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关了，灯灭了，我该走了——可那十八双袜子，带了一辈子

回到厂里的时候，是第四天傍晚。

小崔在门口等着，看见我下车，跑过来。她张了张嘴，想问什么，看见我的脸色，又咽回去了。

“厂长，你……”

“没事。”我说，“累了。”

走进车间，机器停着，工人们在打扫卫生。朴阿姨看见我，笑着打招呼。我点点头，没说话。

走到第三排，那个靠窗的位置。

窗台上，那个线轴还在。缠着那截白线头，落了薄薄一层灰。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伸手，把线轴拿起来，揣进口袋里。

小崔跟在后面，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把抽屉打开。十七双袜子，整整齐齐码着。旁边是恩珠那个账本，边角卷得不成样子。还有那两块糖，纸上画的心还看得见。

我把那双新袜子放进去。

第十八双。

崔姑娘织的，灰色的，针脚细细的，里面缝着“厂长好人”。

我把抽屉关上。

坐在黑暗里。

窗外那盏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院子，照着那条她们挑水走过的路。

柴油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像心跳。

我给老张打了个电话。

“老张，我想把厂关了。”

他沉默了很久。

“见到她了？”

“嗯。”

“她不回来？”

“嗯。”

又沉默了一会儿。

“兄弟，你打算怎么办？”

“回国。把厂子处理了，回国。”

“那工人呢？”

我看着窗外那盏灯，看着那些黑漆漆的宿舍。

“给她们多发一个月工资。能安排的，帮着安排一下。”

老张叹了口气。

“行。你回来吧。这几年，你也累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坐了一夜。

第二天，我把小崔叫来。

“厂子要关了。”

她愣住了，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厂长，你……”

“我想好了。”我说，“帮我把工人叫来，我有话跟她们说。”

院子里，五十个工人站在一起。朴阿姨站在最前面，朴顺女挨着她。她们看着我，眼睛里全是问号。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她们。

“厂子要关了。”我说，“对不起。”

院子里静极了。连柴油发电机的声音都显得特别响。

朴阿姨往前走了一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在抖。

“厂长，为什么？”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小崔在旁边轻声说：“厂长去找崔姑娘了。她不回来。”

朴阿姨愣了，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她握着我的手，说了很长一段话。小崔翻译着，声音也颤了：

“她说，她知道崔姑娘。那个姑娘命苦，从小就苦。她说，厂长你是个好人，可好人有时候也没办法。她说，她不怪你。她们都不怪你。”

我看着那些工人，看着那些眼睛。朴阿姨的，朴顺女的，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

她们不怪我。

可我怪自己。

那天下午，我开始处理厂子的事。

设备能卖的卖，不能卖的就算了。地皮是租的，退了就行。账上还有点钱，够发工资的。

小崔帮我算账，算着算着就哭了。

“厂长，你就不能不走吗？”

我没说话。

晚上，工人们自发地包了包子。白菜猪肉馅的，和以前一样。她们排着队，一人两个，用纸袋装着。

可这回，没人放进布包里。

朴顺女捧着那两个包子，走到我面前，递给我。

“厂长，给你。”

我看着那两个包子，看着她红红的眼睛，接过来。

咬了一口。

咸的。

分不清是馅咸，还是眼泪咸。

最后一个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个抽屉打开。

十八双袜子，一个账本，两块糖。

我把它们装进一个布袋里，系好，放在胸口。

走出办公室，站在院子里。

那盏灯还亮着。

柴油发电机还在响。

可明天，它就会停了。

永远的。

我转过身，看着那间车间，看着那些黑漆漆的窗户，看着那条她们挑水走过的路。

五公里外的河，还在流。

那些扁担，还靠在墙角。

那些包子，再也不会有了。

我走到厂门口，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

那盏灯，亮着。

照着空荡荡的院子，照着那扇永远关上的门，照着那条再也没人走的路。

我转过身，走进夜色里。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线轴，攥在手里。

缠着白线头，细细的，软软的。

崔姑娘的。

我把线轴放在厂门口的石台上。

然后转身，走了。

没回头。

身后，那盏灯还亮着。

亮着，等着。

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天亮的时候，我上了火车。

窗外的朝鲜，一点一点往后退。那些山，那些村子，那些土坯房，那些佝偻着背的人。

一点一点模糊，一点一点消失。

怀里揣着那十八双袜子，那个账本，那两块糖。

还有那双新的，灰色的，缝着“厂长好人”。

火车过了江。

丹东到了。

高楼大厦，霓虹灯，车水马龙。

我下了车，站在站台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

有人接站，有人送行，有人笑，有人哭。

都跟我没关系。

手机响了。是老张。

“到了？”

“到了。”

“晚上给你接风。”

“好。”

挂了电话，我走出车站。

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

口袋里，那个线轴硌着大腿。

我没扔。

扔不掉。

这辈子都扔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