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同罪来了？从余华英案看收买者的罪与罚

先问一个问题。

余华英卖了17个孩子。那些买孩子的人呢？他们有没有罪？

1990年代，买孩子的人，基本没事。他们觉得自己在“抱养”，在“做好事”。他们说：我们对孩子很好，当亲生的养。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孩子的“恩人”。

这就是“养恩大于生恩”的逻辑。

但这个逻辑，是错的。

陈丙连的小儿子被拐后，买他的人是谁？不知道。但那个人一定觉得自己是在“领养”一个没人要的孩子。他可能对孩子很好，给他吃穿，供他上学。但他不知道，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正在全国找他；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已经死在了找他的路上。

杨妞花的买家，是个聋哑人。他花了2500块买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他对她怎么样？收养她的奶奶一开始挺好，后来发现她对小时候还有记忆，就开始防着她，处处防备。为什么？因为怕她跑掉。怕她找回去。怕她发现那个买她的家庭，根本不是她真正的家。

这就是“养恩”的真相。它不是纯粹的善意，它是建立在罪恶之上的“恩情”。没有余华英的拐卖，就没有这个“恩情”。没有那个被拐的孩子，就没有这个“家”。

谌江海的买家，对他“挺好”。但这个“挺好”的背后，是什么？是他被拐的时候5岁，他想找亲生父母，想了几十年。他把这个想法写在日记里，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说出来就是“背叛养恩”。养家对他再好，他也忘不了那个真正的家。

“养恩大于生恩”，这话听着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

生恩是什么？是十月怀胎，是日夜照顾，是孩子丢了之后找一辈子。罗兴珍在客运站修鞋30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等孩子回来。陈丙连的丈夫死在找孩子的路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见小儿子一面。杨妞花的父母两年内相继离世，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孩子丢了，活不下去了。

这叫生恩。它不一定比养恩“大”，但它不能被否定。

那些买家，他们觉得自己给了孩子一个家。但他们没有想过：这个孩子本来有自己的家。

2025年，余华英被执行死刑。但那些买家呢？有几个被追责了？有几个被判刑了？有几个被曝光了？

“买卖同罪”，说了很多年。但现实中，买家往往被放过。因为他们有“养恩”这块挡箭牌。他们说自己对孩子好，说孩子现在过得不错，说孩子不愿意追究。他们用孩子的现状，来掩盖当初的罪恶。

但现状好，就能抵消罪恶吗？

杨妞花被卖到河北邯郸，买家对她“挺好”。但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她被迫离开亲生父母，被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长大，被迫接受一个不是自己家的人当“爸爸”。她26年后回来，只见到两座坟。这叫“挺好”吗？

谌江海被一包山楂片骗走，买家对他“挺好”。但他想了亲生父母30年。他把这个想法写在日记里，偷偷哭过多少次，没人知道。这叫“挺好”吗？

那些被拐的孩子，不管买家对他们多好，他们都有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缺口。那个缺口，叫“亲生父母”。那个缺口，叫“家”。

余华英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这说明什么？说明国家对拐卖犯罪的打击，正在从“只抓卖方”走向“买卖同罪”。

法院说了一句话：“余华英的伏法，是‘天下无拐’征程上的重要一步，却远非终点。”

远非终点。因为那些买家，还没有被彻底清算。

“养恩大于生恩”，这个逻辑，该被打破了。

不是否定买家对孩子的感情。但这份感情，不能成为洗白的理由。不能因为“对孩子好”，就原谅他们参与了这场罪恶。

余华英卖了17个孩子。没有那些买家，她卖不掉。没有那些买家，她不会流窜作案10年。没有那些买家，那些孩子不会被拐走。

买卖同罪。买的人，和卖的人，一样有罪。

这不是为了惩罚，这是为了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