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之“气”

“豪放”既是人们生活中的常用词语，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美学范畴。“豪放”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品格，融合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劲之美与从心所欲的自如状态。从诗文品评角度而言，不论是魏晋风骨、盛唐气象，还是以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宋词豪放派，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豪”与“放”分别作了解释。“豪”，“豪豕，鬣如笔管者。出南郡。”指的是有坚硬毛尖的豪猪，段玉裁进一步将“豪”从具体动物的局部特征中，抽象出了此字的泛指概念，由“突出之毛”来比喻杰出人物。“放，逐也……凡放之属皆从放。”“放”的本义为“驱逐”，带有强制性，进而引申出释放、放置、放纵、开放等多种含义。“豪”和“放”两个概念在此时还没有结合到一起。但在《孟子》中，已经出现与“豪放”意义近似的词语。“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以“豪杰”与“凡民”对照。“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说，为君子、做学问、养道德，应当像有源的泉水一样，拥有坚实的内在根本，“放乎四海”处的“放”，取“至、到达”之意，指最终达到一种广阔的境界。

“豪放”作为一个词语进入人物品评中，是在《魏书·列传第五十二》里：

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谨，因会次见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责之，令其修悔，而犹无悛改。

“豪放”在这里用来形容张彝其人不拘小节的性格和行为，在当时看来，无疑是违背礼教规矩的，所以文明太后召集官员当众批评他。但张彝依然我行我素。这种坚持自我、不因外界压力而改变本性的态度，尤其是和世俗礼教发生冲突时依然保持真实自我的精神，是“豪放”之人主体人格的体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士人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这几百年时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宗白华《美学散步》）魏晋士人无拘无束的生活姿态体现在不愿受礼法的拘束上，如“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世说新语・德行》）“刘伶尝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在刘伶的观念里，天地是他的家，房子只是他的一件内衣。赤身裸体并不值得惊异。他不免“放达”有余，而“豪”气不足。魏晋名士倾向于逃避现实、追求自我的出世，而“豪”气往往源于入世行为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这一时期的建安文学以抒发人的精神气质为特征，风骨刚健、气势雄壮是其鲜明特色。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肯定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气”充盈天地之间，人又如何能运化此气，并以气为主呢？儒家的“养气”一说，旨在说明人虽然具有运化“气”的精神力量，却非天然而成，需经修养方能获得。其中，孟子的“浩然之气”与“豪放”之气有着同出而异名之妙，“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豪”作为“气”，主要是气势沛然欲溢的状态。只有通过涵养自身的正气、勇气、浩然之气，即养“我”之精神力量，才可以将“弥满”的真力向外放溢于万物，超越个体的局限，驾驭天地万物而无所桎梏。可以说，“豪放”的产生，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儒、道二家思想精神互补融合的结果。

“豪放”也由建安文学进入了文艺作品审美之中。在唐代，“豪放”概念得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盛唐精神以及唐人的艺术活动呈现了什么样的审美观念呢？司空图《诗品》是对唐代诗歌，也是对唐代审美类型的经典总结，里面有三品（雄浑、劲健、豪放）是与豪放精神相关的。”（张法《中国美学史》）

清代学者孙联奎在对《诗品·豪放》篇的题解中，将李白的《将进酒》与杜甫的《丹青引》看作“豪放”之诗的代表。 李白从人到诗文，历来都被看作是“豪放”二字的典范，李白的为人及其文学的特色是“狂”“侠”“道”“仙”“酒”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李白相比，杜甫诗的主导风格一般为“沉郁”，杜甫的思想虽然以传统儒家为根基，但他突破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歌中高扬主体精神，其作品彰显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民生苦难的深切关怀。孙联奎之所以将《丹青引》视为“豪放”佳作，也是因其情感饱满、兴会淋漓。《丹青引》将画家曹霸不凡的身世、高超的画技与坎坷的人生遭遇娓娓道来，波澜迭起，浩荡纵横，“豪放”之气势充沛至极。

“豪放”作为美学范畴而引领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潮，则完成于宋代。王国维如此点评宋词两大家——苏轼和辛弃疾：“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豪放”词最为饱满的发展和成熟由辛弃疾最终完成。辛弃疾词人兼武将的身份，赋予他的词作以其他文人无法企及的力量和真切之“气”。后来，稼轩词又成为元曲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

“豪放”概念自宋代盛极之后，至明代则逐渐淡出文学表现的视野。清代是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全面总结时期。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张南湖（张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首次以“豪放”“婉约”对举，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蒋雪儿），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