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变迁简史（一）

国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乃至经济中心，地理位置的选择自然十分重要。国都的概念最初并不明确，因为那时还没有明确的行政区划，最高统治者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是国都，比如商朝。为什么不从夏朝开始说呢？因为夏朝是否存在尚有争议，或者说，即使夏朝存在，它的都城也不一定就在二里头遗址。

商朝跟后续的周、秦、汉相比有很大区别，它的国家形态还比较原始。商族内部已经有完整的国家机器，其他部族只要认可商王这个老大，就可以视作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这种认可可以是主动臣服，也可以是被武力征服，类似于大哥收了一帮小弟。

商朝的前期都城变更频繁，且说法较多，这里采用六迁之说。商初成汤居亳（bó，也称南亳或东亳，在今河南商丘东南，不是今天的安徽亳州），仲丁迁隞（áo，也称嚣，今河南郑州西北），河亶（dǎn）甲迁相（今河南内黄县附近），祖乙先迁耿（今河南温县东。一说迁邢，即今河北邢台），后又迁庇（今山东郓（yùn）城县北或梁山县西南），南庚时迁奄（今山东曲阜），直到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才稳定下来。

频繁迁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商族可能原本是活动在黄淮下游地区的游牧或渔猎民族，这里的游牧并不是草原上那种游牧，当时的华北地区气候湿润，水网密布，商族驱赶着已驯化的水牛、亚洲象等动物沿着水网迁徙，顺便捕鱼和打猎，并用多余的鱼获和猎物与其他部落交换物品。这可能就是后来把携带货物四处游走，并与他人交易的人称作商人的原因。后来随着气候变化，水网缩小，他们逐渐转向农耕并定居，但仍然保留了迁徙的传统，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个地方居住。

在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以后，这种迁徙的动机就变得复杂了。一是为了扩张或加强对某个地区的控制，以及因此而进行的军事征伐。二是为控制铜矿等战略资源。三是因自然灾害或久居某处后对环境的破坏，使其变得不再适合居住。四是商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新王为了摆脱旧势力而重塑政治格局。但不管怎样迁徙，都城的位置始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徘徊，因为这里一马平川，适合农耕，可以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是商朝统治的基本盘。直到今天，这片区域仍是我国除东北外最大的粮食产区。

商朝历任都城示意图

商朝末年，远在西方的周族完成了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这里的游牧就是大家通常所理解的游牧），他们几经迁徙，来到了肥沃的关中平原。以这里为依托，他们的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人口迅速增加，部族因此实力大增，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最终联合其他部族灭亡了商朝。

周族刚进入关中平原时，先聚居在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和扶风县交界处），后来迁居到镐（hào，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沣河和渭河在这里交汇，水源充足，土地也较其它地区肥沃，而且这里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去平原内其它地方都比较方便。周灭商后，镐自然就成了周朝的都城。

关中平原地势平坦，且有渭河及其支流提供水源，非常适合农耕。

镐位于离沣渭交汇处不远的沣河东岸，西岸则是周族稍早前的聚居地沣。

周朝的统治仍然类似于商朝那种大哥收小弟的模式，但跟商族完全散养小弟不同，周族得防着小弟们联合起来把他这个大哥给端了，因为他干翻商朝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所以他把众多小弟，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国家或部落按照实力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根据他们的居住地划出各自的活动范围，并堆土为界，这就是“封”，于是就有了地图上参差错落的各个诸侯国。

不过小弟们哪有那么容易听话呢？所以周武王就把自己的兄弟和亲戚分封到各地，以看管这些小弟，比如把弟弟周公旦封到鲁，把老丈人姜太公封到齐，把族叔召（shào）公奭（shì）封到燕（yān），又把弟弟鲜、度、处分别封到管、蔡、霍这些商朝故地，以监视以商朝遗民为主的宋国，还在汉江沿岸分封了一票姬姓诸侯国，以防范不安分的楚国。成王时又把弟弟唐叔虞封到晋。于是整个国家就有了基本的行政区划。

周初部分诸侯国分布

但这样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都城镐远在西方一隅，而统治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东方。为了加强对小弟们的联系和控制，周朝营建了洛（今河南洛阳）作为陪都。镐作为大本营，称作宗周；洛用以加强统治，称作成周。洛往西可以通过崤（xiáo）函古道联系镐，往东可以直出黄淮海平原联系东方各诸侯国。也就是说，洛是关中平原与黄淮海平原的交通要冲，这也是古代洛阳看似位于黄淮海平原的西南角落，却长期拥有重要的政治乃至经济地位的原因。从周初到唐末，在接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王朝的都城都在镐（咸阳、长安）和洛（洛阳）两地反复“横跳”。

崤函古道示意图

西周末年，犬戎入侵镐京，周平王便东迁到了洛。后来秦人赶走犬戎，占据了关中平原。他们跟周人一样，也有一个从游牧向农耕转化的过程，并且同样是从关中平原的边缘向腹地迁徙。到秦孝公时，最终把都城定在了咸阳。由于南岸的镐已被犬戎破坏，秦咸阳城选择在沣渭交汇处的渭河北岸另起炉灶，但后来又扩展到了南岸（比如未完成的阿房（ē páng）宫）。秦孝公选择这里，一是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二是为避开旧贵族势力，更方便任用商鞅变法。

秦统一六国的路线与周灭亡商的路线大致相同，都是从关中平原向东出兵。以关中平原为根据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粮食产量高，平时能养活大量人口，战时则能提供足够的军粮，众多的人口又保证了兵源的充足。而且平原的北、西、南三面都比较封闭，没有后顾之忧，东面本来与晋南盆地相连，但被黄河天险阻隔，所以可以专心向黄淮海平原等地区进攻。后来西汉、北周-隋、唐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基本也是走的这条路线。

关中平原的地形较封闭，可以专心向东进攻。

秦朝灭亡后，项羽一把火烧了咸阳宫，刘邦建汉时，便在皂河东岸一个叫长安乡的地方重新营建皇宫，并将长安乡升格成长安县。以汉初的长乐宫和未央宫为核心，逐渐在周围形成了汉长安城。长乐未央，意为长久的快乐不会结束（央：结束）。因为西汉和唐的强盛，长安这个名字的意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绵延至今。

西汉之后，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及隋初也在这里建都。但这时的长安城历经多次战乱，已经十分破败，而且人口密集，水污染严重。北周眀帝时曾在长安县东置万年县，隋文帝改万年县为大兴县，并在长安县与大兴县交界处重新营建都城，这就是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李渊建唐后复大兴县为万年县，“长安万年”这个口彩也随着大唐的崛起而成为那个时代隽永的符号。

隋唐长安城大致位于今西安市的核心区域，以朱雀大街（与今朱雀大街的位置基本相同）为界，以西属长安县，以东属万年县。两县的官署都设在长安城内，称作附郭县。但这个位置的缺点是没有大河流经，取水不方便，所以隋文帝组织开凿了四条引水渠向长安城供水：东面凿龙首渠引浐（chǎn）河水，南面凿清明渠引潏（jué）河水，又凿永安渠引洨（xiáo）河水，东南面凿黄渠引终南山义谷（今长安区大峪口）水。有了这四条渠道，才有隋唐长安城的繁华。

隋长安城引水渠示意图

唐长安城里坊

西汉和唐两代，长安城能够异常繁荣，不仅因为它是都城，还因为陆上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的兴起。商人们先将产于中原和南方各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集中运送到长安，然后向西北经河西走廊进入中亚和西亚，最终到达欧洲各地。又将产于欧洲和沿路各国的香料、珠宝、毛皮等商品运到长安，并向中国各地集散。长安因此成了东西方贸易的中心，是这两个时代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河西走廊这条最初为夹击匈奴而打通的军事通道，因为贸易而被赋予了长久的生命力。

陆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西汉灭亡后，汉光武帝刘秀以洛阳为中心统一了全国，建立东汉。前文说过，洛阳是关中与关东的交通要冲，向东可以纵横黄淮海平原，向西可以得陇望蜀，这基本就是刘秀的统一路线。并且洛阳处在伊洛盆地内，周围被邙（máng）山、崤山、熊耳山、万安山和嵩山包围，地形同样比较封闭，只有少数关隘可以进出，作为都城有一定的安全性。盆地内伊河与洛河交汇，能保证生产生活用水的供应，出产的粮食长期自给虽然有些困难，但万一被围困也能撑一阵。

伊洛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形

而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交通要冲又能享受各种便利，所以东汉洛阳城部分替代了西汉长安城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后梁、后唐都曾在这里建都，原因也在于其较封闭的地形和重要的战略地位。隋唐两朝虽然定都长安，但都把洛阳作为陪都，除了上述两点，还有新的考量。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退化导致的减产，关中平原的粮食已经不能自给了，但长安作为都城的虹吸效应仍在加剧人口向这里聚集。这个问题其实从西汉中期就已经开始显现，只不过西汉灭亡后，政治中心离开了长安，使情况有所缓解。但从西魏以来，长安重新成为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个问题也便再次突显了出来。西汉、隋、唐都尝试过向关中调粮，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走陆路从崤函古道翻山越岭，效率低不说，本身消耗也大。走水路需要沿黄河和渭河逆流而上，黄河的航运条件尚可，但三门峡一段谷深水急，必须转走陆路绕过去，再重新入黄河走水路，也会增加消耗。渭河则因为上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携带了大量泥沙到关中平原沉积，使河道淤塞变浅，加上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度用水导致水位下降，通航条件极差。汉武帝时在渭河南面开凿了一条漕渠直通黄河，后逐渐被堙塞废弃。隋文帝时又大致沿着西汉漕渠的路线开凿了广通渠，算是解了运粮的燃眉之急。但随着关中地区人口进一步增加，广通渠的运力也不够用了，隋炀帝干脆直接把朝廷搬到了洛阳。

西汉至北周，洛阳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黄河和战国时期开通的鸿沟从黄淮海平原运送，洛阳繁盛起来后，这条通道开始吃紧。为了保障洛阳的粮食供应，隋炀帝命令修建了大运河，把华北和江南这两个粮食主产区跟洛阳连接了起来，并在洛阳周围修了含嘉仓、洛口仓等一系列粮仓，必要时也可以向关中调粮。

鸿沟由战国时期的魏国开凿，沟通了黄河与淮河水系。

不过，隋炀帝迁都洛阳和修建大运河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还为摆脱关陇集团的掣肘。这个军事贵族集团自北魏末期以来就把持着朝政，西魏、北周、隋、唐的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可谓是皇帝轮流做。

其次，自东汉末年以来，江南接收了大量躲避战乱的人口而得到开发，逐渐变得富庶起来，使经济重心出现了南移。但隋朝新统一，江南及整个南方还存在离心力。洛阳比长安更靠近南方，方便加强对江南及整个南方的控制，也能顺便巩固对黄淮海平原的统治。大运河的修建密切了江南和黄淮海平原与洛阳的联系，又反过来强化了洛阳天下枢纽的地位。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枢纽

最后有一点不得不提，隋炀帝曾大肆营建洛阳城，而从洛阳前往风景秀美的江南游乐也更方便，所以他迁都洛阳和修建大运河，多多少少有方便享乐的私心和满足自己好大喜功的虚荣心。

唐初经历了贞观之治，关中缺粮的问题稍有缓解，但到唐高宗在位时，关中的粮食供应再次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不要说老百姓吃不饱，连皇帝都没有足够的口粮，唐高宗在鼓励百姓们自行前往各州果腹的同时，自己也动不动就带着文武百官和皇室宗亲前往洛阳就食，路上甚至还出现过随从人员饿死的情况。武则天为避免劳顿，称帝后干脆就把都城定在了洛阳，同时又避开了反对自己称帝的势力。中宗恢复李唐后，出于政治原因选择还都长安。但关中缺粮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即便是号称盛世的开元年间，唐玄宗也五次前往洛阳就食。

除了缺粮问题，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也在恶化。先秦时期的关中是名副其实的水土丰沛、沃野千里，而且覆盖着大片森林，渭河的通航条件也还良好，比如公元前647年，秦国曾通过渭河向闹灾荒的晋国大规模贩运粮食，史称“泛舟之役”。但是从秦汉到隋唐，森林因为开拓耕地和营建城市被大量砍伐，导致水土流失，耕地又因为需要供养更多人口而过度耕种，导致退化减产，人口增长又导致用水不足和水污染严重。这些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粮食的短缺。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大气候转冷，关中平原的降水量减少，干旱和风沙天气增多，更使缺粮和生态恶化问题雪上加霜。

同时，关中封闭地形的安全性也在唐朝中后期屡次遭破解。早在626年，突厥大军就曾兵临长安城下，并与刚登基的唐太宗盟誓而去。756年，安史之乱的叛军攻入长安；763年，吐蕃趁安史之乱后唐朝防御空虚，再次攻入长安；783年，泾（jīng）源军哗变，占领长安；881年，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893年-896年，西北藩镇李茂贞连续三次侵犯长安。901年，黄巢起义的叛将朱温攻入关中。每次城破，长安都会遭受一番损坏，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气数逐渐被耗尽。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更是长安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当唐朝疲于平定叛乱时，吐蕃趁机攻占了陇右地区和河西走廊，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吐蕃退去后，西北各藩镇对过往商队雁过拔毛，使得丝路贸易的规模大大缩减，长安从此失去了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这是另一个维度上对长安的巨大打击。

而后唐朝灭亡，北方陷入分裂，党项人的势力进入河西走廊，再次阻断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他们建立的西夏国边境已离关中平原不远。从国家安全考虑，长安也不再适合作为都城了。同时期江南地区却愈发富庶，经济重心进一步向这里转移，长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大不如前，于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洛阳的命运可谓与长安同气连枝，它因长安（镐）的兴起而兴起，也因长安的衰落而失去了天下枢纽的价值，各种资源难以再在这里聚集。因为地处进入关中的要道，洛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安史叛军和黄巢起义军都是取道洛阳进攻关中。尤其是安史之乱期间，唐军与叛军反复在洛阳激战。频繁的战乱不仅使城市及周边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大运河也因此缺乏维护或被毁坏，使洛阳的粮食供给变得困难，唐末的藩镇割据更是增加了往洛阳运粮的障碍。种种因素作用之下，大量人口向新兴的江南逃离，洛阳昔日的繁华已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