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直击｜谁在制造驾校“退费难”

人民网联合报道组

“一节课没上，扯皮一年多，最后拿回了1000元。”

三年前，施云清在福州锦华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驾校”)学车，交了2900元报名费，后因异地求学申请退费，却遭到了驾校的百般拖延——“报名时驾校态度很好，退费就翻脸。驾校还搬出合同条款，打算分文不退。”锦华驾校相关负责人直言：“报名超2年不予退费，福州驾校都是这样的行规。”

施云清的遭遇不是个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来自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学员反映了共同的痛点：驾校的“退费难”和“退费贵”，正成为许多人学车路上的糟心事。

现象：“没参加过培训，凭啥扣我两千”

“一天服务没享受，一进一出扣我2000多元？”厦门市民郭伟豪直呼“无法接受”。

两年前，郭伟豪在厦门中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报名驾培，交了3080元学费，一次课都没上。去年，他提出解约，驾校回复：“只能退980元。”几经周折，郭伟豪最后拿回1100元，扣费比例超过60%。

图为郭伟豪与驾校工作人员沟通退费。依据合同条款，学员“已在厦门车管所受理档案，但未参加科目一考试”，解约要支付违约金2000元。受访者供图

“我正在申请强制执行，让驾校退费。”学员胡小梅告诉记者，她缴费三年一直没空培训，去年7月向福州雄丰驾训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丰驾校”)申请退费，驾校以“合同过期”为由拒绝。同年11月，法院判决驾校退还1340元，但这笔钱至今未到账。雄丰驾校负责人郑先生坚持“胡小梅要先注销考籍，不占用驾校建档名额后才能退钱”。

胡小梅的法院判决书。受访者供图

由于报名后被教练擅自“转校”，浙江杭州学员宋美于去年底申请退费。驾校甩出合同：“按违约条款，只能退1000元。”即使在当地运管部门认定只能扣款325元的情况下，驾校依旧态度强硬。

江苏的两位学员遭遇了更狠的扣费。苏州学员吴丽只考了“科目一”，申请退费时，驾校表示要扣费86%。南京学员刘译则被驾校拒绝得干脆：“你报的是特价，合同写明了‘不予退费’。”

刘译驾培合同显示“特价不予退费”。受访者供图

探因：谁在制造“退费难”？

驾校的“推诿”与“拖延”，几乎是每位退费学员的必经之路。而驾校的“底气”，或许就“藏”在学员当初签的那份合同里。

记者翻阅了十多份驾培合同，发现了一个鲜明“对比”——

学员“退学代价”高昂。“车管所已建档但未考‘科一’，退学要付违约金2000元；已练车未考‘科二’，违约金3000元。”“报名超过一年退学，分文不退。”“中途转籍不退费；特价不退费。”

然而，驾校“违约责任”却很轻。针对驾校违约，有的合同约定“扣除已发生的费用，按培训费的15%支付违约金”，更多的合同压根没写。

三份驾培合同的解约条款。受访者供图

“合同里全是学员的责任，驾校的违约责任几乎没有。”这是福建某县级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谢铭处理投诉时的最大感受。由于驾培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相关部门只能调解，没法强制，导致“明知是不平等条款，学员也只能吃哑巴亏”。

“很多驾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高于驾校的实际损失。”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吴亚军律师指出，根据最高法有关《民法典》相关解释，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法院就可以认定为“过高”，学员有权申请调减。

合同“埋雷”，退费“被宰”，一些“模糊表述”成了驾校扣钱的挡箭牌。中国法学会会员付永生律师认为，驾校通过模糊计价、隐性收费、加重学员责任，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厦门学员陈映月的驾培合同显示，报名后未开始培训，解约需要扣除考试费等费用1500元。受访者供图

此外，教练“挂靠”也是导致“退费难”的原因之一。江苏南京一名教练透露，部分驾校存在私人教练租用场地自主招生的情况，“表面签订统一合同，实际退费权责不清，一旦出现纠纷，学员维权难”。

治理：如何破解驾培行业“退费难”？

从合同里的“文字游戏”，到扣费时的“凭空捏造”，再到经营主体的“鱼龙混杂”，驾培行业的“退费难”，折射出的不仅是单个企业的诚信缺失，更是行业监管和合同范本滞后的深层问题。

如何治理？

江苏一驾校内学员正在练车。人民网 李静晔摄

管住学费，让“先培后付”切断退费纠纷源头。

“我们去年收到四五百件退费投诉，占交通领域投诉量九成以上。”谢铭坦言，问题在于“钱一次性进了驾校口袋”。

如何破解？受访的地方交通部门工作人员认为，关键是“管住学费”，即通过第三方平台监管驾校资金，推行“学员考一科，驾校扣一科学费”的模式。既能倒逼驾校提高培训质量，也能防止学员被“套牢”。

还有业内人士建议推广“按学时收费、先培后付”：驾校提供场地，学员自主下单，学一节课付一节课的钱。“钱不在驾校兜里，退费纠纷自然就少了。”

管住合同，把“不平等条约”挡在付费前。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凌建豪提醒学员，签合同时一定要仔细看违约责任条款，发现不合理当场提出修改。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林亚清建议，从源头规范驾校合同行为。市场监管和交通运输部门应联手，把合同文本合规审查纳入驾校经营备案环节，把纸面上的禁止性规定变成签约前的“行为红线”。不符合公平原则的合同，不予备案、限期整改。

管住底线，对“惯犯”敢“下狠手”。

“学员是弱势方，调解很难保障权益。走司法途径，少则半年，多则一年，维权成本太高。”吴亚军律师建议，行政监管必须加强，对频繁被投诉、被曝光的驾校，要敢“下狠手”——减少建档名额、暂停招生、列入黑名单，让违规成本高到“不敢再犯”。

林亚清表示，治理驾培退费乱象，既需要事前的制度规范，也需要事后的监管震慑。唯有让消费者的每次缴费都“有迹可循”，让驾校的每份合同都“有据可依”，才能让学员“敢报名、能退费、不闹心”。(除专家、律师外，文中其他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刘宝琴、李静晔、艾宇韬、龚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