但这是他们罪有应得。”

01

村里出了5个人贩子

“申聪被拐案”至今早已广为人知。

2005年1月4日10时许，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等4人来到位于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庄街道江龙大道68号的出租屋楼下。随后，由周容平、陈寿碧在楼下把风、接应，杨朝平和刘正洪带着大号透明胶、辣椒水等工具，闯入申军良租住的出租屋内。

据申军良向红星新闻介绍，案发时，他还在厂里上班，他妻子于晓莉正在出租屋内做饭，当时即将满一周岁的儿子申聪则在床上睡觉。

判决书显示，杨朝平和刘正洪进入屋内后负责捆绑和控制于晓莉，随后，他们把申聪强行抱走并转交给周容平和陈寿碧藏匿。最后再由周容平转交给张维平销售，张维平以13000元的价格将申聪贩卖后分赃。

法院审理认为，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等5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拐卖儿童罪，依法应予惩处。而张维平，包括参与申聪被拐案在内，他前后一共参与拐卖儿童9宗、涉及9名儿童，且是累犯。

据申军良向红星新闻透露，在周容平被执行死刑前，周容平的弟弟多次给他致电，希望他能给周容平出具谅解书，期待周容平能免去一死。周容平弟弟对此给出的理由是：“我哥就参与这么一单。”

事实上，在申聪被拐案中，周容平的角色不容忽视。判决书显示，周容平是“犯意的提起者”：事前，他伙同同案被告人密谋策划、准备犯罪工具；事中，他具体参与入户强抢被害人的行为；事后，他又将被害人交给张维平贩卖。

法院认为，在申聪被拐案中，周容平的作用最重要，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给当地群众的安全感造成极大危害，依法应予严惩。

在申聪被拐案中，尽管张维平只是“转手倒卖”角色，但这是个累教不改的惯犯。判决书显示，1999年7月19日，张维平因拐卖儿童罪被原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07年3月2日，张维平因犯盗窃罪被原增城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10年5月31日，张维平又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满释放后，张维平又参与拐卖申聪的案件。

令人震惊的是，前述5名人贩子都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黄杨镇清溪村，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年纪最小的是刘正洪，出生于1982年。

“相对于其他人贩子，刘正洪的家教其实还不错。”4月27日晚，清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尹际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对此，村里也感到很震惊，但他同时强调，“村民也认为，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

除了都来自同一个村庄，前述5名人贩子还存在更亲密的关系，比如张维平和周容平是老表关系——“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此外，周容平和陈寿碧还是夫妻关系。

一个村里为何出现5个人贩子？尹际试着向红星新闻分析：“应该说，这里面有过去贫穷落后的因素，也有文化知识太少、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

据他介绍，前述5名人贩子书读得少，出社会也早，加上出去后，他们和村里的联系也很少，这导致他们走上了歧途。

“这是很痛心的事情，但也很可恨。”尹际说，“事已至此，他们也要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负责，我们觉得这个（法院判决）是公正的。”

02

为何对“老乡”也下狠手？

贩卖儿童无疑给他人、社会带来巨大伤害。人们的困惑在于，同为在外漂泊的打工人，为何不能对他人的冷暖和苦难感同身受？

特别是张维平，判决书显示，他很少进厂打工，白天大多在出租屋睡大觉，看到哪里有孩子，他就冒充老乡套近乎、在附近租房，主动给孩子买糖、混熟后，以帮忙照看孩子或趁人不注意时，突然抱走孩子售卖。

查阅判决书发现，张维平，这是个几乎以贩卖儿童为业的人，每个儿童经他手售价在1.2万到至1.3万元不等，由此给被拐家庭带来巨大伤害。

2005年12月，为拐卖儿童牟利，张维平在广州市黄埔区龙珠酒店后面的出租屋租房居住。期间，他故意搭讪、结识在此居住的夏某菊一家，同年12月31日7时，趁夏某菊的家人不注意，张维平把夏的儿子杨某鑫（当时年仅2岁2个月）抱走，最后以1.2万元的价格售卖。

据夏某菊向警方介绍，孩子被拐后，丈夫杨光（化名）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到2008年上半年，丈夫开始自言自语，总觉得有人要杀他，有时还把水果刀带在身上。

“他不愿去看病，2008年下半年，我们就带他从广州坐火车回四川达州老家。”夏某菊说，但上火车没多久，丈夫就去厕所了，但很久，她都没有见丈夫从厕所出来，“去厕所看，也见不到人，火车广播也找不到人”。

在紧张和不安中，火车驶入四川境内，夏某菊突然接到乘警电话说，在广东清远市境内有个人，想让她确认是不是她要找的丈夫杨光。

“乘警没说这个人当时怎么样了，我们到了清远才知道，我丈夫跳火车死了。”夏某菊说，随后，她带着丈夫的骨灰回到了四川老家。

杨某鑫被拐时，是由他爷爷杨某平带的。因此，杨某平很是内疚，甚至很害怕再次带孩子。杨光的哥哥杨斌（化名）介绍，父亲后来在老家帮他带孩子，但历经侄子杨某鑫被拐后，父亲很害怕再带小孩，“他经常叫我回去带小孩，他出来打工。”杨斌说。

据申军良介绍，申聪被拐走后，他妻子也受到极大精神打击，一度造成精神失常，曾被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如今孩子找回后，她的精神状况才逐渐好转。”申军良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另一被拐孩子的母亲也介绍，2005年5月26日，儿子欧阳某豪被拐时还不到3岁，因伤心过度，她家婆当年就去世了，“去世时才50多岁”。

判决书载明，经查，张维平在2003年11月至2005年12月两年多时间内，一共拐卖儿童9人，对被拐儿童的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导致1名儿童的父亲自杀死亡，3名被害人至今下落不明，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给群众的安全感造成极大危害，应予严惩。

红星新闻查阅相关判决书发现，张维平参与的系列儿童拐卖案件中，受害者都是和他一样来自他乡、在广东漂泊的打工人，但共同的出身和经历并不能阻止他对“老乡”们下狠手。相反，利用共同的出身和“老乡”对他的信任，利用给孩子买糖、逗孩子玩的机会，张维平努力和对方混成“脸熟”，期待自己突然抱走孩子的那一刻，孩子不会因此哭闹。

在同村人看来，“张维平们”也很陌生。“在村里等熟人社会，他们的表现还可以，没有出现偷盗、打架等不法行为，但在外面却干出这样的事来。”尹际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除前述提及的这5个人贩子外，最近这些年，全村800多户、3000多人中，没再出现一单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