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在美印裔学者急了，还拼命推销“扶印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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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坦维·马丹（Tanvi Madan）

编译|张咪咪

编译审核| 胡可怡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 |江怡 陈珏可

编者按

本文编译自2026 年 2 月 17 日美籍印裔学者坦维·马 丹 （ Tanvi Madan ） 在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听证会上的专家证词。其核心观点有三：第一，2020 年边境危机后，印度对华认知发生结构性转变，中国从有助于印度实现安全、发展与国际地位目标的合作伙伴，逐渐被视为主要挑战。第二，中印恢复部分接触更多是“战术性缓和”，而不是战略性转向。第三，印度难以单独应对中国，需通过深化与美国及其盟友合作弥补能力不足，而美国若希望维持对华竞争，也需继续扶持印度。结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新态势，这份证词的现实用意在于继续推销“扶印制华”“美印深度绑定”的性价比，并隐晦警告：若特朗普以交易主义方式对印极限施压，可能将印度推向中俄一侧。值得注意的是， 2025 年 10 月，美印战略合作的重要推动者、美籍印裔学者中的“教父级”人物阿什利·泰利斯（ Ashley J. Tellis ）因涉密问题被 FBI 逮捕，这一事件在华盛顿政策圈引发不小震动，也让部分印裔学者急于加倍自证自身以往“推动印度反华”的工作成果与“忠诚立场”。然而，这类论述越是强调印度能够“制衡中国”，就越迎合美方将印度工具化的倾向，将印度牢牢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使之既无法获得美国过去那种“不求回报”的扶持，又会面临丧失自身战略自主空间的风险。总而言之，坦维·马丹的证词既是对美印关系的辩护，也折射出印裔精英在华盛顿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后的防御性姿态。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以供读者批判参考。

坦维·马丹在发言现场。图源：布鲁金斯学会

委员会联合主席布兰兹（Hal Brands）与斯蒂弗斯（Jonathan N. Stivers）、各位委员及工作人员，非常感谢诸位邀请我，就印度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及其应对中国实力崛起的相关问题作证。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印度看待世界的核心视角之一。过去十五年，中印竞争不断加剧，尤其是2020年中印边境危机后，这一倾向更为突出。

这带来了多重影响：其一，改变了印度的对华认知，中印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的摩擦相互交织叠加，重塑了中印关系中合作与竞争的平衡格局；其二，影响了印度的国内政策制定，尤其推动印度在经济与科技领域针对性实施对华“去风险”举措；其三，塑造了印度对各类国际行为体、各功能领域以及地区和全球议题的认知与应对策略，进而进一步影响其对美政策，推动印美伙伴关系持续深化。

本次证词将阐明，这两个亚洲大国正开始重新接触，但此举更多是战术性缓和，而非战略性转向。印度与其最大邻国的结构性竞争依然存在。不过，美国对华及对印政策的调整，将影响印度对华恢复接触的程度以及印度与美国的结盟倾向，这两点均会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及全球的利益产生影响。

一、以中国为棱镜

过去二十年，印度决策者对中国的定位已然转变：中国从助力印度实现安全、繁荣、国际地位与战略自主目标的一方，逐渐成为其达成这些目标的阻碍。此前，印方认为中印合作可推动中方维护边境稳定、约束巴基斯坦的强硬姿态，进而缓解自身安全担忧，如今这一认知已被“中国是印度重大不安全来源”的判断取代。印度决策者曾将对华经济科技合作视作机遇，如今则更多视其为软肋；曾相信中国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地区与全球影响力，如今却认为中方在掣肘印度于亚洲及国际舞台的地位与利益；曾认为中国能拓宽印度的决策空间，如今则将其视为制约印度战略自主的主要因素。

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边界争端——这一问题至今仍处于中印竞争关系的核心。自2012年以来，印度多次指责中国“违反既有协议”，“单方面试图改变两国尚未划定边界的现状”，先后引发2013年、2014年的边境对峙，2017年的洞朗对峙以及2020年的致命军事冲突。这些事件也推动印度调整在东海、南海和台海问题上的立场，使其更愿意公开“对相关事态的发展表达关切”。

2020年的边境危机叠加新冠疫情冲击，改变了印度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格局。相关事态强化了这样一种判断：印度面临的“中国挑战”比此前许多人所认为的更加紧迫且更为严峻。同时，这些事件削弱了另一种长期存在的论点，即认为通过边境协议以及更广泛的合作——尤其是经济接触——可以对中国形成约束，并缓和政治紧张。与此同时，也动摇了一种政策主张的基础：即印度应在能力建设和对外伙伴关系拓展上保持克制，尤其在深化印美合作方面保持审慎，以避免刺激中国。

印度国内对中国的高度威胁认知以及对中方是否会履行双边承诺的极低信任度，至今仍未改变。过去三十年来，中印实力差距持续扩大，并明显向中国一侧倾斜，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安全焦虑。尽管双方已宣布在2020年发生对峙的相关地点脱离接触，但印度国防参谋长仍将中印边境争端视为印度面临的首要安全挑战。当前印度国内占主导的态度依然是：“不轻信，但持续核查（don’t trust，keep verifying）”。因此，今日印度国内的争论焦点已不再是“中国是否构成威胁”，而是这一挑战的紧迫程度，是否应重新与中国接触、接触到何种程度，以及这种接触是否能够产生实际效果。

除边境问题外，中印之间仍存在多项突出分歧：一是“藏独”势力在印度境内活动问题；二是围绕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的领土地位争议。三是双方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问题上存在分歧。该河发源于中国，流经印度和孟加拉国，印度担忧中方在上游建坝、调引河水，影响印度的用水权益，同时对边境危机期间中方暂停水文数据共享等事项心存忧虑。

中印双边经贸及科技关系同样存在诸多摩擦。印度的担忧主要包括：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市场准入缺乏对等、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印度公民数据被收集和使用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此外，印度还担忧在印运营的中资企业受到中国政府影响，带来潜在安全隐患。同时，印度对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脆弱性，以及潜在的“经济胁迫”风险保持警惕。相应地，中方则对印度限制中企在印开展经济活动表示不满，尤其是自2020年以来，印官方对中资的相关限制措施明显增多。

二、亚洲格局中的中印

对华担忧同样主导印度在地区层面对华认知与策略。印度最初对“印太”概念态度谨慎，但始终将自己视为一个亚洲国家，主张以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维护稳定，认为这是保障安全、发展经济以及谋求全球“领导型大国”地位的基础。长期以来，一种普遍认知认为，中印关系既可能为地区稳定提供支撑，也可能对其造成破坏。过去，这一认知推动印度努力维持对华关系稳定，甚至在地区层面与中国开展合作。但近年来，随着双方在彼此重叠的周边地区利益与活动不断扩大，两国之间的竞争正逐渐外溢至更广泛的地区层面。

印度对中国在陆地与海洋周边，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雄心抱有明显疑虑，这种担忧也加深了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尤其对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相关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关系一直令新德里感到忧虑。印度认为，中方提升巴基斯坦常规及核能力，并为巴境内针对印度的恐怖组织提供外交庇护，其目的在于牵制印度。近年来，中巴防务安全合作持续深化，经济联系也不断加强，其中包括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巴经济走廊合作——而该走廊的一些项目位于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之上。

除中巴关系之外，印度亦对中国在其各个邻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保持警惕。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与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经济往来，同时，同这些国家的外交、防务与安全领域联系也不断深化。事实上，南亚已成为中国国防出口的最大目的地。

上述安全与经济关联，使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印度认为，中方并未尊重印方在该地区的敏感关切，反而凭借自身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力，试图实现以下目标：一是推进自身倡议与利益，例如近期推动多个南亚国家公开表态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制约印度在地区层面的活动与影响力；三是影响南亚国家的政治走向与外交选择，包括影响这些国家与美国等合作伙伴的关系立场。

中国在印度“延伸周边”区域（extended neighborhood）不断扩大的利益与存在，同样引发印度关切。中国在中东、非洲经济利益扩大，海军能力稳步提升。为应对非国家行为体、地区危机或未来封锁等脆弱性风险，中国海军不断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明显增多，同时在港口建设与使用布局方面也不断加强。中方一系列举措令印方感到不安，包括：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强化巴基斯坦海军能力、援引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叙事、对相关海域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常态化潜艇部署、扩大与地区国家及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以及频繁派遣海洋勘测船只——在印方看来，这类船只实际承担着侦察任务。印度前海军参谋长曾直言，印度不希望中方“将在南海的活动模式复制到印度洋地区”。

基于上述种种担忧，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保持怀疑态度。在新德里看来，无论该倡议是否出于战略意图，它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战略影响。印度认为，“一带一路”更像是由国家主导，而非真正的区域性合作倡议，其推进逻辑也更多体现为供给驱动，而非需求驱动。2017年，印度拒绝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发布的官方声明，实际上已阐明其持反对态度的核心理由。该声明强调，互联互通项目应建立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商共建、良政治理、公开透明、具备可行性与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且不应加剧zhai务负担或引发战略竞争。这一表述被普遍解读为影射“一带一路”倡议“未能达到上述标准”。除“一带一路”外，印度对中国绕开印度、单独召集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的做法也保持警惕，其中包括中国与南亚邻国建立的定期对话机制，以及每年举办的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China-Indian Ocean Regional Forum）。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警惕，折射出更为深层的战略忧虑：担心中方可能意在构建一个由其主导规则的“单极亚洲”秩序。与此相对，印度主张打造“多极亚洲”，希望各国能拥有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同时，印度也在逐步与中方提出的“亚洲人的亚洲”理念保持距离。印度外长苏杰生曾指出：“狭隘的亚洲沙文主义，实则损害亚洲的整体利益。”

此外，在亚洲事务中，中印双方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角色定位也存在显著分歧。印度总理莫迪强调，美国是印太地区的“常驻力量”（resident power），而非外部介入者。近年来，印度在立场上与中国渐行渐远，不仅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得以延续，甚至支持其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印度积极加强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在其“直接周边”（immediate neighborhood）南亚以及“延伸周边”中东、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推进外交与战略布局，以期在地区影响力竞争中形成对中国的对冲。

三、全球舞台上的中印竞争

全球舞台上，印度对华认知也已逐步转向竞争导向。过去，中印曾在贸易、气候变化、网络治理等多边谈判中开展协作，并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相互配合。同时，在认为西方长期忽视印方诉求与利益、希望拓展外交空间的背景下，印度也曾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共同参与一系列非西方多边机制，包括俄印中（RIC）三方机制、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以及后续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中方同样从中印合作中看到了维护和推动自身全球利益的契机。例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方将印度视为重要的协作伙伴；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印度一度阻止达成共识，使得西方的批评焦点集中在印度，而非中国。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两大能源消费国，中印也曾开展相关合作项目，并探讨建立亚洲能源买方联盟，以提升在与能源生产国博弈中的议价能力。

近年来，中印之间的分歧已明显多于合作，印度在部分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转变。在网络治理领域，印度逐渐从支持以政府间协商为主的多边模式，转向更倾向于接受由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框架。在贸易领域，印度则日益将中国视为问题的重要来源：一方面，中国对印出口增长加剧了印度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印度认为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方国家采取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2019年，印度最终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印度内政部长当时表示，加入该协定可能“为中国商品进入印度打开闸门”，印度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免受潜在的不利影响。

如今，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印度也日益认为中国与其立场不再一致，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发展形成制约。印度一贯主张世界多极化，并认为没有多极亚洲，全球多极化便无从实现。同时，印度倡导推动“改革的多边主义”（reformed multilateralism），希望现有国际机制在成员结构和议程设置上，能够更具代表性与包容性，更好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然而，在印度看来，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更具“修正主义”倾向，并在具体事务上被视为阻碍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印度也担忧中国通过扩员等方式，削弱或稀释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以及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同时，印度对中国试图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推广自身秩序理念与标准的做法保持高度警惕，印度均未对这些倡议予以支持。上述种种因素，也使得印度对建立金砖国家共同货币的设想持保留态度，其核心顾虑在于，认为这一机制很可能会由中国主导。

印度同样无意参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相关举措，即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转变为“反西方平台”，或是构建一个更广泛的“反西方阵营”。这一立场也解释了为何印度在2025年9月拒绝了中俄提出重启俄印中三边机制的呼吁，以及为何莫迪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结束后未出席中方在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此外，在巴西主办、旨在讨论美国关税问题的紧急线上金砖峰会上，莫迪并未亲自参会，而是由印度外交部长代为出席。

但并不意味着印度将退出上述多边机制。即便双边关系紧张，这些平台仍为中印之间保持接触与沟通提供了重要渠道。此外，印度也不愿因自身退出而留下战略真空，任由中方填补。

与此同时，印度也越来越积极地以独立姿态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具体而言，印度在非洲、拉丁美洲及太平洋岛国等地区深化外交、防务、经济、文化以及人文交流联系，定期主办“全球南方峰会”，在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平台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声，推动非洲联盟加入G20。印度总理莫迪也亲自参加了由南非主办的峰会，而中美领导人均未出席。

印度还积极参与各类“小多边”机制，其中部分机制的设计初衷，正是为了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抵消中国的优势。同时，印度主动与中国的竞争对手开展协作，试图在多边机构的领导层人事安排与议程设置上施加影响，以此平衡中国的话语权。据报道，印度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中阻止中国为其全球安全倡议争取背书，并反对将对奥库斯（AUKUS）的批评纳入相关议程。

在全球层面，中印竞争呈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印度强调自身民主制度，将其视为成为可信技术伙伴、吸引安全投资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中方部分评论则突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优势，并对印度民主政治中存在的混乱与低效问题提出批评。这种竞争同样延伸至“全球南方”地区。印度试图向该地区论证，自身发展路径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并能提供不同于中国的替代性选择，例如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信领域的开放式无线接入网（Open RAN）等方面。此外，中印双方的竞争还延伸到文化与精神层面，两国均在不断强化自身与佛教传统之间的历史关联。

四、选择性重启接触

尽管中印关系的整体态势已转向竞争，但双方的接触与互动并未中断。印度仍坚持威慑与对话并行，致力于防止危机升级、管控中印边界问题。同时，中国仍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其提升制造业能力、承接“中国+1”产业多元化布局过程中所需工业投入与技术的重要来源。在全球层面，中印在若干议题上亦存在共识：双方均高度强调国家主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同时共同反对西方单边制裁，并支持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推动本币结算贸易。

2024年10月，中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稳定双边关系、为关系发展设定底线。中印领导人时隔五年实现会晤，两国同时宣布在边境地区完成脱离接触，这是推动关系恢复正常化的重要一步。此后，莫迪赴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方领导人预计将在印度主办金砖国家峰会期间访问印度。与此同时，中印已重启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并开展多轮部长级及高级官员层级的外交磋商。两国还逐步恢复政治和民间交流，重启直航。印度恢复对华游客发放签证，中方也重新开放印度香客赴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朝圣的通道。此外，印度还邀请中国参加2026年2月举行的人工智能影响峰会（AI Impact Summit）。在经贸领域，中印也出现了有限度的重新接触迹象，例如印度商界人士访华，以及中国自印度进口商品的增加。

早在2024年春夏之际，双方均存在缓和双边关系的现实动因。对印度而言，首先是希望避免边境局势再次升级，同时也需要时间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巩固对外伙伴关系。此外，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全球性危机带来的战略、经济及军事供应链冲击，也使印度面临较大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下一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走向仍存不确定性，而印度部分伙伴国家加强对华接触的趋势，也引发印方对自身战略处境趋于不利的担忧。此外，印度国内也出现重新与中国开展经济接触的呼声，其中亦包含部分美国企业的相关倡议。

中方同样存在缓和关系的现实动因。当时，中国面临多方面战略与经济压力，包括经济增长放缓、美国持续施压、欧洲对其“援俄立场”的质疑，以及西方限制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张的举措。在此背景下，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有利于稳定中国周边战略环境，为中国进入“全球南方”最大市场、扩大对印投资与出口创造空间；同时也能推动印度在地区层面采取更为谨慎的姿态，并在全球层面争取印度的合作，或至少降低其对中国利益的对抗性。更为重要的是，这有助于阻止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不断深化双边关系。

在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印度的重要性并不及印度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中方长期将美国、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置于更优先的战略位置。不过，中国如今明显比过去更加关注印度，这一方面源于印度自身实力与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往往从对美关系的角度看待印度，并对美印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保持警惕。长期以来，中国国内一直存在关于印度“战略自主”在多大程度上会制约美印关系发展的讨论。当前，在印美关系出现摩擦的背景下，中方或许看到了一定机会，试图从中制造变数，强化印度国内“疑美派”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再次重申了其在2018年提出的“龙象共舞”倡议。

不过，从整体战略判断来看，中国仍认为印度正在挤压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空间。中国对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不断拓展的伙伴关系在广度与深度上保持警惕。印度不仅巩固了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传统伙伴的关系，还与菲律宾建立了新的防务合作，并努力修复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同时，中国也持续关注印度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不断深化的伙伴关系，包括通过重新活跃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开展合作——在中国看来，这些安排均属于美国“围堵战略”的组成部分。此外，印度还在全球层面与这些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加拿大、英国等开展合作，并积极利用这些国家的对华疑虑及“去风险化”政策取向，提升自身战略与经济能力。

印度对华担忧并未消失，因此，中印关系的重新接触始终存在明显限制。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的部署尚未恢复至2020年边境危机前的状态。印度对中国宣布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建设大型水坝工程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对下游的印度造成不利影响。双方在中印东段争议区、台海局势等个别议题上也出现数次言辞交锋。

印度的对华贸易逆差仍在持续扩大，同时在放宽中企在印经营限制的问题上仍持谨慎立场，这在技术领域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中国也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利用印度对华依赖施加影响，制约印度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发展的意愿。例如，中方曾限制稀土永磁体、化肥等关键产品对印出口，并对一家德国企业在中国生产、原计划供应印度的隧道掘进机（TBM）交付设置障碍。此外，在部分技术向印度转移以及中国技术专家赴跨国公司在印工厂提供技术支持等方面，也出现了相应限制。

2025年5月印巴军事冲突期间，中国在外交与军事层面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支持。印度则明确表示，将继续深化印太地区伙伴关系、争取更大的地区影响力，在与东亚及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峰会交往中，印度多次重申其立场，即反对在南海和东海“通过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

这种持续存在的竞争意识，加之印度认识到中印实力差距使其难以单独行动，意味着印度仍将继续深化各类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与美国的合作。

五、美国在印度对华战略中的角色

过去二十五年间，印度在推进经济与科技转型、拓展多元化伙伴网络、提升地区及全球影响力的过程中，始终将美国视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伙伴。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决策者普遍将美国视为应对“中国挑战”的关键依托：在中印关系紧张时期，美国是印度可争取的支持力量；在能力建设方面，美国为印度提供助力；同时，美国还帮助印度加强与美盟友的联系，为印度在印太地区提供替代中国倡议的合作选项，并在地区塑造更有利于印度的力量与影响力格局，推动多极化的亚洲秩序。

因此，印度对美国拉拢自身成为印太合作伙伴的回应较以往更为积极。印度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使得美国在防务、经济安全与技术等领域对印合作意愿明显增强。至少在2024年之前，在美国以对华竞争为核心的战略考量下，印度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印度同样意识到，这一格局也促使美方在处理美印分歧时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这些分歧既包括双方各自与对方的对手，例如，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等第三方开展合作时的立场差异，也涵盖美印在南亚地区政策上的不同取向，例如在孟加拉国问题上的分歧。

印度将中国视为挑战，并意识到中印在综合实力上存在差距，这使新德里更愿意管控美印分歧，并在其他方面调整政策，例如，印度更加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合作倡议，未来还可能包括“硅和平”倡议（Pax Silica）；同时，印度更主动加入诸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小多边合作框架，并逐步为这些机制注入更为明确的安全合作内容。在科技领域，印度的政策选择亦与西方伙伴趋于协调。

印度也一改以往“域外势力不得介入印度洋地区”的立场，转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例如，印度对2020年美国与马尔代夫达成的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不反对AUKUS，还为英国与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达成协议提供便利，以确保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得以延续，甚至参与了从迪戈加西亚基地发起的联合军演。

尽管印度认识到，需与美国等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协作以制衡中国，但印度国内对于印美关系深化的程度与速度，仍存在争论。印度虽不会像冷战时期在美苏之间那样在中美之间实行对冲政策，但为维护自身安全与战略自主，仍可能继续采取措施避免对美过度依赖，应对美国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印度将通过提升自身能力，以及拓展其他伙伴关系实现这一目标。后者虽因中俄关系走近而变得更为复杂，但印度目前已拓展的伙伴网络涵盖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英国，以及其“延伸周边”地区（东南亚、西亚）、欧洲和“全球南方”的多个理念相近国家。

当前，印度对美国对华及对印政策的担忧，只会进一步强化上述战略本能。近期印美在关税、巴基斯坦、俄罗斯等问题上出现摩擦，再度让印度质疑对美合作所附带的条件性。而中美接触重启，则使印度担忧中美可能形成某种战略协调甚至“G2”格局，进而削弱自身战略筹码。上述两方面因素均加深了印度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若此类担忧持续存在，可能会限制印美之间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并为中印重新接触留出更大空间。

六、政策建议

若近期美印关税相关协议得以落实并长期有效，将扫除部分合作障碍，推动两国开展关键领域合作，尽管此前关系紧张带来的影响仍将延续。过去一年的态势表明，美印伙伴关系既存在脆弱性，同时也展现出较以往更强的韧性，防务与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仍在持续推进。

为在更广范围内巩固并增强这一韧性，美印双方仍可采取多项举措。结合本次证词主题，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推动美国政府定期开展并更新对中印动态的评估，内容应包括中印重启接触的可能范围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中印可能出现的突发情景、印度可能提出的诉求以及美国的应对选项。如有可能，应与印度就上述情景及彼此预期开展沟通。

二是评估印度需具备哪些能力，才能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平衡中国、分担责任的更有效伙伴，并推动或鼓励美国盟友帮助印度建设相关能力。

三是重启或更新美印在网络防御、太空、核问题、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领域的关键对话磋商机制。

四是建立更频繁、更常态化的美印对华对话，交流看法并讨论应对方案。理想情况下，双方应在对华接触行动之前进行事先沟通、事后复盘，以缓解美印对中印关系与中美关系性质及走向的担忧。同时应鼓励开展一轨半对话，吸纳具备专业知识的非政府相关方参与。

五是开展美印关于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活动的专题对话，以提升双方协作效率与协同水平，避免资源紧张背景下重复投入，协调美印两国在该地区的政策与行动。

六是在重要地区及全球峰会、关键国际组织（包括标准制定机构）领导人选举之前，开展双边或四边机制（Quad）磋商。

七是在安全、经济安全与技术领域，从规模和质量两方面提升Quad机制的合作水平。可包括对关键领域（如关键矿产、医药、电池、半导体）供应链脆弱性进行排查，对具有战略影响的中国在建或拟议地区基建项目进行梳理，并识别与地区国家合作的缺口与机遇，由Quad成员国以集体、单边或双边方式共同推进。

八是推动美国国会与印度议会对口机构围绕中国及印太议题开展更频繁的交流。如可行，应加强与印度议会外事委员会的互动。同时，应鼓励美国国会议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围绕中国与印太议题开展更多赴印访问。

作者简介：坦维·马丹（Tanvi Madan），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

本文编译自2026年2月17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听证会专家证词，原文链接：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6-02/Tanvi_Madan_Testimon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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