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海洋保护区，可能吗？打破地图上的“刻舟求剑”|海潮天下

本文来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船与鱼。©赵宇 摄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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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必须是“基于区域”（area-based）的吗？

很久以前，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编刚开始学习自然保护的时候，曾经很疑惑。为什么非得基于一定的区域和面积（area-based）呢？

然后前辈们告知，若不如此，你如何衡量保护成效？若不能衡量，你又如何“SMART”（基于科学）起来？而且如果没界标，是不是违法了你该咋判？那不是一句空话嘛！

然后，俺点头如捣蒜，受教了~

这些年不断观察，不断反思，开始有一些新的看法。其实若真的往深里想，从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架构来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逻辑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以区域为基础”（area-based）的思维之上。这一点从国际公约的量化目标到各国的法律实践，都有非常清晰的体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著名的“30x30”目标了，要求到2030年，全球至少30%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这里的“30%”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空间占位指标，它默认了保护成效与受保护的领土面积之间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在生态学上，有一个基本假设叫做“生境替代论”，即保护了栖息地，就等于保护了其中的物种。生物多样性的高度复杂，我们很难实时追踪每一个物种的生存状态。监测森林覆盖率或珊瑚礁面积，比监测几万种昆虫的种群波动要容易得多。因此，面积成了生态保护中最通用的“代金券”。

这种理念的根基，若是溯溯源，或可以追溯到传统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由Robert MacArthur和Edward O. Wilson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保护区的面积越大，物种灭绝的风险就越低，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就越强。因此，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保护工作的重心始终是在地图上“画圈”，通过确立明确的地理边界来隔绝人类干扰。在法律层面来看，这种“基于区域”的属性也最为稳固、最好执法。无论是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还是风景名胜区，其建立的第一步通常都是勘界立标。毕竟，法律效力是挂钩在具体的土地权属和空间坐标上的。一旦越过那条无形的红线，法律就会判定为侵权或违法了。所以这种确定性对于行政监管和执法来说是极其高效的，因为“在哪儿”比“保护什么”更容易在法律上界定、更容易作为抓手。

▲上图：红唇蝙蝠鱼，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有物种，特殊的是它有四条“腿”（它的胸鳍），这种奇特的鱼类更多的是在海底爬行。©赵宇 摄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如今，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传统的海洋保护观念里，划定自然保护区就像在海上画一个圈。只要守住这块经纬度坐标，禁止捕捞和航行，生态系统就能在藩篱之内休养生息。这种基于物理坐标的静态保护模式，支撑了过去1个世纪全球海洋治理的基础。

但，随全球气候剧变，这种划地为牢的模式，正面临合法性挑战。当海水升温导致鱼群向高纬度或深海移动成百上千公里时，原本丰饶的保护区可能变成一片荒芜的空壳，真正的生态核心区，其实早已漂移到了法律管辖之外。

比如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洋保护区之一，它的管理框架长期依赖于固定的分区管理，即在特定的经纬度范围内禁止采矿和过度捕捞。但过去10年间，由于全球气温升高引发的大规模珊瑚白化，大堡礁北部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性位移。由于保护区的边界是硬性的、无法随水温分布而移动，导致受严格保护的区域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片死寂的白化珊瑚礁，而更有生命力的珊瑚幼虫却随洋流漂向了保护区边界以外的区域。面对这种空间上的错位，咋整？

又比如太平洋上的大迁徙物种，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为了保护这些高度洄游的鱼类，一些国际组织在它们的传统产卵地、索饵场划了海洋保护区。但随着海洋热浪的频率增加，这些鱼类也不笨、洄游路线发生了数以百公里的偏移。根据近两年的监测数据，原本在特定季节应该出现在加州近海受保护海域的鱼群，为了寻找冷水团，就集体向北移动到了保护区之外的商业捕捞区去了。结果，渔民在法律上并没有违规，因为他们是在保护区红线之外捕捞，但从生态角度看，这种保护策略已经因为物种的“越境”就多少失效了。这种情况又咋整？

再说说南大洋的南极磷虾，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划定了多个陆架保护区来限制磷虾捕捞，为的是要保障企鹅和鲸类的食物来源。但随着南极半岛海冰的快速融化，磷虾的分布中心正在显著向极地方向退缩。原本划定的保护区可能已经变成了磷虾稀少的“空区”，而企鹅为了觅食不得不飞行更远的距离，脱离了原有的保护范围，这种情况又如何破呢？

岛屿风光。©孔宏德（Peter Corne）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当气候迫使生态系统“整体搬家”时，原本科学的面积指标，就成了一张过期的地图。

换句话，如果一个保护区已经失去了它最初想要保护的对象，那么，维持这个行政圈地的意义又在哪里？

所以，这种现象迫使保护生物学前沿在考虑一个新的可能性：海洋移动保护区。它们是一套随物种而动、随洋流而变的数字化管理系统。不再是地图上永恒不变的色块。

不过，知易行难，要实现这种新型“保护区”的门槛很高，主要是在于数据能否做到实时。

过去科学家依靠科考船采集样本，数据分析往往滞后数月、甚至数年。现在卫星遥感技术能够每日监测海表温度、叶绿素浓度和海流走向。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研究者可以预测金枪鱼、鲸类或海龟在未来几天内最可能出现的生态廊道。

比如，过去，为了防止大型货轮撞击蓝鲸，传统的办法是要求船只在整个季节、整个航道都大幅减速，但这会带来巨大的航运成本、碳排放。现在，科学家利用近海布设的水下声学监测浮标和卫星数据，实时捕捉蓝鲸的鸣叫声和移动轨迹。一旦系统确认蓝鲸进入了繁忙的圣巴巴拉通道，数字化平台会立即向该区域的货轮发出预警。此时，减速禁令只针对受影响的特定几公里航段，且只在鲸鱼出没的几个小时内生效。这种做法让船只碰撞风险降低了50%以上，同时让航运业的反对声浪降到了许多。

包括最近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发布的关于NOAA那个最新宣告，说对2008年的《北大西洋露脊鲸船只撞击减少规则》开启全面审查，其实也多少有这个方面的因素。支持方拿出的一个理由是：船只限速规则制定的2008年那会儿，当时的科学数据显示，低速航行能显著降低撞击致死率。但现在不一样了，近二十年来，船舶设计、导航系统、海洋测绘技术以及鲸类监测手段已发生深刻变化。固定时间与区域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可能在鲸鱼未出现的时段造成不必要的航运效率损失，也难以覆盖鲸鱼活动范围北扩的新趋势。当然了，反对方的声音也一波高过一波。这个案例有点复杂这里先不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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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一头游泳中的斑海豹。©摄影：余炼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传统的保护区通常是“静态”的，相比之下，移动保护区的基本理念是根据物种的迁徙路径、栖息地变化或生态事件的实时数据，来动态的调整保护区域的位置、规模。

这种转型，背后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把保护区从一种“实体围墙”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数字围栏”。它追求的不是行政上的长治久安，而是追求生物学上的即时、有效。对于执法者来说，虽然管理难度就有点像从“看大门”变成了“指挥交通”，但由于极大地缓解了保护vs生计之间的矛盾，很可能政策推行的阻力反而会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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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叶海龙。©摄影：王敏幹（John MK Wong）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出自《吕氏春秋》，讲述了一个楚国人掉落佩剑后在行进的船舷上刻记号，企图等船停后根据记号下水寻找，却由于忽视了船已行进、水流变幻的现实而最终一无所获；这个典故现在常用来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成法，不懂得根据环境的客观变化来处理问题。

或许，保护禁令也得多多少少破旧识了，不妨更多的考虑如何从空间限制转向时空精准干预。因为，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有可能这么去做。如，当监测系统发现濒危海龟群正在向北迁徙，数字化管理平台就可以向该海域的所有渔船发送即时指令，临时关闭这一流动的航道。这种弹性禁渔区在保护生物的同时，也减少了对渔民误伤的面积、提高社会接受度。

不过，技术上的可能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可行。移动保护区的难点，其实在于复杂的法理边界。《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 协定）得依赖明确的地理坐标，如果保护区的界限每天都在变动，那监管机构怎样来判定一艘渔船是否违规呢？也就是说，这得靠跨国执法部门的数字化协同，也涉及对国际海洋法底层逻辑的修订。

这种模式也对数据主权提出了挑战。谁有权定义今天的保护区界限？如果算法模型出现偏差，造成的商业损失由谁承担？移动保护区能否做，还得看以后全球政治互信的博弈。

虽困难重重，但“移动”，似乎开始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固守死板的地理坐标，无异于中国老话讲的“刻舟求剑”。毕竟海洋是一个流动的整体，保护策略如果学会“游泳”（动起来），就不会被不断升温的浪潮给淹没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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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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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海诗

编辑 | 海潮君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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