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班嘲笑我是没爸没妈的孩子，继父搬砖供我读研，毕业后我成了谁也惹不起的人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小学三年级那个下午。

体育课自由活动，我们几个男生在操场边玩弹珠。李强——我们班最胖的那个，他爸是开砖厂的——突然指着我说：“陈默，你弹珠哪来的？偷的吧？”

我说是我继父买的。

“继父？”李强怪笑起来，“哦，就是那个瘸子啊！天天在工地搬砖的那个！”

周围几个男生跟着笑。弹珠坑边的土被踩得乱七八糟。

“他不是瘸子。”我攥着拳头。

“怎么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走路一拐一拐的！”李强凑过来，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你没爸没妈，找个瘸子当爹，真丢人！”

“我有妈！”我吼出来。

“你妈跟人跑了！不要你了！”李强推了我一把，“没人要的野种！”

我脑子一热，扑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他胖，力气大，把我按在地上，拳头往我头上砸。旁边的人都在起哄：“打！打！没爹的孩子还敢还手！”

最后是体育老师把我们拉开。我鼻子流血了，校服扣子扯掉两颗。李强只是衣服脏了点。

老师问怎么回事。李强说：“他先动手的！”

我说：“他骂我。”

“骂你什么？”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那些话像刺，扎在喉咙里。

“都去办公室！”老师不耐烦。

在办公室，班主任王老师皱着眉：“陈默，你怎么又打架？上周才因为和同学吵架写过检查。”

“他骂我继父是瘸子，骂我没爸没妈。”我低着头，盯着鞋尖上的泥。

王老师叹了口气：“同学之间开玩笑，你别太敏感。再说，你继父……确实腿脚不太方便，人家说的也是事实。”

我猛地抬头看她。

她避开我的眼神：“行了，回去写份检查，明天交。李强，你也有错，给陈默道个歉。”

李强撇撇嘴：“对不起。”

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王老师挥挥手：“好了，都回教室吧。”

走出办公室，李强在我耳边说：“听见没？老师都说我说的是事实。你继父就是个瘸子，搬砖的瘸子！”

我没再还嘴。擦掉鼻血，把校服拉好，走回教室。

从那天起，全班都知道：陈默没爸，亲妈跟人跑了，现在有个瘸腿的继父，在工地搬砖。

他们给我起外号：“小瘸子”、“砖头仔”、“没人要”。

我的作业本经常“不小心”掉进水桶。我的凳子腿上被涂满胶水。放学路上，总有人跟在我后面学瘸子走路，一拐一拐，哄笑声能传半条街。

我试过告诉老师。老师说：“同学闹着玩，你别理他们就行了。”

我试过告诉继父。他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手上全是机油，听了半天，说：“默啊，咱不惹事。好好读书，书读好了，别人就不敢瞧不起你了。”

他说这话时，没看我，一直低头拧螺丝。夕阳照在他佝偻的背上，工服洗得发白，后颈晒得黝黑。

我没再告状。

我亲爸在我五岁时死的。车祸。拉水泥的拖拉机翻进沟里，人当场就没了。

记忆里，爸个子很高，喜欢把我扛在肩上。他去世后，家里那面墙上挂了他的黑白照片，我每天对着照片喊“爸”，可照片不会答应。

妈哭了整整一年。后来不哭了，开始拼命干活。她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三班倒，眼睛熬得通红。晚上回家，还要种家里的两亩地。

我七岁那年，妈累倒了，住院半个月。医药费是找亲戚借的。

出院后，外婆来找妈，两人在屋里说了很久。我趴在门缝听，外婆说：“你还年轻，不能这么熬下去。孩子才七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妈哭着说：“我对不起建军（我爸的名字）。”

外婆说：“建军在天上，也想看你们娘俩过得好。”

后来，妈嫁给了继父。

继父叫王大山，邻村的。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左腿落下残疾，走路有点跛。因为残疾，一直没娶上媳妇。人老实，话少，在建筑队干活。

结婚那天，很简单。继父穿了一身新衣服——深蓝色的中山装，洗得发硬。妈也穿了件红衣服。请了两桌亲戚，吃了顿饭，就算成了。

晚上，继父蹲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铁皮文具盒，上面印着孙悟空。

“默娃，”他声音粗粗的，“以后，我供你读书。”

我没接文具盒，跑回屋里，把门关上。

那晚，我听见妈在哭，继父在院子里抽烟，抽了很久。

继父确实在供我读书。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一辆破自行车去工地。车后座绑着铁锹、瓦刀，叮当作响。晚上回来，一身水泥灰，头发上都是土。

但他从不空手回来。有时是几块工地发的馒头，有时是半包榨菜，有时是工头给的苹果——有点磕碰的，便宜处理。

他把好的留给我和妈，自己吃最差的。

我上初中后，开销大了。学费、书本费、资料费，加起来不是小数目。妈在纺织厂下岗了，去饭店洗碗，一个月八百块。

继父的工钱，一半寄回老家给他老娘，一半留给我们。

初二开学，要交三百块资料费。妈翻遍抽屉，只有一百多。她愁得直掉眼泪。

继父说：“别急，我想办法。”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吃饭。很晚才回来，手里攥着一卷钱，全是零票，沾着泥。

“给，三百。”他把钱递给妈。

妈问：“哪来的？”

继父笑笑：“工地加班，多干了点活。”

后来我才知道，那阵子工地赶工期，晚上需要人看场子——守着水泥、钢筋，防止被偷。一晚上二十块钱，继父主动揽了这活。白天搬砖，晚上看场，连续干了半个月。

三百块钱，是他熬了十五个通宵换来的。

我把这事写进了作文里。语文老师当着全班念了，说：“同学们，要珍惜父母的辛苦付出。”

下课后，李强——他和我考到了同一所初中——凑过来说：“陈默，你继父真行啊，白天搬砖，晚上看门，跟狗似的。”

我没说话，把作文本撕了。

高中我考上了县一中，住校。学费更贵了。

继父去了更远的工地，据说一天能多挣二十。他买了辆二手摩托车，每天来回跑四十多里路。

高二那年冬天，特别冷。我的棉袄旧了，不保暖，上课直哆嗦。

周末回家，继父看见我冻得发紫的手，没说什么。第二天，他去了县城，晚上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试试。”他递给我。

是一件新棉袄，藏蓝色的，厚厚的。标签还没剪，上面标价：一百八十元。

我愣住了。一百八，相当于继父搬三四天砖的钱。

“哪来的钱？”我问。

“发了点奖金。”继父轻描淡写，“快试试，合不合身。”

我穿上，很暖和，大小正好。

妈悄悄告诉我：“你爸把烟戒了。戒了三个月，省下的钱给你买的棉袄。”

我摸着棉袄柔软的里子，鼻子发酸。

继父抽烟有年头了，最便宜的那种，一包两块五。干活累了，蹲在墙角抽一根，是他唯一的享受。

为了给我买件棉袄，他戒了。

高考前三个月，继父出事了。

工地脚手架塌了，他摔下来，左腿骨折。工头送他到医院，交了押金，就不管了。

妈去医院照顾他，我周末去看他。

病房里，继父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吊得老高。脸瘦了一圈，颧骨凸出来。

看见我，他努力笑了笑：“默娃来了。”

我问：“疼吗？”

“不疼。”他说，“你好好复习，别操心我。”

医药费是个大问题。工头只肯赔一万，说继父自己不小心。实际上，是脚手架质量不过关。

继父想认了。妈不同意，去找工头理论，被骂了出来。

那个周末，我没复习，去了工地。找到工头，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

我说：“我爸的腿，是你们脚手架的问题。你们得负责。”

工头斜眼看我：“小子，你谁啊？”

“王大山是我爸。”

工头笑了：“哦，那个瘸子啊。他自己没站稳，怪谁？”

我说：“我去劳动局告你们。”

工头脸色变了：“告？你告得赢吗？你爸还在我这儿干活呢！”

“他以后不在这儿干了。”我说，“但你得赔钱。不然，我就去告，天天来工地门口举牌子，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这儿的脚手架会塌。”

我说这话时，腿在发抖。但声音没抖。

工头盯着我看了半天，骂了句脏话，从抽屉里数出五千块钱，扔在桌上：“滚蛋！以后别让我看见你！”

我拿着钱，去了医院。

继父看见钱，愣住了：“哪来的？”

“工头赔的。”我说。

“他肯赔？”

“肯。”

继父看着我，眼神复杂。良久，他说：“默娃，你长大了。”

我说：“爸，你好好养伤。我考上大学，带你过好日子。”

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叫他“爸”。

他眼圈红了，转过头去，假装看窗外。

高考成绩出来，我过了重点线。能报省城的重点大学。

填志愿那天，继父拄着拐杖来了学校——腿还没好利索，但能慢慢走了。

班主任很高兴：“陈默有出息！王师傅，你培养得好！”

继父憨厚地笑，搓着手，不知道说什么。

我问：“爸，报哪个学校？”

继父说：“你定。你想学啥，就报啥。”

我说：“我想学法律。”

“法律好。”继父点头，“学法律，讲道理，不欺负人，也不被人欺负。”

我报了省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继父把通知书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后贴在胸口，眼泪掉下来。

“好，好……”他反复说这一个字。

大学四年，我拼命学习。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没让家里掏太多钱。

继父的腿落了病根，不能干重活了。他在学校门口摆了个修车摊，兼修鞋。冬天手冻裂，夏天晒脱皮，但他说：“这活儿轻省，挺好。”

每次我去看他，他都塞给我几十块钱：“拿着，买点好吃的。”

我说：“爸，我有钱。”

“你的钱是你的。”他固执地塞进我口袋，“爸还能挣。”

大四，我决定考研。本校的研究生，法律硕士。

继父说：“考！爸供你！”

妈有点犹豫：“研究生还得三年，花钱更多……”

继父打断她：“让孩子读！书读得多，路走得远。”

为了攒考研的学费，继父接了个私活——给一家工厂看仓库，晚上值班。仓库阴冷潮湿，但他一干就是一年。

考研成功那天，我打电话回家。继父在电话那头笑出了声：“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儿子行！”

研究生毕业，我通过了司法考试，进了省城一家有名的律师事务所。

第一个案子，是个农民工讨薪的集体诉讼。包工头拖欠三十多个工人工资，跑路了。

工人们找到我们所，所长把案子交给了我。

“小陈，你熟悉这类情况，好好干。”所长说。

我接下了。调查、取证、立案、开庭，前后跑了两个月。最后法院判决包工头支付工资及赔偿。

执行那天，工人们拿到钱，围着我，一个个握手，说“陈律师，谢谢你”。

有个老工人，手糙得像树皮，握着我的手不放：“陈律师，你是个好人。你爸也是干工地的吧？”

我说：“是。我爸搬过砖。”

老工人点头：“怪不得，你懂我们的苦。”

我把这事告诉了继父。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默娃，爸为你骄傲。”

工作第三年，我成了所里的合伙人。买了车，买了房，把继父和妈接来省城。

继父闲不住，在小区物业找了个保洁的活儿，每天扫扫地，浇浇花。他说：“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去年春节，高中同学聚会。李强也来了——他爸的砖厂倒闭了，他现在在一家小公司当销售，发福了，头发稀疏。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堆起笑：“陈默！好久不见！听说你现在是大律师了！”

我笑笑：“混口饭吃。”

饭桌上，李强频频向我敬酒：“陈默，当年不懂事，说了些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都过去了。”

他讪讪地笑，又给我倒酒。

聚会结束，李强凑过来：“陈默，我们公司有个合同纠纷，你能不能帮忙看看？费用好说。”

我说：“行，明天把材料发我邮箱。”

他千恩万谢地走了。

开车回家，继父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的霓虹灯，忽然说：“默娃，爸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供你读书。”

我说：“爸，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有你。”

他没说话，抬手擦了擦眼睛。

上个月，我代表所里参加一个行业论坛。台下坐了几百人，很多是同行、企业家、官员。

演讲时，我说：“我来自一个小镇，父亲是建筑工人。他搬过砖，扛过水泥，靠双手供我读完大学、研究生。他告诉我，读书不是为了欺负人，而是为了不让别人欺负，也为了帮助那些容易被欺负的人。”

台下很安静。

我继续说：“所以，我选择做律师。为普通人说话，为劳动者维权。因为我知道，每一分钱背后，可能是某个父亲戒掉的烟，可能是某个母亲熬红的眼，可能是某个孩子冻僵的手。”

掌声响起来。

结束后，很多人来和我握手、换名片。有个老律师拍拍我的肩：“小伙子，讲得好。你爸是个了不起的人。”

是的，我爸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不是我亲生父亲，没给我血缘。但他给了我比血缘更重的东西：脊梁。

他用自己的弯下的腰，撑直了我的腰板。

他用自己的沉默，教会了我发声。

他用自己的卑微，托起了我的尊严。

现在，没人敢嘲笑我是“没爸没妈的孩子”。

因为我有爸。他叫王大山，一个搬过砖的瘸子，一个修过车的匠人，一个看仓库的守夜人。

他是我这辈子，最硬的后台。

而我，成了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作品。

谁惹得起？谁又惹不起？

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当我站在高处时，我知道，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

而他的肩膀，扛过砖，扛过水泥，扛过生活所有的重。

现在，该我扛他了。

稳稳地，走向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