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强国，在全球变局中掌握主动权

文 ‖吕建中

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地缘博弈加剧，全球能源治理遭遇政治化、工具化、阵营化冲击，传统多边体系效能弱化，市场风险与安全风险交织上升。在此背景下，我国“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面临复杂外部环境，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既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能源强国的必然要求。我国需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通过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加快推进能源强国建设。

全球化退潮下的能源治理困境

能源地缘政治深度渗透。俄乌冲突引发能源供应链重构，欧盟对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依赖度从2022年的45%降至2024年的19%，转而加大与美国的能源贸易。能源基础设施成为地缘博弈焦点。能源出口国分化加剧，中东国家在维持石油收入的同时，加速布局氢能等新兴领域；俄罗斯则通过“向东转”战略，深化与中国、印度的能源合作。

能源“政治化”趋势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能源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能源输出国和消费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逆全球化的出现和大国竞争的加剧，使国际能源的“政治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乌克兰危机后，随着美欧对俄能源制裁的升级，近半个世纪的能源自由贸易面临终结，全球石油市场和国际能源秩序日趋割裂。

能源“工具化、武器化”现象频发。一些国家将能源作为施压手段，动辄实施能源禁运、技术封锁，导致能源安全从“市场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美国在亚太地区通过渲染“能源安全威胁”重塑区域能源合作格局，严重阻碍了全球协同治理的推进。同时，全球气候治理还面临“公共产品赤字”和“融资赤字”，各国对绿色能源的投入意愿下降，进一步延缓了转型进程。

能源“阵营化”格局凸显。“阵营化”撕裂了多边治理框架，个别国家试图构建“小圈子”式的能源联盟，将能源合作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破坏了全球能源治理的包容性，导致全球能源治理出现一定程度倒退，传统治理机构的协调效能被削弱。

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带来新的冲击。2025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呈现出向本土及西半球收缩、侧重能源主导与资源控制等特征，其能源相关的战略导向将从市场、规则、技术等多维度冲击全球能源治理。

提升全球安全与发展影响力

为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战略对话与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去政治化”，反对能源“武器化”，深化全球能源治理改革。针对现有治理机构的不足，应采取“深耕多边机制+拓展新兴平台”的双线策略，共同促进能源全球化，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首先，在传统能源领域，发挥最大进口国的规模优势，构建多元化供应体系和价格话语权。加强与OPEC+核心成员国的战略沟通，通过与主要能源出口国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优化进口结构；依托上海原油期货市场，提升人民币在能源定价中的影响力。在新能源领域，放大出口国的产业优势，推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优质产能“走出去”。同时，借助与IEA、IRENA的技术合作，提升在国际能源标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其次，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坚守负责任大国定位，在落实“双碳”目标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特别是帮助OPEC成员国等传统产油国实现能源转型，扩大治理共识，彰显引领力。依托我国在光伏、电动汽车等领域的产业优势，填补美国清洁能源退潮留下的缺口，同时指导企业多元拓展国际市场，规避单一市场风险。推动多边合作与规则共建，依托《巴黎协定》框架，联合欧盟、东盟等推进气候治理效能提升。

再次，在传统机构层面，深化与IEA的务实合作，推动其规则制定更多兼顾新兴市场需求；与OPEC及OPEC+保持常态化沟通，建立“产消对话”机制，将我国进口需求预测、储备调整等信息及时共享，参与产量协调的前期磋商，避免单边政策冲击市场。在新兴平台层面，完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制升级，依托上海合作组织设立能源转型工作组，形成传统机构与新兴平台相互补充的治理格局。

从西方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

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扮演着多元角色，既是新兴市场的引领者，也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和国际规则的重塑者。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我国需要努力成为技术标准与产业输出的主导者、国际合作网络的构建者、国内转型与全球责任的平衡者、地缘博弈与供应链安全的应对者、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为此，我国需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出更多“中国方案”，比如推动建立全球碳市场互认机制。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天然的合作伙伴。要深化与中亚、非洲等地区的能源合作，通过“南南合作 + 商业投资”模式，建立南南能源合作基金、开展技术培训，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可及性与低碳转型的双重目标，形成推动全球能源治理变革的合力。

中美欧在能源领域既有竞争更有共同利益，特别是气候变化议题仍是合作的重要抓手，而IEA正是这一合作的关键平台。我国应坚持“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原则，以IEA的能源技术合作计划为切入点，在碳减排技术研发、新能源标准对接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壁垒，既要通过双边谈判积极沟通，也要加快国内碳市场建设和产业绿色转型，提升应对能力。同时，利用中欧绿色合作平台，推动将我国新能源技术标准与IEA的技术指南对接，参与制定公平合理的碳核算规则，避免形成“阵营化”的治理格局。对美国，可在页岩油技术减排、储能技术研发等领域寻找合作点，推动治理规则更具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