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版中情局”：特高课的幽灵回来了吗？

日本观察（十）

日本政府推动设立国家情报机制 。图源：日媒

2026年3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一项法案。

法案的内容，是设立两个新机构：一个叫“国家情报会议”，一个叫“国家情报局”。

“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亲自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11名阁僚，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进行审议。

“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权机构，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现有在官房长官领导下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将被升级，其负责人将改任政务官级别的“国家情报局长”。

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完成机构组建，年内制定日本首个“国家情报战略”。

消息一出，日本媒体炸了。

《信浓每日新闻》的社评写道：“让人想起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内阁情报部被提升为内阁情报局的历史。当时日本情报与治安机关凭借巨大权力压制言论与思想自由，通过控制情报动员民众走向战争。”

《东京新闻》说得更直接：“二战前及战争期间，日本宪兵、特高警察曾对国民实施严密监视，残酷打压反战与不配合的民众，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这段历史绝不能重演。”

那个曾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幽灵”，又披着现代官僚机构的外衣“回来”了。

一、新机构是什么

先看架构。

“国家情报会议”是决策层，首相坐镇，11名阁僚参与。它的职责是“综合审议重要情报”——翻译一下：首相亲自掌控情报中枢。

“国家情报局”是执行层，拥有对各省厅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过去分散在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以后要统一归口到这个地方。

日本问题专家刘庆彬分析：这是将情报权进一步收归首相官邸。以往分散在各部门的职权将被集中使用，便于高市内阁将周边局势定义为“安全威胁”并转化为对应政策，为涉台、涉南海等议题的介入提供所谓情报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员的判断更直接：“日本大力推动情报体系集权化，绝非单纯优化内部体制，背后藏着昭然若揭的战略野心，是背离和平宪法、谋求战略扩张的关键一步。”

这不是改革，是转向。

二、日媒的恐惧——1940年的历史阴影

日媒的反应，比外媒激烈得多。

《信浓每日新闻》的社评，把时间拉回1940年。那一年，日本把内阁情报部升格为内阁情报局。之后发生的事，历史书上都写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走向毁灭。

《东京新闻》的社评，拉出了一条时间线：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后，日本接连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共谋罪”相关法律，持续强化治安立法。在此基础上再设“国家情报局”，对公民的监控很可能进一步加强。

共同社的评论点出了另一个担忧：“如果情报机构权力持续扩大，对社会监控加强，可能导致个人隐私被侵犯，破坏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

《每日新闻》此前的社论说得更透：“即使执政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政策都能获得选民的信任。若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无限制收集公民隐私信息，社会疑虑恐难消除。”

为什么日本媒体反应这么大？

因为他们知道，这套东西曾经把国家拖进深渊。

三、特高课的血债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它不是一个课，是一个时代的阴影。

1874年，日本发生自由民权运动。为镇压运动，日本政府设立了“国事警察”。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改称“高等警察”。1911年，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警察正式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特高课开始在中国沦陷区大规模活动。它以日本驻华领事馆警察署为据点，干五件事：

第一，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
第二，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
第三，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
第四，监视伪高官言行。
第五，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

特高课的头目，叫土肥原贤二。他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川岛芳子，一个叫南造云子。

土肥原贤二在沈阳和哈尔滨开了大量妓院，以妓院为掩护搜集情报，并用鸦片控制手下的中国和白俄情报人员。

川岛芳子长期在天津、北平、东北活动，七七事变后，在日本政府指使下导演策划了汪伪政府。

南造云子担任上海日特机关特一课课长，曾摧毁国民党军统的联络点，诱捕数十名军统特务。

特高课的“思想对策”主任宇津木孟雄，曾起草一份《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齐检举共产党计划一览表》，在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同时实行大逮捕。被捕者大多是教育界、报界的爱国人士，多人被迫害致死。

二战结束后，土肥原贤二被列为甲级战犯，被绞刑处死。川岛芳子1948年被处决。南造云子1942年在上海被军统特工击毙。

这些人的名字，写满了中国人的血债。

四、“复活旧体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樊小菊，对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定性只有四个字：“复活旧体制”。

图源：日经新闻网

她说：“从目标、任务、职能看，‘国家情报局’和特高课确有相似之处。考虑到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显著加剧，以及被过度渲染的‘危机意识’、浓厚的排外氛围，日本这一动向确实令人担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员的分析，把这条逻辑拆得更细：

第一层，破解情报碎片化顽疾，提升决策效率。长期分散的情报，以后归首相统一协调。

第二层，强化首相官邸集权，巩固右翼执政根基。新设的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平级，同属内阁官房直属机构，均直接对首相负责，形成外交、安全、情报三大领域的首相直管格局。

第三层，配合安保政策转向，为海外军事行动铺路。近年来日本接连突破和平宪法、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强大的情报体系可为兵力投送、海外行动提供精准保障。

第四层，深度嵌入美国亚太情报体系。3月12日，日本共同社爆出消息：日美计划扩大机密情报共享范围。日本试图成为美国在亚太情报架构中的关键节点。

四个层次，一层比一层深。

在野党也坐不住了。“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淳也直言：“国家情报局搜集的情报，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

五、权力集中与外交转向

情报改革的本质，是权力集中。

过去，日本情报体系长期被诟病为“情报孤岛”。外务省有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有情报本部，警察厅有国际犯罪调查局，法务省有公安调查厅——各自为政，互不共享。

现在，高市早苗要把它们统一起来。

这背后有2025年的伏笔。那一年，她在竞选纲领中提出设立“国家情报局”构想。同年10月，自民党与维新会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写入了这一政策。

2026年3月，法案通过。7月，机构组建。年内，日本首个“国家情报战略”出炉。

这条时间线，跑得比想象中快。

为什么这么急？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学者点透了：这是为强硬安保路线搭建制度平台，将使日本在台海、东海、南海摩擦中更易借助情报共享、海空监视、基地支援等方式介入，既提升反应速度，也增加误判风险，进而推高亚太地区安全紧张态势。

配合的是日本近年来的一系列动作：松动“专守防卫”、推动“反击能力”、增加防卫预算、部署1000公里导弹。

情报，是所有这些动作的眼睛。

六、幽灵归来

2026年3月，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

1940年，日本把内阁情报部升级为内阁情报局。

1936年，二二六事件，军部法西斯确立“一旦有事论”。

90年前的逻辑，正在一步一步落地。

《信浓每日新闻》的社评里有一句话，值得再读一次：

“日本不应重蹈这样的覆辙。战后日本之所以没有建立统一集中的情报与治安机构体系，与日本宪法所倡导的和平主义理念有着密切关系。”

《东京新闻》的社评里也有一句话：

“二战前及战争期间，日本宪兵、特高警察曾对国民实施严密监视，残酷打压反战与不配合的民众，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这段历史绝不能重演。”

日本媒体比谁都清楚，这套东西曾经把国家带向哪里。

土肥原贤二被绞刑处死的时候，川岛芳子被处决的时候，南造云子被击毙的时候，特高课解散的时候——那时候的日本，以为那个时代结束了。

80年后，它换了一身衣服，又回来了。

首相坐镇，阁僚参与，局长统筹。不叫特高课，叫“国家情报局”。不叫“思想对策”，叫“综合协调权”。

但本质是一样的。

那个曾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幽灵”，又披着现代官僚机构的外衣“回来”了。

它能走多远？没有人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1940年的路，日本走过了。2026年的路，日本正在走。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