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

创作是产生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唯一形式和基础，而创作又是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用户通过输入富有个性化特征和实质性智力创造的提示词，使其获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

文｜冯晓青

ID | BMR2004

当前，随着第四次信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日益普及，对现行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挑战。仅就版权制度而言，由于人们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而这些内容和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在外观上并无实质性差别，这就提出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应当受到版权保护，以及在可以获得版权保护前提下的权利归属问题。鉴于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理论研究中存在分歧，本文拟进行专门探讨，希冀对于完善我国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制度有所裨益。

0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版权客体中的地位

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涉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纠纷看，认可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智力成果属性，进而承认其获得版权保护地位。

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版权客体中的地位，需要立足于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品要件的规定，进而判定其是否可以受版权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这一概念明确了版权客体与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界分，即应当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同时，其要求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具有独创性，而这与其他知识产权法律要求也不同。“以一定形式表现”，不仅意味着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应当通过某种客观的形式被人们所感知，而且明确了作品需要有一定客观形式体现，否则停留在人们观念中的灵感、思想受版权保护不具有可操作性。至于“智力成果”则体现了作品的本质法律属性。

对照上述作品构成要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以及“一定方式表现”没有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文生图、文生视频等版权纠纷案件。基于此，以下仅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和智力成果两个要件加以探讨。

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独创性问题而言，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多认可其满足独创性标准。例如，知识产权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独创性遵从客观主义标准，只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外观上和自然人创作的作品无异，就满足独创性要件。司法观点也认为，如果人们将人工智能绘图作为创作工具并体现自然人独创性的智力投入，就不能因为属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而不受版权保护。

智力成果属性是知识产权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界分的重要标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属于智力成果，尽管在理论上存在一定争议，但主流观点倾向于作肯定回答。笔者认为，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场景下，所生成的内容是“人机结合”的产物，尽管其与单纯由自然人创作完成不同，但最终生成的内容始终是在人的控制和意旨之下，并包含了人的选择、判断、思想呈现，因而在实质上体现了人的智力性投入。反过来说，离开人的干预、控制和引导而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其由于缺乏人的智力性投入而被排除出版权客体的范畴。

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涉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纠纷看，也认可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智力成果属性，进而承认其获得版权保护地位。例如，在我国“AI绘画”第一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民事判决中，北京互联网法院结合原告对涉案图片的构思与对图片的选择过程，认定涉案图片包含了原告的智力投入，属于智力成果。该案的裁判法理是，只要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体现了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就可以成为版权客体。但也应指出，司法实践中同时认为，并非所有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都具有“智力成果”的属性。在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4) 苏0582民初9015号民事判决案件中，法院认定涉案三张蝴蝶椅图片属于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的内容，对于主要由人工智能绘图软件自动生成的内容，不宜认定为构成作品。

0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利归属的可能形态

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无论是从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的观点看，一般都要排除人工智能模型本身作为版权主体。

在《著作权法》理论上，版权归属指的是谁是版权人。版权归属和受版权保护作品作者并非同一概念，因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版权属于创作该作品的作者，但版权不属于作者的情况也很普遍。特别是在当代，版权保护有从保护作者到保护投资者的倾向，这反映了版权保护价值取向的嬗变，旨在更好地调整围绕作品产生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平衡。

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无论是从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的观点看，一般都要排除人工智能模型本身作为版权主体。这是因为，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应当是能够具有独立的意志并能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实体。人工智能模型缺乏独立的意志，赋予其一定权利和义务也没有实际意义。前述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即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本质上是人们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该创作过程体现了自然人的智力投入而不是人工智能模型。当然，从域外立法看，沙特等个别国家通过立法赋予了人工智能本身以“电子人”身份。未来随着强人工智能的出现，是否需要重构现行相关法理和权利主体制度，值得进一步研究。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主体可以考虑的还有人工智能模型设计者和数据训练者、人工智能模型投资者、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运用人工智能服务平台、通过输入提示词和调整参数、引导人工智能输出最终结果的用户。

就人工智能模型设计者和数据训练者而言，其主要利用算法、算力和数据，基于海量数据进行预训练和训练，直至产生满意效果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平台。人工智能模型设计者和数据训练者（特别是后者）需要利用受版权保护作品，这涉及是否需要获得版权人授权以及支付费用等问题。在此需要探讨的是，这类主体可否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主体。笔者对此表示否定，因为其同样缺乏对特定生成内容的创作意图，也没有参与由用户操作的人工智能内容的生成过程，更遑论预设未来生成的内容。这与知网一类数据库完全不同，数据库设计者完全可以预设通过关键词、篇名、作者等方式查询获取的特定结果。本质上，人工智能模型设计者和数据训练者可以被视为创作工具的制造者和训练者。此外，这类主体通过相关合同已经实现了相应对价，确认其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享有版权不符合利益平衡原则，也不利于用户利用人工智能平台获取知识、信息、思想的目的，最终不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人工智能模型投资者不宜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主体，其理由和前述人工智能模型设计者和数据训练者类似，因为其通过与开发者、所有者等的协议实现自身投资利益，无须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分一杯羹”，其同样不存在享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的主观愿望，更没有参与人工智能内容输出的过程。

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所有者和经营者也不宜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主体。从实践看，像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通过标准化协议形式，并不希望对用户利用其平台生成的内容主张版权或其他权利；同时，为规避法律风险，也明确对用户利用生成内容产生的法律风险免责。本质上，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所有者是法律上的所有人，经营者则是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主体，其主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缺乏法理和现实依据。

排除上述可能的主体后，剩下的则主要是操作人工智能、利用人工智能输出内容的用户。笔者以为，用户主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更合理。

还需要指出，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问题，也有一种观点主张不属于任何主体，而应当视为进入公共领域，以便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大大增加人类公共知识的存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规定进入公共领域会“倒逼”用户混淆自然人创作和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从根本上危及现行版权制度。而且，实践中还广泛存在自然人作品和人工智能平台结合的作品，如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润饰和加工，这种情况显然也不宜视为公共领域。

03

用户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主体的合理性

提示词系列本身可以成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他人如果照搬用户公开的提示词，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就存在对该用户的版权侵权风险。

前面仅从“排除法”的角度指出用户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主体的合理性。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其缘由所在。笔者认为，可以从用户输入提示词的法律属性、用户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作出了独创性贡献等方面加以考量。

（一）使用者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方面的作用：提示词输入的法律属性

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运行的模式看，主要是用户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平台，通过输入提示词（prompt）、设置相关参数，并根据初步输出的结果不断进行调试，直至最终输出其满意或者比较满意的内容。表面上看，用户输入提示词与反复调试行为，与本文探讨的用户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主张版权不相关。实际上，确认用户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享有版权，需要明确用户输入提示词的性质，尤其是明确以提示词输入和调整为主线的用户行为能否界定为实质性的智力创造以及个性化表达行为。如果用户输入提示词的行为不能体现其创作性质，其主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也就相应地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笔者认为，从《著作权法》意义看，用户输入的提示词，无非具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提示词过于简单，等同于《著作权法》中不受版权保护的“思想”的范畴；二是提示词不属于“思想”范畴，而是具有一定的智力创造性和用户个性化表达成分，这使得提示词具有受版权保护的“表达”的属性。

在实践中，两种情况都非常普遍。例如，就前者而言，用户打开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后，仅输入“请帮我写一首类似白居易的诗”或者“请帮我写一篇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不少于1000字的文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通过人工智能表述一种特定作品的创作愿望、意图和创作思想，对于提示词本身，用户谈不上什么智力创造性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提示词不存在版权。

2025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上海首例涉及人工智能提示词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就体现了这一观点，该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就后者而言，由于用户对人工智能输出内容有一定的要求和期望，在很多情况下其也会通过多次输入和调试，必要时还要采取设置参数和反向排除等方式进行“人机对话”。

但越是专业性问题，在提示词输入方面对于用户专业知识的要求越高。在上述情况下，用户输入和调试提示词的行为实质上已构成智力创造行为，并且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化表达成分。此时，提示词系列本身可以成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他人如果照搬用户公开的提示词，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就存在对该用户的版权侵权风险。

如在上述上海案中，法院就强调提示词是否满足《著作权法》中独创性的条件，需要重点关注用户对于提示词的设计与调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智力创造，并体现出个性化表达”，认为那些表达富有创意、设计独特的提示词，体现了用户个性化选择、取舍和安排，反映了其独特的审美意蕴或创意表达，能够体现其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投入，进而受到版权保护。当然，如前所述，用户输入提示词的独创性及其受版权保护，并不等同于用户对输入提示词驱动人工智能所产生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享有版权，还必须明确用户是否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实质性贡献。

（二）用户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独创性贡献与提示词独创性的关联性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学界和实务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属性、权利限制甚至侵权责任都有不少探讨。但是，关于用户输入提示词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关联性则较少受到关注。令人欣慰的是，司法实践已走在前面，认可用户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主张版权需要证明输入提示词行为具有实质性智力创造性，如果缺乏这种创造性，就相应地缺乏主张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例如，在前述张家港案中，法院认为对于人工智能文生图软件，用户起初输入简单的提示词，尚不能体现用户对涉案图形的充分独创性。法院主张，需要“对创作过程形成的原始记录对使用者有无进行审美选择和个性化判断进行认定”。

总结以上观点，正是用户输入提示词本身的独创性，决定了其主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的正当性基础。如果提示词本身缺乏独创性，纵使根据提示词输出的内容本身因不存在和前作品实质性相似之处而具有独创性，用户依然不能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主体。

关键在于，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创作是产生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唯一形式和基础，而创作又是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用户通过输入富有个性化特征和实质性智力创造的提示词，使其获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这也说明，在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保护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没有被动摇，我们需要做的是以开放包容态度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及其产业化对现行版权制度的挑战，并在动态变革中实现版权制度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