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从盛宣怀的实业到载涛的军改，晚清自救的浮光掠影

这里汇聚了一组晚清重臣的肖像与瞬间，从实业先锋到治水能臣，从外交巨擘到末路英雄。他们或身着顶戴花翎，或换上西式军服，在帝国的黄昏时分，各自肩负着“自强”“求富”或“救亡”的使命。

这张照片是晚清重臣盛宣怀的官方肖像照，照片上的题字清晰地标明：“大清国钦差商务大臣太子少保工部左侍郎盛宣怀赠”。

盛宣怀是清末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盛宣怀的一生充满争议。他既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功臣，也因在“铁路国有”政策中扮演的角色，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成为了清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被视为“误国首恶”，仓皇逃往日本。

这张照片中的人是晚清名臣张曜，拍摄于他担任新疆哈密镇长官期间，而他正是《老残游记》中那位治水的山东巡抚“庄宫保”的原型。

照片中的张曜身着清代官员的常服，头戴暖帽，神态沉稳。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役中，他作为“嵩武军”的统帅，驻守哈密，屯田垦荒，为大军提供了数万石军粮，是收复新疆的关键功臣之一。

1886年，张曜调任山东巡抚。他在任期间，将治理黄河作为首要政务，一年中近三百天都在治黄工地上，最终因积劳成疾，于1891年病逝于防汛任上，被山东百姓尊为“黄河大王”。

这张照片拍摄于1896年，记录了晚清重臣李鸿章作为大清国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在访问欧美期间的一个瞬间。

画面右侧马车上的老者正是李鸿章。他身着传统的清代官服，神态沉稳。此时他已74岁高龄，却肩负着“联俄制日”、考察西方的重任。

在马车左侧，几位身着清代官服、头戴暖帽的男子是李鸿章的随行官员，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李经方、李经述，以及一等参赞罗丰禄等核心幕僚，旁边，大量身着西装、头戴礼帽的欧洲民众和官员在围观。他们的好奇注视这位来自东方的“铁血宰相”。

1896年8月16日，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位于霍瓦登的乡间宅邸。两位代表着东西方的重要政治家正相对而坐，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

左侧是73岁的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他身着传统丝质长袍马褂，头戴暖帽，胸前佩戴着一枚醒目的勋章（即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维多利亚头等大十字宝星”），银白的长须垂落胸前。他的坐姿端正，双手轻置于膝上，神情沉稳。

右侧是87岁高龄的英国前首相威廉·格莱斯顿。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燕尾服，内搭白色衬衫，手持手杖，双腿交叠，神态轻松而睿智。作为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领袖，他是当时西方政坛德高望重的元老。

这张照片是李鸿章1896年环球访问行程中的重要一站。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身份，先赴俄国参加沙皇加冕典礼，随后顺访德、荷、比、法、英、美等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

在英国期间，他专程前往霍瓦登拜访了退休的前首相格莱斯顿。两人在书房中进行了深入交谈，话题从私人情谊延伸到中英贸易与国际局势。格莱斯顿对中国的低关税制度表示赞赏，而李鸿章则借此机会批评了列强“以重税寓制人之道”的不平等条约。这次会面被西方媒体称为“当世三杰”（俾斯麦、李鸿章、格莱斯顿）中的两位历史性会晤。

这张照片的是唐景崧，他身着一套完整的清代冬季朝服，这身行头是清代官员在重大典礼时才会穿着的最高规格礼服。

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崧主动请缨赴越南，成功游说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归附清廷，并亲自率军取得“纸桥大捷”“临洮大捷”等胜利，因功被封为“迦春巴图鲁”，后升任福建台湾道。

1891年，他升任台湾布政使，1894年署理台湾巡抚。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悲愤交加，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建号“永清”，以示永远忠于清朝。他在就职典礼上“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这张照片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历史时刻拍摄的，记录了他临危受命、百感交集的复杂心境。

1910年，俄国圣彼得堡，站在中央、身着新式禁卫军军服的，是爱新觉罗·载涛，他是光绪帝的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当时年仅23岁，却已是“训练禁卫军大臣”，肩负着为清廷打造一支现代化御林军的重任。他身旁的两位中方官员，分别是首席随员李经迈（李鸿章之子，左）和另一位核心成员良弼（右）。

这张照片是载涛率领的“陆军考察团”访问沙俄时的合影。1910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摄政王载沣派遣七弟载涛，率领一个由17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历时半年，访问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共八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