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超：何以放不下——深切缅怀于漪先生

2026年3月14日晚，惊悉人民教育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委员于漪先生驾鹤西去，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这些天我一直想着要写点什么，但心绪不宁、提不起笔，就在网上看各方面悼念先生的文字。边看边想，一位中小学老师，而且退休几十年了，何以如此广受爱戴？！

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求学时，就听说先生是一个“人物”。虽无缘面请教益，但先生的传奇和画像已然留存心底。这大抵与我自己当过中小学教师有关，与学教育学的人心中当装有三两个教育家的专业追求有关。现在，先生放下了尘世，但我辈却放不下先生。

放不下笃信教育、终身从教的先生。都说干一行爱一行。但真正能把一行做到极致的并不多。先生做到了。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有材料说先生“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先生学的是教育，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学系；做的是教育，从教70余载。先生在教育中付出，上过2000多节公开课，教文育人，“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也在教育中收获，近50岁成为特级教师、90高龄成为人民教育家。先生是教育的代言人，是教育的符号。教育有先生，教育幸甚。我们现在有1800多万教师，最需要的是先生这样终身从教的精神。先生属于上海，属于教育，更属于时代。

放不下理论联系实践的先生。像我这种从基层学校走出来的人，自然会对有理论的实践多一份理解，对有实践的理论多一份亲切。先生有实践探索，更有理论自觉。先生提出“两个肩膀说”，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提出“两个属性说”，语文教学应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提出“两代师表说”，两代师表一起抓；提出“两把尺子说”，一把尺子量别人的优点，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先生出版了600万字、12卷本的《于漪全集》（修订版），其中超过800篇的文章是50岁之后发表的。直到2024年，先生还主编出版了《基础教育教师学》。2023年5月15日，我院围绕《中国教育学论纲》一文，组织召开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研讨会。先生视频参加，指出“众多富有成效的教育实践必寓含着符合本土教育发展需要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的创新经验，须梳理提炼，进行理性思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探索。”这些文字和发言，看似经验，实则理论；看似白话，实则深刻。真佛往往只道家常！先生的教育教学和思考论述，已经上升为一个学术范畴。从2003年到2024年20多年里，至少有50多篇研究生学位论文以先生的教育教学为研究对象。固然教育学知识生产有理性主义的一面，但今天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更为迫切的是升华自己的教育实践。先生代表了一个更有针对性的理论范式。2023年7月28日，我有机会去上海先生家里请教。神交已久，我自然是分外高兴。那天先生谈兴甚浓，畅谈中国教育学。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拿出一份19页的手写稿《梦想与成真》。太震撼了！洋洋洒洒、工工整整。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字如其人，什么是力透纸背。

放不下对我院学术委员会殷殷嘱托的先生。2025年10月，我院组建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先生慨允担任名誉委员。我忝为执行副主任。这让我和先生的心理距离又进一步。10月31日，先生在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音频致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中国教育人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创的人类教育文明史上的新形态。”先生把中国教育上升到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实在是我辈不能望其项背了。先生还说，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带给中国教育理论建设无限的希望”。话语间流露出莫大的期许。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先生千古！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6年3月19日第02版

作者｜邓友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