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武王墩墓的青铜容器（上新了）

张闻捷 林宇昕

武王墩墓出土的三环钮子母口高足鼎。

武王墩墓出土的储酒器铜钫。 以上图片均为武王墩考古队提供

“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在武王墩墓出土的1万余件珍贵文物里，青铜容器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从气势恢弘的列鼎，到精美绝伦的三足球形瓮，它们不仅精准揭示了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也为我们集中展现出楚考烈王最后一场盛宴的宏大规模与奢华排场。

据不完全统计，武王墩墓随葬的青铜容器共计154件/组，包括鼎、簋、簠、豆、敦、壶等不同类别，涵盖了炊煮器、盛食器、酒器等礼仪全流程所需的各式器皿。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不少容器的组合、数量等又超出了宗庙祭祀所需之制，尤其是青铜鼎，达到了9类44件之多，并非我们所理解的楚王九鼎之数。考烈王为什么要随葬如此之多的青铜容器？这些青铜容器究竟有着怎样的礼仪功能？

武王墩墓的3件青铜大鼎体积太大，“体重超标”，历经2000多年的站立，足部已不堪重负，所以大家在博物馆里看到它们足部都缠上了厚厚的“绷带”。经测量，这3件大鼎里最大的一件通高约111厘米、口径超88厘米，是目前所见东周时期口径最大的青铜鼎。类似的大鼎也见于武王墩墓南部十几公里的李三孤堆墓中，也就是著名的“铸客大鼎”，器主人被认为是考烈王的儿子楚幽王熊悍。说明战国晚期，楚国比较流行铸造体积巨大的铜鼎。在铸客大鼎的腹部和腿部都刻有“安邦”两字，对于楚人来说，这些大鼎不仅是烹煮的礼器，也蕴含了楚人期望国家安定、国民安康的美好愿望。

此外，与楚地常见的束腰平底升鼎、带盖子母口小鼎所不同的是，这3件大鼎均作无盖、折沿型，出土时鼎内均盛有大块的牛、羊、猪骨骼，鼎的底部也有厚厚的烟炱痕迹，说明是烹煮这些肉牲的器具，典籍中通常称之为“镬鼎”。既然是烹煮之器，为何不配盖子呢？大经学家郑玄在《仪礼·士昏礼》“期，初昏，陈三鼎于寝门外东方……设扃鼏”的注释中指出：“扃，所以扛鼎。鼏，覆之”，意为：扃是用来抬鼎的工具，鼏则覆盖于鼎上。唐人贾公彦疏曰：“以茅覆鼎，长则束其本，短则编其中”。也就是说，这种大鼎在使用时专门用茅草来做盖，并遵循茅本(根部)朝向东方、茅末(草尖)朝向西方的原则，以尊崇阴阳的宇宙秩序。但历经2000多年，茅草之盖难以保存下来，所以今天呈现的都是无盖大鼎了。

在先秦两汉时期，九鼎既是王权身份的代表，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在武王墩墓中，恰好出土了9件一组的束腰平底升鼎，搭配8件一组的方座铜簋。楚国东迁寿春后，国势日蹙，财用不足，所以连这9件象征身份等级的升鼎也是拼凑而来，并非同批制作而成。

武王墩墓还出土了其他各种形制的青铜鼎35件。其中的一套三环钮的子母口鼎，盖子和器身呈子母口扣合，盖上一圈制作了3个环形小钮，粗细略有不同，但总体形制属于同一类铜鼎，而且出土时也基本集中在一处。这套偏小的列鼎共有7件，由此说明，武王墩墓内的正鼎至少包含了两套，其中9件束腰平底鼎搭配铜簋，而7件三环钮子母口鼎搭配铜簠，从而形成了鼎簋、鼎簠两套礼器组合。九鼎八簋是周礼的代表，是楚人系统学习周礼的结果，而鼎簠搭配则是周代江淮地区盛行的“地方化”礼器组合形式，是周礼的“变体”，也被楚人纳入了自己的礼制系统内。这体现了楚人在融合中原礼制与南方传统的基础上，对于礼乐系统的本土化重构。

周代的祭祀活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仪式表演。在楚王的这场“盛宴”中，食物的种类是极其丰富的。其中，铜簋一般被认为是盛放黍粟的，这是北方地区的主食品种，而铜簠则是盛放稻粱的，多产于南方地区，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上面提到的随葬鼎簋、鼎簠两种组合的缘由。佳肴之外，美酒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武王墩墓中出土的青铜酒器包括钫、圆壶、尊缶等。这些酒器在出土时往往是两两成组，因为根据周礼规定，饮酒之时一定要配上“玄酒”或“明水”，其实都是指清水，因为水深色黑所以称为“玄”，而祭祀所用的清水多要求在月明之夜去收集，以示洁净，所以又被称为“明水”。周礼崇古，而太古时还没有发明酒，所以就用清水来替代，另一方面，以水配酒是希望防止饮者醉酒误事。

考烈王的一生奋勇抗秦，矢志不渝。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深刻感受到秦人“并吞天下”之威胁的楚、燕、赵、魏、韩五国组成历史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具有最强实力的楚考烈王被推选为纵长，但最终因作战不利抗秦失败。3年后，考烈王去世，在楚都寿春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从其墓中的随葬品看，当时燕、赵、魏、韩甚至秦国，都派遣使者送上了赠赙之物，以助丧仪。如墓中出土的一件乳突环钮子母口鼎，蹄足粗矮，铸铭与刻铭并存。口沿处刻“豊”字，表明做器者身份，而器身下腹部铸有中山国文字“三枼左使车啬夫孙固工”，其后补刻重量，属中原式样，表明这件器物原产于中山国；还有两件细足外撇的铜鼎，学界普遍认为是属于典型的越式铜器，应来自百越之地。这些来自四方的馈赠，不胜枚举，共同见证了这位楚王最后的荣光，也生动地反映出战国时期频繁的文化交流现象，为秦的大一统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