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意识到明朝要亡了的?

十七世纪上半叶，是明朝的大衰期。后金叛乱，李自成起义，自然灾害，财政萎缩，党争不断，宦官专权，民不聊生。是个人，都能感觉出，大明这是要完。不要说明朝人，就是朝鲜人都感觉出明朝要亡了。

但是，南原之战后李自成不知所踪，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大部投降，国内趋于平稳，洪督师在辽西接连取得大捷，至少在这个时间段在大明内部没多少人觉得大明要亡，至少不会认为大明会在此后短短几年内就亡了。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明朝将亡呢？

崇祯九年最后一位赴明朝贡的使臣金堉，在京师目睹了明朝官员贪腐之猖獗，他说了一句话：外有奴贼，内有流贼，天旱如此，而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大天朝之事亦可忧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外面后金在进攻，中原内地是李自成张献忠，天下又大旱，而北京朝廷的大官们却只是在捞钱，这种事实在令人忧虑啊！金堉隐晦地表示了对大明前程表示不安，不抱希望。

朝鲜使臣投宿到路过的辽东一家明人家中，惊讶地发现，即使是富农小地主家中也不富裕。因为明朝收人头税，家里男丁一人一年一两银子，如果有十几个男丁，那算完了，即使田地多也养不起。一年十几两银子，把人都刮穷了。询问本地的御史大官，地主只知道姓郭，却很少见到人，说明官员从不下乡。又问御史哪里人，都只知道是一个南方来得，刚上任时是个瘦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胖子。可见搜刮得多厉害。

朝鲜使臣抵达蓟州，住在一个明人莫违忠家中。他一家10口，有田100亩，属于有力富农。丰年缴税七八两，欠收缴税二三两，平均按五两算，即每亩五分银，基本就是明朝官方平均田赋额。又因家族有官身庇护，免于过多徭役。但丰年一年打粮200斛，即100石，平均仅数十石，按粮价1两/石计算，平均每口年收入不到10两。按每人每年食粮5石计算，丰年能有所盈余，平年不过足够糊口，不致挨饿。如果有徭役，很快就会破产被兼并。整个莫违忠其实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这还是一个有100亩地的人家，都很难养起10口人。

从西方人角度来看呢？利玛窦在1584年抵达肇庆，在中国开始传教活动。这一年，广东寒灾，肇庆府高要降雪，次年又地震，在几年后的1593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肇庆府高要旱、 大饥荒。韶州府英德连年饥荒”、“山中蕨根、 民食过半。” 类似的灾荒在全囯连片，明朝完全无能为力，已然一副摇摇欲坠，天灾人祸亡囯迹象。利玛窦目睹了这一切，且来中国不久就目睹了饥民杀女婴的现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在他的中囯札记中多次记载并批判明朝民间的杀婴传统。利玛窦敏锐地观察到明朝的官府虽然很大，行政架构森明，但几乎不向社会尤其底层提供任何公共服务与救济，贫民得不到任何医疗资源和兜底救助。社会普遍赤贫，明朝政府一直在向社会索取，而很少投入资源进行恢复建设。

比如明代田赋，这类直接税，与历代比其是偏低的，但是可捐杂役等间接税太多，综合折算也快三成了。结果朝廷直接税收不了多少，反而让朝廷官员从苛捐杂税等间接税中自肥。深究起来还是朱元璋的埋的坑，其立国之初在税制上留下的隐患很大。

王朝周期律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朝代，只要国家和平稳定几百年，因为人性的贪婪，必然形成利益群体然后日益壮大。有家无国，无孔不入，无时无刻去逐利，去钻营，去侵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跟人体内的肿瘤似的。结果一是造成剧烈的社会矛盾，引发内部革命，二是掏空国家，外敌入侵时国家损失惨重。明就是亡于这种癌症。

历朝历代都有不堪重负的编户齐民，往漠北逃、往南洋逃、往西南的森林和大山里逃。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确实辛苦，但也好过被征发去服自带干粮盘缠的劳役，然后死在工地上。很多人不知道，长城的一个重要作用其实就是防止编户齐民外逃，至于是否抵挡得住匈奴鲜卑蒙古？那倒是其次。

连续几年天无雨地焦旱，人相食，陕甘地区蝗灾旱灾频发，贪官污吏欺上瞒下，上面就不发粮赈济。易子而食吃观音土，吃树皮草根。偶尔有直言敢谏的大臣上表饥荒真实情况，再不赈灾要亡国了。但赈灾依然执行歪了，粮食没到灾民手里。不敢反抗的饿死了，敢于反抗的上山为寇九死一生。

因此，明朝将亡时，大把的人意识到了。但是没法确定是正月初八还是腊月二十八。张居正说过：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皇太极说：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

有一个小故事，明朝末年，虽然还没到崩盘，北京城里却已悄然发生了一些改变。有一天，有人忽然开始卖一种沙鸡，这种鸟并不产于北京一带，其天然栖息地在更北边的戈壁南缘。当地人传说，一般只在北方边界有部队调动，栖息地受到惊扰时，才会飞到这么南边。当时北京人心里都隐隐觉察到了，沙鸡之所以出现，是北方边境有女真骑兵准备入侵了。但没有人敢说出口，怕杀头，市场里仍然天天有人在买卖沙鸡。

李自成攻入北京时，锦衣卫还在查“闯贼将攻北京”的流言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