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局中追问奇瑞：一家中国车企如何理解“技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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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富FORTUNE）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奇瑞完成了两项核心指标的跨越：奇瑞汽车首次实现IPO上市；奇瑞集团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从第385位跃升至第233位，一年内攀升152位，成为全球排名提升幅度最快的车企。与此同时，这家从安徽芜湖“小草房”中起步的企业，已经稳居中国乘用车出口量的头把交椅。

但在当下的宏观节点，单一的财务与规模指标已经不足以衡量一家跨国车企的真实处境。中国汽车工业正在不可逆地面临两大“不确定性”的重构：一是AI与智能化带来的底层技术重写，二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摩擦引发的市场规则重塑。

这也正是《财富》中国执行主编章劢闻在此时与奇瑞集团董事长尹同跃展开这场对话的背景。当“把车造好并卖出去”不再是唯一的竞争维度，奇瑞需要回答的问题远不止销量和排名。

资本凝视下的效率重估

成为公众公司，意味着企业运营的底层逻辑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尹同跃在访谈中坦言，上市之后，“股东很关心，社会很关心，投资人会关心这个股价的波动，你的市盈率、利润率情况”。

这种来自资本市场的日常凝视，倒逼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资源配置的颗粒度。它要求管理层不仅要懂技术，更要懂得如何“用更小的资源，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在尹同跃看来，这种外部压力并非纯粹的负担，而是让组织上下迅速达成共识的催化剂。以往在内部推行效率革命往往需要漫长的说服，而现在，投资者的目光直接让追求创新与克制浪费，成为了全员的本能行为。

从机械的确定性到AI的“不可描述”

智能化是这场对话中占据最大篇幅的议题。尹同跃保持着亲自下场测试智驾系统的习惯。在广州，他挑高峰时段实测；在北京两会之后，他让团队把车开来，自己临时换路线，“不想让他们设计我”。他对系统迭代的感受是具体的：第一次体验“中规中矩”，后来新版本“像老司机了，跟我的水平差不多”。

但体验的改善并未消解底层的技术紧迫感。他派高管团队赴美深度体验和学习特斯拉FSD和Waymo，发现“跟他们比还是有距离”，因此要求团队定期去测试，“真的要跟最极致的对手，挑战最强的对手”。这种延续自早年研发发动机时“Tear Down（拆解对比）”的务实做派，是奇瑞对标全球技术标杆的一贯方法。

更深层的挑战来自AI本身。传统汽车工程基于规则，“所有的试验结果都是可以逆向，可以追溯的”。但端到端模型引入之后，“它突然出现这个结果，中间的过程是不可描述的，甚至有可能你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对于一个以生命安全为绝对红线的行业而言，这种不可解释性构成了根本性的矛盾。奇瑞的应对策略是将安全相关的部分严格隔离，确保可追溯、可确定；对娱乐性功能则允许更激进的迭代，通过OTA升级消除Bug。尹同跃同时在探索将模型拆解成小的模块（Package），试图让每个模块“产生一个固定的输出和输入”，将不可控变为可确定。

他将汽车工业的历史归结为两个“原罪”——140多年的碳排放，以及大量的交通事故与人员伤亡。电动化解决前者，智能化解决后者。这是奇瑞在技术路线上投入资源的底层逻辑。

组织裂变：500个方向的“墙”

技术挑战之外，组织能力同样决定企业命运。尹同跃提到，特斯拉和华为给汽车行业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冲击，更是思维方式的重塑。奇瑞的应对是不断“裂变”：从智能座舱中分拆出语音、音乐、NVH（噪声、振动与声振粗糙度）等细分方向，专攻车内音响体验的“伯牙之音”因此而成立；智驾业务则分拆出“大卓智驾”。

目前，奇瑞的创新体系已经分拆为17个L1级方向、79个L2级方向、约500个L3级方向，并持续扩展。这种架构的目的是“保证它非常的灵活，就是小而灵活，不断地找到那个‘墙’，把那个‘墙’打破”。

这种技术积累正在超越汽车本身。基于造车沉淀的复杂系统能力，奇瑞正在将技术延展至墨甲机器人和农业机器人领域。“汽车产业未来可能会越做越小”，因为共享经济下买车的人可能减少，“但是我这个企业的延展的部分，还是会越做越大”。

人才策略也随之转变。过去，奇瑞把全球人才请到芜湖；现在，“我们要跟着人才走”——在北京、上海乃至海外设立研究院。过去追求高学历，现在开始招“天才”高中生，“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思维、颠覆性的思维”。

全球化3.0：要做“贡献者”

作为中国汽车出口的领军者，奇瑞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有切身感受。尹同跃的判断很直接：“过去的整车出口到现在不可持续了。”

奇瑞提出的全球化准则是“In somewhere, For somewhere, Be somewhere”——在哪里，为哪里，成为贡献当地的一份子。在访谈中，尹同跃多次提到改革开放初期外资车企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帮助。如今角色互换，“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方面，他们可能走的比我们晚，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帮助别人做转型”。他还特别指出，“欧洲是个吃汽车饭的大陆，如果我们把人家饭都吃掉了，是不对的。”

同时，奇瑞也在从单一的输出方转向消费方。尹同跃用“重集装箱出海，我们也希望重集装箱把人家的东西拉回来”来描述双向贸易的构想，“我们卖全球，我们更要买全球”。

以技术之治，对冲世界之乱

面对地缘政治摩擦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尹同跃将当下的动荡视为全球化进程中“过犹不及会出现的一些波浪”，“我不认为是会成为长期的主流”。

他给出的应对思路倾向于务实建设：“努力地做好自己，让自己有规则，让我们的规则去抵消一小部分的、不规则的这个世界。”

从追求规模到探索技术边界，从整车出口到构建全球化的共生关系，奇瑞正在进行一场制造业的系统升级。正如尹同跃在访谈最后所总结的：“我们以好的、善意的技术之治去对冲世界之乱，用中国文化背后带来的这种力量来改变一下世界。”

在这个技术加速迭代、贸易规则重构的时代，这种从一家中国车企发出的声音，其承载的命题已经远超汽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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