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老朋友周作人，1937年当了汉奸，建国后被如何对待？

1939年元旦的北平，天空阴沉。苦雨斋的小院里，周作人正与友人闲谈，一声枪响划破寒气，子弹击向他的腹部，却被衣襟上的纽扣挡住了致命一击。开枪的是一名青年学生，很快消失在人群里。这一幕，多少年后仍被人反复提起：一个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显赫的作家，为何会落到“汉奸”与暗杀的境地？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位曾被视为“文化汉奸”的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被怎样安排和对待？

事情远远不止“汉奸”两个字那么简单。要理解周作人的转折，绕不开他在北大时的那段经历，也绕不开他与毛泽东之间短暂却印象深刻的相识，更绕不开卢沟桥炮火后的抉择与沉沦。

一、从北大图书馆到苦雨斋：一段不算长的“老朋友”因缘

1918年夏天，24岁的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受导师杨昌济的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份职务。每月8块钱的薪水，说不上体面，却让这位出身平凡的青年，得以站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前沿。那时的北大，自1898年以京师大学堂之名创立起，就背负着“人才辈出，共济时艰”的期待，正是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场所。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不是北大正式学生，只是馆里的一名助理，却比谁都清楚这里的珍贵。他白天整理书刊，晚上挤在微弱灯光下啃书，书架上的期刊、译著、杂文，成为他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课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周作人、鲁迅这些名字，当时已经是知识界的“明星人物”，能够见上一面，在许多青年眼里几乎像是“朝圣”。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低学历身份，并没有妨碍他进入这些人的视野。李大钊很快注意到这个爱读书的湖南青年，主动和他交谈，在了解他的兴趣和抱负之后，不但为他办理了新闻学研究会的听课证，还专门介绍他去听邵飘萍的课。按规矩，一个非北大学生能获得这样的资待遇，足见李大钊对他的器重。

在邵飘萍的课堂上，毛泽东时常提出看法，观点鲜明，甚至有点“顶牛”。有北大学生不满，质疑：“你又不是我们学校的，凭什么在这里大谈大讲？”这类话免不了带着傲慢和排斥，可邵飘萍却偏偏欣赏他，认为这种敢说敢想的劲头难能可贵。这样一来，毛泽东在北大师生中渐渐有了名气，连校长蔡元培见到他时也不吝评价：“润之，大才也。”

就在这种氛围里，周作人走进了毛泽东的视线。那时的周作人，在北大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的讲授，又是东方语言文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在学界是一位极有分量的学者。毛泽东平日里读他的文章颇多，再加上对新村运动、农村改造问题的关心，很自然地生出登门请教的想法。

1920年4月7日这天，周作人在日记上写下短短一句：“毛泽东君来访。”就是这句简单的记载，把两人在历史中的交集固定了下来。据后来回忆，那次交谈气氛颇为融洽。周作人觉得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平易近人，谈吐有礼，而毛泽东则认真听、认真问。多年以后，他还对李大钊的儿子提起此事，称赞毛泽东“很不错”。

两人的接触并不频繁，时间也不算长。随着毛泽东离京南下，投身更加直接、激烈的革命实践，这段“北大旧交”自然中断。但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对李大钊家人的照顾，以及后来让李星华、李炎华带给“毛润之”的问候，显然说明，他对当年在北大结识的这位青年，印象一直没有淡去。

从这一点看，把周作人简单归为“坏人”，显然失之粗暴。他身上既有早年投身新文化潮流时的锐气，也有文人常见的犹疑、软弱，正因为这种矛盾，才让他的后半生显得格外复杂。

二、“文化汉奸”的成因：家庭、金钱与心理防线的崩塌

谈到周作人，许多人先想到的，是他与鲁迅的决裂。兄弟不和的原因很多，但众所周知的一条，是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有关。两兄弟早年同赴日本留学，一度关系亲近，一起写作，一起讨论社会问题。后来，鲁迅为周作人介绍北大教职，又把自己用稿费买下的北京四合院留给弟弟居住，情分不可谓不深。

可矛盾就是在这种深厚基础上爆发的。家庭生活方式不同，是一个核心。鲁迅虽靠稿费为生，却处处节制，把收入用来接济亲友、支持青年；周作人同样靠写作，却在花钱上随性得多，大量稿费被妻子挥霍，还时常向朋友借钱。性格的差异，在这里暴露得格外明显。

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鲁迅，称其有“民族气节”，而这个评价对周作人则显得十分刺耳。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写下《纪念刘和珍君》，斥责血腥镇压，字里行间带着冷峻的愤怒。毛泽东读后深受触动。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妥协的姿态，与周作人在关键节点上的犹豫形成鲜明反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北平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文化人士纷纷南下，避开日军控制区。周作人也曾被劝离开这座陷落的城市，朋友们看得很清楚：留在这儿，不仅危险，迟早要面对“合作”或“拒绝”的选择。但周作人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留下。

为什么要留下？原因很现实。北平有他的房子，有鲁迅留下的宅院，有熟悉的环境。再加上他对中日战争的前景缺乏信心，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心存疑虑，这种“看不清胜负”的心理，让他倾向于守在原地，试图在夹缝里“维持生活”。有些学者归纳过，他之所以走向“汉奸”的境地，大致有三点：爱钱、不愿丢掉现有生活、对中国前途悲观，这三者交织在一起，最终压垮了他本就不够坚固的政治立场。

1938年2月，他出席日本方面主导的“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名义上这是文化界交流，实际上参与者中有伪政权教育部门的头面人物，也有新民会等亲日组织的骨干，还有日军代表。这种场合，中国人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茅盾、郁达夫、老舍等一批知名作家联名谴责，希望他悬崖勒马，可周作人并没有收手。

之后，他陆续发表一些带有亲日立场的文章，淡化侵略本质，鼓吹所谓“中日合作”。诗人艾青愤怒地写下《忏悔吧，周作人》，直言不讳地警告说：“不然，中国青年要射击你。”在艾青等人看来，一个曾经站在新文化前列的作家，转而为侵略者做文化宣传，这是对文化本身的背叛，也是对当年鲁迅、李大钊等人牺牲的践踏。

时间走到1939年元旦，暗杀发生。开枪的青年只打出一枪便逃离现场，那颗子弹被纽扣挡住，救了周作人的命。日军方面迅速展开调查、抓捕，对他加强保护，同时也把他绑得更紧。很快，他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彻底站在了汪伪政权与日军一侧。

毛泽东后来用“文化汉奸”一词评价他，其用意值得推敲。一方面，周作人并未参与军警暴行，不是拿枪屠杀同胞的刽子手；另一方面，他的文章、演说、出席活动，为侵略者涂脂抹粉，在精神层面影响民心。这种伤害看不见，却同样沉重。从民族立场而言，他的行为无疑属于变节。

然而，问题又不止于此。日军占领北平后，周作人暗中帮过一些人。比如，李大钊牺牲于1927年后，家境困难，他多次资助其遗属。当李星华、李炎华准备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时，他甚至嘱咐：“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这一句托话，多少显露出他内心尚存的情感纽带。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并非彻底泯灭良知，而是把个人安全、家庭生活放在了民族大义之前。有人为他辩解，说“不替日本人做事就可能被杀头”。这种说法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并非完全虚构，但拿来衡量一位知识分子的选择，还远远不够。鲁迅没有活到抗战爆发，否则会怎样选择，虽无法假设，但从他一贯的态度来看，怕是很难向侵略者低头。

三、从南京法庭到北京八道湾：新政权如何处置“文化汉奸”

日军投降后，1945年北平光复，清算汉奸势在必行。周作人在家中被捕，以“汉奸罪”送进北平监狱。半年后，他被押往南京，接受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审判。判决书认定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但也指出他主要担任的是文化方面的伪职，“究无重大罪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面对判决，他情绪崩溃，大哭自责。据当时的记录，他反复哀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年悔不该不随北大南迁，女人真是祸水呀，我怎么就听了夫人的话呢？”在这番懊悔中，可以听到他把责任推向妻子、推向环境，却很少真正直面自己的选择。意志薄弱，这四个字，在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准确。

1949年1月，在国共和谈的大背景下，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释放部分政治犯。1月26日，周作人出狱，在上海学生家中暂住。那一年夏天，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他又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但城市已经换了旗帜。

回到北平后，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约六千字，实质上是一份详尽的检讨与悔过，承认抗战时期的错误，希望新政权能从轻处理。这封信后来送到毛泽东案头，引起了他的回忆。毛泽东想起当年在北大见过的那位教授，对他曾为新文化运动作出的贡献也并不陌生。

在听取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后，毛泽东给出了一个很有分寸的态度：既然是“文化汉奸”，又没有直接参与杀人放火，可以保留其生命，让他用自己的学术能力做些有益的工作。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养起来”，但不是纵容，而是限度之内的利用与约束。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文化事业急需大量翻译和研究工作者。周作人被允许回到八道湾旧居，生活上得到保障，同时被安排从事翻译工作，以稿费为生。这种处理方式，既没有简单抹去他的历史污点，也没有把他彻底推向绝境，而是在“惩”与“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1951年，北京市人民法院对解放初期释放的政治犯进行梳理。周作人敏锐地意识到形势，心里再度不安，他给毛泽东写了另一封信，希望不要再把他当作“汉奸”，同时对房屋问题提出请求。对一个文人来说，“名声”二字比什么都扎心，他明白自己已经背负骂名，但仍试图挽回一点评价。

毛泽东当时没有直接回信，而是由秘书胡乔木做了书面报告。胡乔木的意见是：房屋问题可以从实际出发，另行解决；但在政治上，周作人仍应彻底认错，最好公开在报纸上悔过，这更有利于划清界限。他也提到，周作人已经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日后还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周扬等文化主管干部的想法，与此大体一致。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了两个字：“照办。”简单，却分量极重。这意味着，在新中国的制度框架下，周作人的定位被明确下来：有罪，有过，但可以在严格监管条件下发挥所长，不再像战时那样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人物。

此后，他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注于古希腊、日本古典作品的翻译。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伊索寓言》的全译本，《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等，都有他的心血。不得不说，从翻译质量和影响来说，他确实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一点连许多严厉批评他人格的人，也难以否认。

1950年代，他的稿费定为每月200元。后来因生活拮据，他又写信反映情况，待遇调整到每月400元。对于一个有名气的老学者来说，这个待遇不算奢侈，也算稳定。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他的稿费又被减半，回到每月200元。这种起伏本身，就折射出政治环境变化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同样经历了损失。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先他而去，晚年家中清冷。他在给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曾直言不讳地提到自己对收入的要求，大致意思是：像顾颉刚那样，一个月五百元较为合适，但不好张口要得太多，于是只说四百。这种略带算计又带几分无奈的语气，颇有中年文人向现实低头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写下大量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字，如《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考虑到两兄弟当年的决裂，这些文字显得格外复杂。一方面，他在文字中肯定鲁迅的才华与人格；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始终背着“亏欠”的心理，晚年也多次承认，一生最大的错误，一是和哥哥决裂，一是抗战时期做了“汉奸”。

四、功过之间：一个时代的缩影与难解的人性算账

1967年5月6日，82岁的周作人在北京去世。这一年，距离他在北大讲堂侃侃而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若把他的一生拉成一条线，很容易看到几个清晰的节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兄弟反目的撕裂，抗战时期的沦陷，新中国成立后的被宽恕与限制。这些节点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从文化贡献来看，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译介工作，推动了西方思想与文学的传入，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视野打开有实在作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些年，他翻译的古典作品，也成为许多读者接触古希腊、日本文学的重要渠道。再加上他对鲁迅的回忆与资料整理，这一块功劳，很难完全抹杀。

然而，从民族立场与政治选择来看，他在1937年之后的行为，却又实在难以辩护。出席亲日会议，担任伪职，发表吹捧文章，随汪精卫出访日本和伪满洲国，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事实。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目睹国土沦丧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说他不懂其中意义，只能说他在危险与压力面前，不愿付出代价，甚至愿意用文字为侵略者服务。

新中国对他的处理方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坚持对汉奸问题的原则立场，绝不为其行为洗白；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没有染血、确有专业能力的文化人物，又采取了有条件利用、监督使用的做法。既不把他们塑造成“功臣”，也不简单地抹除他们的专业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汉奸”四个字，是对周作人最准确的概括。他并未成为战场上的刽子手，却在精神战线的某些场合替侵略者说话，这种伤害虽然难以量化，却同样是历史不会原谅的部分。他晚年承认一生有两件大错，其中之一就是“当了汉奸”，这句话听起来不免带有自我宽解，但至少说明，他对那段经历已经无法用轻描淡写的方式遮掩。

而关于他和鲁迅的关系，回头再看，更让人唏嘘。两个出身同门的兄弟，一起留学，一起写作，一度并肩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潮头。鲁迅早逝于1936年，享年55岁，被后人尊为“民族魂”；周作人则活了82岁，却在历史叙述中常常被提及为反面例子。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个在大风浪面前步步退让，路线完全不同，结局自然也天差地别。

如果只看结果，很容易给出简单的好坏评判。但放在当时那个多重压力交织的时代，许多人的选择其实并非一念之间，而是在恐惧、私心、侥幸和现实计算夹击下，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周作人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早年曾有理想，有追求，有文人风骨的影子；中年在危局中选择了倒向侵略者；晚年又在新的政权安排下重新拿起笔，默默做起翻译。

他的一生，既不是单纯的“叛徒故事”，也不是可以被轻易洗白的“被迫无奈”。功过并存，善恶交织，既有可惜，也有自作自受。他终究没能像鲁迅、李大钊那样，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生命维护信念；却又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留下了一些不可忽略的成果。

1967年，他在北京闭上眼睛时，曾经熟悉的北大旧人多已作古，新一代的青年读者，对他“汉奸”的一面更敏感，对他“学者”的一面也有了解。关于他的讨论此后从未间断，有严厉批判的声音，也有试图为其“理解”的说法。不过，无论如何解释，那段抗战时期的选择，已经牢牢写在史册上，不会因为任何回忆或辩护而消失。

历史对人的评判，从来不只看一件事，也不只看一段时间，而是把整个人生打包起来衡量。周作人的一生，恰好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又典型的样本：早年的新文化旗手，中年的文化汉奸，晚年的翻译学者。这三种身份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本身就是一段值得反复咀嚼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